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質量的戰爭死亡率估算，如科索沃、伊拉克和達爾富爾地區所進行的估算，在揭示戰爭的人道主義代價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然而，在戰爭的動蕩中，由于沖突本身的原因，獲得此類數據具有挑戰性。加沙衛生部已定期更新加沙地帶自10月7日以來的暴力死亡人數統計。然而，加沙衛生部的報告引發了批評與支持的兩極反應。下文呈現了大規模家庭調查——加沙死亡率調查——的結果，該調查提供了2023年10月7日至2025年1月5日期間與戰爭相關的死亡人數的獨立估算。邁克爾·斯帕加特等著名學者的研究結果表明，暴力死亡人數遠超官方統計數據。研究員對加沙衛生部統計不足程度的中心估算與采用標志重捕法得出的獨立估算結果高度一致。此外，研究員發現常被沖突評估忽視的非暴力超額死亡也構成重大影響。這些結果凸顯了在極具挑戰性的戰區環境中開展死亡監測方法的可行性，并為評估戰爭的真實人類代價提供了關鍵的實證基礎。

1.介紹
一項近期研究通過整合加沙衛生部數據的兩個來源與社交媒體訃告，估算了自戰爭開始至2024年6月15日的暴力死亡人數為64,260人（95%置信區間：55,298–78,525）。這項工作為生成加沙死亡人數的獨立估計做出了實質性貢獻，但存在顯著局限性。首先，其三個數據源中的兩個，以及絕大多數死亡案例，均來自加沙數衛生部據庫本身。因此只能對衛生部總體數據及其人口統計細分進行有限且部分循環的評估。其次，其采用的“三列表標志重捕”方法允許多種合理模型，這些模型在當前信息水平下均具有可能性。這些模型的95%置信區間范圍為47,457至88,332人死亡。因此，即使我們接受其中分析的基本結論，仍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需要進行完全獨立于加沙衛生部數據的死亡人數評估，以明確戰爭造成的暴力死亡人數。而且，基于加沙衛生部數據估算加沙死亡人數的重大研究未能揭示戰爭間接導致的非暴力超額死亡人數。
事實上，關于戰爭中非暴力過剩死亡人數的信息至今仍十分匱乏且不可靠。一份關于此主題的報告估計，戰爭中的非暴力死亡人數可能是暴力死亡人數的4倍。此外，曾在加沙地帶工作的醫生聲稱有數萬人因饑餓死亡。然而，這些研究并未基于系統性的數據收集。迄今為止，尚無基于實證的加沙戰爭非暴力死亡人數估算，這是研究者旨在填補的空白。
在本研究中，加沙死亡率調查呈現了從加沙地帶獨立收集的新調查數據，這些數據使我們能夠對戰爭中暴力和非暴力死亡人數進行更準確的估算。在加沙死亡率調查中，我們對2000個加沙家庭（代表10月7日前的加沙情況）進行了抽樣調查，并收集了9729名家庭成員及其新生兒的生存狀況信息，包括他們是否存活。報告的死亡案例被分為暴力死亡和非暴力死亡兩類。
基于加沙死亡率調查，我們估計2023年10月7日至2025年1月5日期間的暴力死亡人數為75,200人（95%置信區間：63,600–86,800）。其中，56.2%（95%置信區間：50.4%–61.9%）為女性（18–64歲）、兒童（<18歲）或老年人（65歲及以上）。我們還估計有8,540例（95%置信區間：4,540–12,500）非暴力超額死亡案例。
與之相比，即同一時期的加沙估衛生部計值約為45,650，這一數字比我們的中心估計值低約39%，比我們95%置信區間下限低28%，這表明加沙衛生部未夸大戰爭中的死亡人數。我們對死者中女性、兒童和老年人的比例估計與加沙衛生部的報告一致，該報告將這一比例定為2024年10月的57.2%和2025年3月的53.9%（加沙衛生部數據）。我們還提供了對非暴力超額死亡人數的基于證據的估計，這是我們的原創貢獻。
這些結果證明了即使在加沙地帶當前戰爭這樣極具挑戰性的環境中，數據收集也是可行的，并突顯了在沖突地區改進死亡監測的必要性。

