在許知遠采訪蔡瀾的一段對話中，蔡瀾說道，研究美食對他來說的確有逃避現實的因素。

許知遠不信邪，說，他覺得還是能（對社會）有那么一點改變的。

蔡瀾笑道，什么都改變不了，以后你就信我了。

“擺個龍門陣，只談美食，不論政治”。這是蔡瀾開通微博時的“自我定義”。

所以他對許知遠說：

“不要把包袱弄得太重，沒有必要。我要是一個人可以改變的話，我就去灑熱血，斷頭顱。我可以去。我認為有時候我沒有這個力量，改變不了。所以我就開始逃避嘍，吃吃喝喝也是一種逃避嘛。三十幾歲，我已經回來在香港，我已經明白，這個大局我改變不了。”

接下來他們的對話是這樣：

“許知遠：那這過程應該有點痛苦吧？

蔡瀾：有。但是不講了。

許知遠：我覺得應該講的，我希望您有一天寫出來，這個對下一代非常重要，對您自己也重要。西方有很強烈的自我分析的清教傳統，自我分析可能不一定解決，但也會解決一部分。

蔡瀾：解決不了。這個是我跟你最大的分別。”

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是每個人都曾面對過的重大命題。“個人似乎能改變社會”其實是種在很多人心中的一個本能，或者說天然的意識。

尤其是，當這種意識伴隨著年輕時候的荷爾蒙、天真氣，總是很容易爆發出強大的力量。

這也是為什么各個國家的政治運動、社會運動，通常都是以年輕人為主。到了三十歲以后，除了家庭和工作的牽絆，很多人的心也已經墜下去了，正如蔡瀾所說，基本上都意識到了“個人無力改變現實”的殘酷性。

蔡瀾是找到了逃避的空間，而且那個空間足夠大，但我們呢？

很多年輕人向蔡瀾提問，尋找人生的答案，其實都是找錯了。正如蔡瀾無法給許知遠一個確切的答案，他也不可能給其他年輕人更好的回答。

蔡瀾就是蔡瀾，他只是一個孤例，是他自己。

試圖改變社會，不僅危險，也是很累的。就連內心強大如魯迅、思辨清晰如胡適，也經常顯露出疲態或者“破罐子破摔”的心境。

“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的魯迅，想必也是徹底厭倦了那一切——每天寫寫寫，有用嗎？

魯迅經常產生自我質疑，從他的文章中能看出來。

第一個質疑是，那些人究竟是否值得拯救？“鐵屋中吶喊”的結果，是庸眾們對他的攻擊，抱怨他讓眾人看到了光明的世界。

第二個質疑是，對自己來說值得嗎？魯迅因為寫現實批判的雜文，耽擱了很大一部分才華，小說產量比較少。

相比其他洋洋灑灑數百萬言的作家們，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如果魯迅真的選擇“躲進小樓”，他成為第一個拿到諾獎的中國作家，幾乎是一種必然。

更可悲的是，他確實幾乎沒有改變什么。

一百年過去了，阿Q還是這個社會的基本盤。

如果魯迅遇到蔡瀾，二人恐怕要有一場激烈的爭辯。但目前來看，蔡瀾贏了。

蔡瀾其實并非精致利己主義者，他只是的確看透了；他是先經歷過政治運動，才選擇了遁入虛無。

魯迅則始終無法割舍他的“投槍”。

許知遠是一個保持了“年輕氣”的人，蔡瀾給他的回答并非“指點”，而是一種無奈的慨嘆。

這其中沒有誰有錯，每個人都在堅持自己。

選擇燃燒，沒有錯。

選擇茍且，也沒問題。

不要認為那些燃燒者是“不值得”或者“沒想通”，也不要覺得蔡瀾這樣的人是“膽小鬼”或者“縮頭烏龜”。

每個人的人生價值，是每個人自己給的。

蔡瀾的優雅之處是，他從不指點別人——你應當這么做。

所以對許知遠，他是尊重的。也許在他內心，尚存一絲悲涼的慨嘆，或者說遺憾。畢竟，“想要改變世界”的英雄夢很多人都有，而蔡瀾選擇“遁入塵世”，到底還是有無奈。

香港四大才子，每個人的價值觀和政治理念都有不同。這恰恰就是人生的豐富性。

我們最應當感到遺憾的，不是關于蔡瀾的離去，而是“四大才子”這種自由爛漫的時代已經結束。

在當下這個被權力與資本二者高度控制的時代，每個人的生活都無限趨近于同質化和無聊化，“豐富性”正在消解和退場。

蔡瀾的時代，是最好的時代；也正是最好的時代，催生了蔡瀾。

而我們，只能像牛馬一樣咀嚼著前人留下的燦爛遺產，悄悄羨慕：原來，世界還可以有那么多可能性。

我們又能給后人留下什么？

我想，我們將會是被鄙棄的一代。

許知遠：小時候看《約翰·克里斯朵夫》，非常英雄主義。這種英雄主義在您心中是什么樣的？肯定還在，不可能丟掉的。

蔡瀾：丟掉，丟掉。《戰爭與和平》怎么會記得，沒有了。年紀一大通通沒有了。而且發現不值得。

許知遠：您會覺得背叛了自己的青春嗎？

蔡瀾：沒有什么背叛，每個階段都不同，那個階段你就要經過，看你經過得高級不高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