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難得君

84歲的蔡瀾死了。

我看到不少大V跳將出來，開始奉旨貶低蔡瀾，順帶把“香港四大才子”一起踩踏了一番。

香港的確是彈丸之地，但是在電影、音樂方面，全世界都聽過它的聲音。這個成就，地廣人多的大陸，至今未能超越。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海峽兩邊都繃得緊，這里怕出錯，那里怕越界，搞創作的人，常常覺得手腳被捆住了。

香港是個例外。它夾在中間，不左不右，反倒成了個難得的避風港。想說什么，想寫什么，只要不太出格，大多能找到個角落發聲。

這種自由，是那時的稀罕物。于是，一群有本事、又想說話的文化人，自然而然就往那兒匯聚。

“四大才子”：金庸老家浙江海寧，倪匡是從上海過來的，黃霑生在廣州，長在澳門，蔡瀾更是生在海外，長在日本。沒一個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仔。

他們自己或者父輩，都是奔著那點“能喘氣”、“能寫字”的縫隙去的。

就像幾百年前，藝術家們為啥都往意大利佛羅倫薩跑？不是那兒天生就出天才，是別的地方規矩太大，畫個畫搞不好都要掉腦袋。

香港那時就是中文世界的佛羅倫薩。大家聚在那兒，不是為了扎根，就是為了找個地方，把自己的聲音喊出來。報紙專欄、通俗小說、電影劇本、廣告歌詞……什么活兒都接。

寫東西對他們而言，首先是謀生，是換飯吃。沒想到寫著寫著，竟寫出了一個黃金時代。

八十年代，大陸的門開了條縫。外頭的東西，美國的、歐洲的、日本的，看著新鮮，可隔閡太深，味道不對，說多了還怕被扣帽子。

香港的東西就不一樣了。離得近，語言一樣，味道也熟。金庸筆下的大俠為國為民，黃霑填詞的歌里唱盡江湖意氣，蔡瀾寫的美食看得人流口水，倪匡的科幻讓人腦洞大開。

這些，大陸人聽著看著，就像聽老街坊講故事，一點不覺得生分。更關鍵的是，香港這塊牌子，在當時的大陸，政治上“安全”。

看幾部港片，領導都點頭，那下面自然放得開。于是，錄像廳里擠滿了看《射雕》的人，街頭巷尾飄著黃霑寫的歌，金庸倪匡的小說簡直是“地下通行證”。

香港的風，一夜之間就席卷了整個大陸。

香港成了大陸人看世界的第一扇窗，也是世界看中國的第一張名片。

當然，也得講人和，那就是他們懂怎么“討生活”。

香港的地皮金貴，日子過得快，壓力也大。文化人想活下來，就得摸透市場的脾氣。

邵氏電影的邵逸夫，就是典型的精明商人。他拍電影，不圖流芳百世，只圖立竿見影賺錢。觀眾愛看什么？愛看刺激的、香艷的、搞笑的、讓人血脈僨張的。所以邵氏電影就拍武俠、拍鬼片、拍風月片。

四大才子們，絕大多數都在邵氏這棵大樹下做過事，寫劇本、填歌詞、搞策劃。

他們的才華，都得在這個框框里施展。壓力催著他們高產，市場逼著他們通俗。這就好比在鬧市里賣藝，你得吆喝得響亮，招式得有看頭，才能吸引人圍過來，賞你口飯吃。

他們的作品，帶著深深的“碼頭氣”，直接、熱鬧、不拐彎抹角、感官刺激強烈。

早期的武俠片，英雄痛打洋人日本武士，觀眾看得解氣又痛快。為啥？因為那會兒擠到香港討生活的人，心里都憋著一股氣，現實中受了氣無處發，電影里打一場，喊幾聲“中國爺爺饒命”，心里的郁悶就跟著喊出去了。他們想看的，就是這份簡單直接的情緒出口，沒心思也沒工夫去琢磨太深奧的道理。

在這種環境下，金庸能寫出《射雕英雄傳》，確實顯出他的本事。大家都在寫打洋人出氣，他也寫郭靖守襄陽抗蒙古。但他筆下的“俠之大者，為國為民”，讓打打殺殺有了筋骨，把江湖恩怨拔高到家國情懷。

在滿地的快餐里，他端出了一盤有滋有味的硬菜。當然，非要用頂級的文學尺子去量金庸的小說，那肯定能挑出骨頭。就說郭靖，爹媽被宋金兩邊害得那么慘，最后卻死心塌地保大宋，這道理細想起來有點擰巴。

為啥能圓回來？因為故事里把蒙古人寫得實在太兇殘，襄陽城破就得死光光。那不保大宋保誰？這其實就是民族主義故事最常見的法子，塑造一個無比強大的、十惡不赦的外敵。有了這個“大惡人”，內部的矛盾、現實的困境，反而顯得不那么重要了，大家同仇敵愾，一致對外就好。

金庸的聰明就在這里，他用這個法子，頂住了當時的壓力，把自己的想法裝進了通俗武俠的殼子里，讓千千萬萬普通讀者看得進去，還深受感動。這已經很不容易了。

所以說，香港文化的繁榮，是特定時代、特定地點、特定人群湊在一起的結果。

它像一朵開在石頭縫里的花，嬌艷奪目，但也根基不深。它有活力，夠通俗，能感染人，但真要說思想的深度和厚度，那就差了點意思。人才都忙著寫專欄、編劇本、趕稿子討生活，哪有時間坐在書齋里苦思冥想人類的大問題？

香港是個務實的地方，大家奔著賺錢或者避難來的，靜心做大學問的環境，這里很難提供。

四大才子們，說到底也都是文化商人。金庸辦明報，倪匡寫稿子論斤賣，黃霑做廣告開公司，蔡瀾更是嘗遍天下美食寫遍人間煙火。

他們深諳市場之道，懂得如何用才華換飯吃，換好日子過。金庸小說里最后的大俠，楊過也好，張無忌也好，多是“攜美歸隱”，找個世外桃源過小日子去了。

蔡瀾更是身體力行，把吃喝玩樂寫成人生哲學，通透，瀟灑，但也就點到為止，像盆精致的盆景。

這不是貶低他們，恰恰是他們那代人在那個地方能做、也愿意做的事情。

用蔡瀾自己的話說：“什么都改變不了……不要把包袱弄得太重。我要是一個人可以改變的話，我就去灑熱血，斷頭顱。我可以去。我認為有時候我沒有這個力量，改變不了。所以我就開始逃避嘍，吃吃喝喝也是一種逃避嘛。”

這話實在，也道出了幾分無奈，時代太大，城市太小，文人能做的終究有限。

回頭看看大陸，為什么那會兒沒冒出這樣的影響力？

說白了，是土壤和環境不同。大陸的文化根子更深更厚，但這深厚的土壤一直被凍住了，鹽堿化了。

禁忌多，顧慮也多。好東西不是沒有，但要么出不來，要么出來的樣子變了味。

香港文化的黃金時代，是特殊時空造就的傳奇。它證明了在那個逼仄的角落，一群聰明人憑借才華和對世俗需求的敏銳把握，硬是碰撞出照亮了整個華語世界的火花。

他們帶來的小說、電影、音樂，是我們這代人文化記憶里抹不掉的底色，是精神上的“童年味道”。

它的通俗和局限，與它的輝煌和影響力一樣真實。那是一個小地方、一群漂泊者，在歷史的夾縫里奮力綻放的煙火，短暫，卻足夠璀璨。

我們懷念那個時代，懷念那些才子，不是因為它完美無缺，而是因為它曾那樣鮮活地，填滿過我們青春歲月里的空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