2. 樣本的采集與描述
2.1 采樣與實地調查
該調查已預先注冊，并獲得倫敦皇家霍洛威大學的倫理批準，且每位受訪者均簽署了知情同意書。巴勒斯坦政策與調查研究中心（PCPSR）從分布于200個初級抽樣單位的2,000個家庭中收集了數據。抽取具有代表性的樣本面臨的挑戰包括廣泛的流離失所以及由于持續的戰斗和以色列的疏散令，導致加沙北部、加沙城和拉法地區無法進入。PCPSR在整個戰爭期間一直跟蹤人口流動，分別在普查劃定區、建筑庇護所和帳篷聚集地隨機選取了70、41和89個初級抽樣單位——這反映了調查進行時按居住類型劃分的人口比例。為了確保各省原居民的代表性，我們特別指定了部分避難所和帳篷初級抽樣單位，用以覆蓋來自三個位于戰區、難以進入的省份的人口。圖1顯示了初級抽樣單位的位置及其代表的原省籍。

我們用英語編寫了問卷，PCPSR將其翻譯成阿拉伯語并進行了測試。訪談記錄了截至2023年10月6日的家庭成員，以及戰爭期間新增至這些家庭的新生兒，并記錄了他們10月7日后的生存狀況。訪談員經過培訓，以確保死亡報告的準確性，僅關注家庭成員。數據收集工作于2024年12月30日至2025年1月5日期間進行，由十支兩人小組在四名監督員及其他PCPSR工作人員的支持下完成。質量控制措施包括GPS跟蹤和實時監控。面對面訪談使用平板電腦和手機進行，數據即時上傳至安全中央服務器。

2.2. 樣本描述
下表顯示了截至2023年10月6日，調查中記錄的所有家庭成員的性別和年齡分布情況。在5至39歲年齡段，男性死亡人數遠多于女性。在所有年齡段（包括兒童）中，報告失蹤的男性人數均多于女性，尤其是在18至39歲年齡段。被報告監禁的人群中，女性僅占52人中的1人。樣本中離開加沙的主要群體是年輕成年人。

下表將報告的死亡案例按性別和年齡劃分為不同類別。暴力死亡案例遠多于非暴力死亡案例。在暴力死亡案例中，男性數量遠多于女性，尤其是在18至39歲年齡段。

下表列出了各省份內部的暴力死亡人數以及各省份中暴力死亡所占的百分比。讀者在解讀此表時應謹慎，因為許多人在流離失所后可能在原籍省份以外的地方死亡，而我們并未收集有關人們死亡地點的信息。

調查記錄了10月6日之后出生的179名男孩和178名女孩，其中報告稱有2名男孩和2名女孩死亡。

3. 估計值
為了調整樣本與加沙地帶（省份）按年齡、性別、地區及家庭規模劃分的預期人口分布不完全一致的情況，我們對樣本進行了加權處理，所用的邊際分布數據來源于美國人口普查局對年齡和性別的人口預測， 巴勒斯坦中央統計局關于加沙地帶各省人口的預測，以及2019-20年多指標集群調查中家庭規模的分布。我們將高權重值下調至整個樣本中位數權重的兩倍，所有操作均通過R包Survey 4.4.2中的survey.design和trimWeights程序完成。我們還使用Survey中的線性化方法估計標準誤差。
下表展示了我們的主要估計值。我們強調中心估計值的范圍，并提醒讀者，與任何調查一樣，我們無法量化影響估計值的所有不確定性。

我們的暴力死亡估計范圍為63,600至86,800，占加沙地帶人口的3.0%至4.1%。衛生部（的45,650這一數字相當于我們暴力死亡95%置信區間上限的53%，以及該區間下限的72%。
我們估計，在研究期間，女性、兒童（<18歲）和老年人（65歲以上）占暴力死亡人數的56.2%（95%置信區間：50.4%–61.9%）。我們的中心估計值介于加沙衛生部在2024年10月報告的57.2%和2025年3月報告的53.9%之間。在絕對數值上，該群體95%置信區間的下限（33,100）超過了加沙在衛生部3月的統計數據（26,658），盡管加沙的數據涵蓋了額外的兩個月沖突期。
我們估計還有16,300例（95%置信區間為12,300至20,200）非暴力死亡，這是加沙地帶在戰爭期間首次進行此類估計。為了估算非暴力死亡人數的超額部分，我們減去7,716例在沒有戰爭情況下預計發生的死亡人數，該數字結合了2023年6,348例、2024年6,188例和2025年6,043例的預測值，并根據每年戰爭天數進行比例分配。該方法得出的非暴力死亡人數超額估計值為8,540（95%置信區間：4,540–12,500），與早期對“暴力升級但避免疫情爆發”情景的預測結果（5,780，涵蓋2024年2月至8月）基本一致。

