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會址

李達是湖南零陵（今永州）人，1890年10月出生于一個佃農家庭。1913年，他從京師優級師范考取留日官費生東渡，后因病輟學回國。1917年春，他第二次東渡，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學校理科。他想學成后報效祖國，可國家戰亂頻仍，政治腐敗，民不聊生，使他深感迷茫和苦惱。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李達開始從日本報刊和書籍中接觸和學習馬克思主義。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時，他似乎看到了祖國和民族命運的轉機，于是在日本寫了《什么叫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目的》等文章，寄給上海的《國民日報》“覺悟”副刊發表。

1920年1月，李大釗首次著文呼吁創建工人階級政黨。2月中旬，李大釗在送陳獨秀離京赴上海途中又相約建黨之事。李大釗對陳獨秀說：“我著手在北京作建黨的準備，你在上海作建黨的準備吧。”

4月初，聯共（布）派魏金斯基（又譯“維經斯基”）以共產國際遠東局使者身份等來華，隨從翻譯是俄籍華人楊明齋。聯共（布）即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派）。

魏金斯基來華后，取了個中國名字“吳廷康”（一說伍廷康，筆名魏琴）。魏金斯基一行經北京大學俄籍教員柏烈偉的介紹，見先在北京會見李大釗，同李大釗討論在中國建立共產黨問題。

李大釗很高興，介紹他去上海找陳獨秀。4月下旬，魏金斯基一行便到上海與陳獨秀商量建黨事宜。在魏金斯基幫助下，1920年5月，上海社會主義者以新青年社為中心，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討論社會主義和中國社會改造等問題。

經常參加座談討論的有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邵力子、施存統、俞秀松、陳公培、陳望道、沈雁冰、戴季陶、張東蓀等人。討論中，多數人認為中國有建立共產黨的必要，應立即著手建黨。但戴季陶、張東蓀等持反對意見，不久他們便聲明退出。

李大釗和陳獨秀

6月，陳獨秀、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5人開始籌建共產黨組織。8月，李達從日本回到上海，拜訪了陳獨秀。他們雖然是第一次見面，但談得非常投機，在組織共產黨和社會革命等問題上的意見完全一致。于是，他就寄住在漁陽里2號陳獨秀寓所的亭子間。

就在這個月，陳獨秀、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時在日本）、陳公培、陳望道、沈玄廬、李達等8人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史稱“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共產黨”這個名稱，是陳獨秀征求李大釗的意見后確定的。陳獨秀向李大釗寫信詢問是否叫“社會黨”，而李大釗回信說就叫“共產黨”。

第一次會議推舉陳獨秀為書記，擬定一個類似黨綱的東西，叫“勞工專政，生產合作”，并函約各地社會主義者組織支部，同時單獨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邵力子、沈雁冰、李啟漢、趙世炎、周佛海、李季、袁振英、劉伯垂等人也陸續加入。每次開會時，魏金斯基都來參加。

11月，陳獨秀應陳炯明邀請赴廣東出任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由李漢俊代理書記，并主編《新青年》。當時黨的經費十分困難，雖然每月只用二三百元，卻也難以籌措。陳獨秀所辦的新青年書社，生意還不錯，李漢俊給陳獨秀寫信提議由新青年書社按月支二百元做黨的經費。陳復信沒有答應，而且連李漢俊主編《新青年》每月一百元的編輯費也不按期支付。

于是，李漢俊認為陳獨秀私有欲太重，兩人為此鬧起了意見。尤其是，陳獨秀、李漢俊還為黨章草案發生了嚴重分歧。陳獨秀雖然是民主斗士，但自己卻并不那么喜歡民主；相反，他那時主張共產黨集權，也就是集中。

陳獨秀寄給李漢俊的黨章草案提出黨的組織采用中央集權制，工人組織則主張產業工會。李漢俊是主張分權的，也就是民主。李漢俊認為陳獨秀的黨章草案是要實行黨的獨裁，他以“不能擁護陳獨秀獨裁”為由，根據自己的意見，也擬了一個黨章草案寄給陳獨秀，主張黨的組織采用地方分權制，工人組織則主張先組織職業工會。

李達和王會悟

陳獨秀看了非常氣憤，便一面寫信與李漢俊激烈辯論，一面寫信勸李達反對李漢俊。李達覺得，黨剛剛發起，只有那么幾個同志，就鬧起分裂來，不好。但陳獨秀是黨的主要發起人，李漢俊又是相交頗深的留日朋友，李達似乎兩邊都不好說什么，只得周旋于陳、李二人之間，竭力彌合他們之間的裂痕。

可李漢俊想不通，便不肯再當代理書記，遂把黨的名冊和文件統統交給李達，要李達做。李達自己也許并不想做，但陳獨秀不在上海，李漢俊又不干，就只好勉強接手了。于是，李達從1921年2月起擔任了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書記，集中共籌建的宣傳、組織、聯絡于一身，全面主持黨的籌建，直到一大召開。