4. 討論
4.1 解讀與結論
在本項基于調查的加沙戰爭死亡率研究（截至2025年1月5日），我們得出以下結論：(a) 戰爭造成的暴力死亡人數導致加沙人口約3.6%死亡，超過了加沙衛生部的官方統計總數； (b) 約56%的暴力死亡發生在婦女、兒童和老年人中，這一比例與加沙衛生部認可的數字相似；以及(c) 暴力死亡人數遠超非暴力死亡人數，盡管仍至少有數千例非暴力超額死亡。我們的發現與柳葉刀的發現存在顯著一致性，即衛生部的暴力死亡人數比我們的中央估計值低39%，而柳葉刀使用完全不同的標記-再捕獲方法得出加沙衛生部的統計數據比其中心估計值低41%。女性、兒童和老年人占死亡人數的比例支持了非戰斗人員常成為沖突受害者的普遍認知。
我們的研究結果也與以下主張不相符：（a）加沙衛生部“夸大了死亡人數”；（b）間接死亡人數可能至少是暴力死亡人數的四倍；以及（c）“很可能有62,413人死于饑餓”。后續調查可能提供與加沙戰爭死亡率顯著不同的中心估計值或分布。然而，這是加沙地區首個關于死亡率的人口調查，提供了獨立且有依據的估計值，將為未來討論提供依據。
我們的研究表明，戰爭中間接死亡與直接死亡的高比例并非不可避免，盡管一些分析師似乎如此假設。這并不令人意外，例如，科索沃記憶書項目在科索沃戰爭（1998–1999）中僅將13,517例死亡中的281例歸類為間接死亡。事實上，間接死亡通常僅在條件極度惡劣的環境中進行估算，如達爾富爾或提格雷，而即使在也門這種極度貧困的環境中，直接死亡人數也遠超間接死亡人數。
盡管有相反的聲明加沙戰爭死亡率，加沙死亡率調查表明了在加沙地帶進行地面調查是可行的，盡管條件極為嚴峻。這一成功凸顯了在沖突地區改善死亡監測的必要性。
加沙的衛生部工作價值遠不止于其對戰爭中暴力死亡總數及其人口結構的洞察。通過逐一指明受害者，加沙的衛生部為每個人賦予了一定的人格尊嚴。這一紀念項目才剛剛開始，必須在戰爭結束后繼續進行多年。本論文關注的死亡人數估算可為傷亡記錄工作提供指導。但僅憑估算死亡人數無法為每位逝者在死亡時給予應有的認可。
4.2 偏差與不確定性的來源
在此，我們列舉并評估估計值中可能存在的向上和向下偏差來源，首先討論向上偏差。
受訪者可能夸大死亡人數，或許出于為已故親屬申請賠償或人為抬高沖突死亡率的目的。然而，調查員明確指出，受訪者無法通過參與調查獲得物質利益。此外，訪談開始時會先列出家庭成員名單，再確認名單上每個人的命運。此程序旨在通過強制受訪者僅報告已列出人員的死亡情況（而非事后追加死亡案例）來限制死亡人數的夸大。
受訪者可能報告了真實存在的死亡案例，但這些死亡者并非家庭成員，這在伊拉克的一項調查中似乎也曾發生。我們預料到了這種可能性。訪員培訓特別強調了這一點，并強調非家庭成員的親屬不得納入家庭名冊。事實上，樣本中家庭的平均規模（4.9）低于人口數據（5.5），這表明家庭規模并未因非家庭成員的親屬而被夸大。
我們無法抽樣某些人群。例如，我們無法接觸到完全離開加沙地帶的家庭（即所有成員均已離開）。盡管部分人因接受醫療治療或家庭成員死亡而離開，但離開加沙地帶可能與較低死亡率相關，這既可能因目的地居住條件較好，也可能因選擇效應（經濟條件較好的家庭更可能選擇離開）。然而，我們注意到，樣本中識別出的離開者數量相對較少。

最后，調查訪談小組可能傾向于選擇死亡率較高的家庭。他們被要求遵循的調查協議旨在防止這種情況發生，因為我們意識到，無意中的因素可能促使富有同情心的訪談員更傾向于選擇受影響較大的家庭。這種情況發生的確切程度難以確定，且我們沒有確鑿證據表明它確實發生過。然而，我們在敏感性分析中通過一個情景假設來應對這一可能性，該情景剔除了調查團隊收集的記錄最嚴重死亡事件的數據。
導致估計值偏低的可能是我們未抽樣調查那些剩余成員均為零或無15歲以上可接受訪談成員的家庭。盡管此類家庭的數量尚不明確，但這一現象已被其他研究者記錄。
我們僅通過庇護所訪談收集了來自加沙北部、加沙城和拉法的家庭數據。因此，來自迪爾巴拉赫或汗尤尼斯且被疏散至庇護所的家庭不在我們的抽樣范圍之內。因此，估計值隱含假設這些省份的疏散家庭與未疏散家庭的死亡率相等，盡管前者很可能面臨更高的死亡率。
由于這些地區極度危險，我們無法接觸到完全留在加沙北部、加沙城或拉法的家庭。這一缺口可能導致低估。然而，許多流離失所的家庭在離開、途中或新地點經歷了暴力。盡管我們缺乏直接證據來衡量這些動態如何相互抵消，但流離失所的規模表明，排除那些留在原地的家庭可能是偏倚的次要來源。
目前尚不清楚被歸類為失蹤的人員中有多少可能已死亡。這不僅影響總體死亡人數，還影響女性、兒童和老年人占暴力死亡人數的比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我們做出極端且不切實際的假設，即所有失蹤人員均已死亡，那么女性、兒童和老年人占死亡總數的比例的中心估計值也僅降至52.2%。
上述關于偏差的討論表明，與所有調查一樣，置信區間無法涵蓋估計值周圍的所有重要不確定性。此外，我們并未嘗試建模在沒有戰爭情況下預計死亡人數的不確定性，而是使用單一基線死亡人數進行超額死亡計算，同時承認這進一步增加了不確定性。因此，讀者應將我們的置信區間視為最小范圍。
4.3 未來
脆弱的停火協議在數據收集結束約10天后開始，但于3月18日因以色列空襲重新爆發而破裂。此后人道主義局勢進一步惡化。加沙地帶的廣泛破壞持續削弱對人類發展至關重要的機構，尤其是醫療保健系統。加沙衛生部對暴力死亡人數的低估可能持續存在。4月7日，六名聯合國高級官員警告即將發生的人道主義災難，此后5月至6月初的報告顯示局勢進一步惡化。自加沙人口死亡率數據收集期以來，非暴力死亡與暴力死亡的比例可能已有所上升。過往研究表明，即使急性沖突結束，沖突的長期影響仍可能在未來數年內持續累積。這凸顯了繼續開展衛生部測以及獨立調查的重要性，以準確把握死亡動態的演變。我們希望相關資源能夠到位，以應對這一任務。

方法
加沙死亡率調查在OSF進行預注冊，并獲得倫敦皇家霍洛威大學的倫理批準。巴勒斯坦政策與民意調查研究中心（PCPSR）負責數據收集。本節其余部分將描述抽樣和實地工作。

1. 抽樣
我們對200個初級抽樣單位中的2,000戶家庭進行了抽樣，每個初級抽樣單位進行了10次訪談。在極少數情況下，由于團隊轉移后在不同地點收集替代訪談，初級抽樣單位的規模略有不同。響應率也極高，僅有58戶符合條件的家庭拒絕接受訪談。
在追求收集整個加沙地帶代表性樣本的目標過程中，面臨兩大主要挑戰。首先，大部分人口因流離失所而無法通過人口普查定位。其次，活躍的戰斗或以色列撤離令導致加沙北部、加沙城和拉法省在實地工作期間無法進入。然而，為了使樣本具有代表性，必須納入來自這些熱點地區的家庭。
巴勒斯坦政策與調查研究中心與地方政府當局、聯合國近東救濟工程處及其他相關國際組織合作，通過追蹤戰爭期間的人口流動來應對流離失所挑戰。此項工作將調查時當前的居住安排分為三類。1 每類居住類型均作為調查的主要分層：
1) 普查劃定區
巴勒斯坦中央統計局向巴勒斯坦政策與調查研究中心提供了2017年巴勒斯坦人口普查中的劃定區樣本，每個劃定區平均包含143個住宅單元。該樣本包括標注了戰前所有住宅、街道和公共場所編號的劃定區地圖，并新增了汗尤尼斯和代爾巴拉赫（加沙地帶中部）地區仍有人居住的劃定區清單。劃定區是根據其家庭數量的比例概率選定的。
2) 建筑物避難所
這些是戰爭前存在的建筑物，主要是學校、大學、俱樂部和其他永久性結構，后來被改造成避難所。巴勒斯坦政策與調查研究中心已編制了迪爾巴拉赫和汗尤尼斯省所有避難中心的名錄，并將其分為人口規模大致相等的區塊。這些區塊是通過線性系統簡單隨機抽樣選定的。
3) 帳篷聚集地
這些是在戰爭開始后在汗尤尼斯和代爾巴拉赫省地區建立的避難所。巴勒斯坦政策與調查研究中心擁有顯示這些社區覆蓋范圍的衛星地圖，并將其劃分為人口規模大致相等的區塊。同樣，這些區塊是通過線性系統隨機抽樣選定的。
在樣本選取時，巴勒斯坦政策與調查研究中心估計約35%的人口位于劃定區，20.5%位于建成區庇護所，44.5%位于帳篷聚居區。因此，我們隨機選取的200個單位中包含70個有人居住的劃定區、41個建筑庇護區塊和89個帳篷聚居區塊。
在每個選定的單位內對家庭進行編號。對于來自劃定區的單位，調查團隊從隨機選定的起始編號開始，以固定間隔依次訪問后續9個家庭，旨在將訪談覆蓋整個初級抽樣單位。