這里，不可避免地要說到李達的夫人王會悟。王會悟小李達八歲，浙江桐鄉人。其父是晚清秀才，私塾先生。王從六七歲起就開始接受父親的啟蒙教育，并與后來成為著名作家的茅盾(沈雁冰)是同學加親戚的關系。茅盾在《我走過的道路》一書中還提到王會悟。

1921年4月，王會悟與李達結婚。他們沒有舉行儀式，只在陳獨秀寓所辦了一桌酒席，請了沈雁冰、沈澤民兄弟和幾位朋友。婚后，他們搬出了陳寓，租住在輔德里625號（今成都北路7弄30號）。后來，這個住所就成了中國共產黨黨史上的一個名址。

中共一大的籌備和召集是由代理書記李達負責的，而一大外地代表的食宿和一大的會務，則主要是由他們夫婦聯袂負責的。李達的夫人王會悟盡管不是中共“一大”代表，但是為了一大的召開做了很多工作，被稱為“一大衛士”。

到了1921年6月，除上海外，北京、武漢、長沙、廣州、濟南等地都已成立共產主義組織，東京留學生和旅歐學生中亦有黨的發起活動。上海、北京、武漢、長沙等地還成立了工會組織，開展了初步的工人運動。因此，李達和陳獨秀認為，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建立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條件已具備，時機已成熟。

李漢俊

中國一大代表

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馬林受列寧委派到達上海，與李漢俊、李達在李公館秘密見面，建議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成立全國統一黨組織。李漢俊負責籌備建立，在李書城寓所，他發出了寄往北京、長沙、武漢、廣州、濟南以及日本留學生組織的信函，通知各派兩名黨員來上海，參加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

同年夏，李漢俊同陳獨秀、李大釗、李達、陳望道等十五人，發起編輯《新時代叢書》，李公館就是叢書的公開通訊處。6月3日，共產國際駐中國的代表馬林和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尼科爾斯基到達上海，來參與中國共產黨的籌建工作。

馬林（1883-1942）是荷蘭人，原名亨德立克思·斯內夫利特。1902年參加荷蘭社會民主黨，1914年在爪哇組建東印度社會民主聯盟，因同情俄國革命被驅逐出境。1921年，馬林受列寧委派為共產國際正式代表來華。他同李達接觸后，了解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籌建情況，建議李達早日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于是，根據以前醞釀和馬林建議，李達與陳獨秀聯系，商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李達與李漢俊商量，將會址安排在李漢俊哥哥李書城寓所——法租界望志路106號(現為興業路76號)。李書城(1881-1965)系同盟會人，早年是黃興的得力助手。這時他一家人都去蘇州避暑了，房子正好空著。

一大是李達通知開會的。他分別寫信給北京、長沙、武漢、廣州、濟南等地的共產主義組織，通知他們各派兩人于7月20日來上海開會。因是秘密召開，所以通知只說是開會，至于開什么會，自然不便說明。其中，李達給長沙共產主義組織的信是寄給長沙新文化書社毛澤東的。

幾十年后的1962年、黨的生日前夕，李達應邀在湖北省委黨校一個訓練班上回憶一大召開的情景說，毛澤東接到他的通知后，便邀上何叔衡來到上海。他倆找到李達后，李達問：“你們是C.P.還是S.Y.？”毛澤東說：“我們是S.Y.。”

易禮容

李達說：“我們是開C.P.的會，你們既然來了，就參加C.P.開會吧，會后回湖南就組織C.P。”C.P.是共產黨的英文縮寫，S.Y.是社會主義青年團的英文縮寫。這就是說，湖南代表毛澤東、何叔衡當時還是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他們是參加一大后才成為黨員的。

所以，李達在這次講話中說：“黨的一大的最大功績是發現了偉大領袖毛澤東。”

事實上，在1921年1月21日，毛澤東給時在法國留學的蔡和森寫信說：“黨一層，陳仲甫先生等已在進行組織。”“陳仲甫”即陳獨秀。這表明毛澤東知道陳獨秀等人在上海組織共產黨，也表明他本人或長沙方面當時還沒有組織共產黨。

易禮容在1979年回憶《黨的創立時期湖南的一些情況》中說，“湖南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只有社會主義青年團，沒有共產黨的組織是對的……毛組織了青年團，共產黨還沒有成立。”

易在文章中說：“毛參加‘一大’后，大約8月回長沙。他回來不久到朝宗街文化書社找了我。他說要成立共產黨。我說：我聽說俄國1917年列寧領導的革命死了三千萬人。中國現在要成立共產黨，要是死三十個人，救七十個人，損失太大，我就不干。他說：你錯了。社會主義革命，是瓜熟蒂落。我說：瓜熟蒂落，就干吧。”

1921年8月，易禮容加入中國共產黨，是毛澤東和何叔衡之后的湖南第三名共產黨員，他們三人被叫做“三人小組”。

備注：本文參考了【向繼東】對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王炯華】訪談。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