為解決上述挑戰，即在實地調查期間無法進入的地區納入家庭，剩余的130個初級抽樣單位（均位于建筑庇護所或帳篷聚集地）根據2023年10月6日的居住省份進行了亞分層，以涵蓋無法進入的省份。相應地，在建筑庇護所和帳篷庇護所內，每個初級抽樣單位僅包含來自加沙北部、加沙城或拉法地區的流離失所居民。例如，在指定為加沙北部的初級抽樣單位中，訪談團隊會首先詢問該家庭是否來自加沙北部。若回答為“否”，則團隊將立即終止訪談并根據該初級抽樣單位設定的固定間隔轉至下一戶家庭。團隊將持續進行初步篩查和實際訪談，直至在該初級抽樣單位內完成對10個來自加沙北部家庭的訪談。這些程序確實成功抽取了一個與加沙地帶戰前按省份劃分的人口分布高度一致的樣本。
總而言之，該樣本是一個按“省份/居住類型組合”分層的兩階段群集抽樣。
2. 實地調查
我們首先制定了一份英文問卷，隨后將其提交給PCPSR團隊，該團隊建議進行一些修改并將其翻譯成適合加沙地帶的阿拉伯語版本。PCPSR團隊隨后對阿拉伯語問卷進行了測試，并根據反饋意見進行了修改。最終版本在加沙地帶進行的一日試點實驗中表現良好。
問卷的核心內容是首先建立受訪者家庭成員截至2023年10月6日的名冊，然后記錄每位成員在10月7日后的命運，包括是否存活、死亡或失蹤。后續問題要求受訪者將報告的死亡案例分為暴力死亡和非暴力死亡兩類。
PCPSR實地團隊在加沙地帶開展民意調查方面擁有豐富經驗。然而，加沙死亡率調查是他們首次進行的死亡率調查。準確的死亡率估算依賴于將人口劃分為不重疊的單位進行抽樣，確保任何死亡案例只能通過單一渠道進入樣本，即死者所屬的家庭。因此，調查前的培訓特別強調，受訪者僅可報告截至2023年10月6日的家庭成員死亡情況，不得報告未與受訪者同住的更大家庭成員的死亡情況。顯然，此次培訓的這一環節取得了成功，因為樣本的平均家庭規模為4.9，明顯低于巴勒斯坦中央統計局報告的5.5（巴勒斯坦中央統計局，2023年）。
數據收集工作于2024年12月30日開始，并于2025年1月5日結束。在此階段，PCPSR部署了十支兩人小組，主要由經驗豐富的女性數據收集員組成。四名監督員持續監控實地工作，并參與了超過五分之一的訪談。一名實地工作協調員確保監督員在整個工作日內的準確部署。
訪談使用平板電腦或手機進行，記錄了每個小組在數據收集期間的GPS位置。PCPSR拉姆安拉總部質量控制團隊利用這些數據監控團隊在現場的移動情況。PCPSR工作人員還通過WhatsApp保持持續溝通。
所有訪談均以面對面形式對16歲及以上成年人進行。完成的訪談數據會自動上傳至僅限PCPSR研究人員訪問的加密中央服務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