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寶十節度使是唐玄宗天寶年間（742—756）在邊疆設立的十大軍事行政區長官，標志著節度使制度的正式形成。

一、制度起源與軍事變革背景

1、府兵制瓦解與募兵制興起
唐初沿用隋朝府兵制，戰時由行軍總管率府兵出征，戰后兵散于府、將歸于朝。
但武則天時期土地兼并加劇，農民喪失土地后無力自備軍資，府兵大量逃亡。至天寶八載（749年），府兵制徹底崩潰，募兵制（職業軍人）成為主流。
邊鎮需長期駐軍，朝廷設節度使統轄職業化邊軍，形成“兵將固定隸屬”的關系，為節度使擁兵自重埋下伏筆。
2、都督府到節度使的演變
唐初在要地設總管府（624年改都督府），由都督統轄數州軍事。
景云元年（710年），薛訥首任“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節度使之名始于此；景云二年（711年）賀拔延嗣正式任河西節度使，成為固定官職。
開元年間，為應對突厥、吐蕃、契丹等威脅，玄宗在邊疆遍設節度使，天寶初定型為“十節度使”（實為9節度使+1經略使）。

二、設立動因：邊疆防御與擴張需求

1、邊防壓力激增
突厥、吐蕃、契丹等勢力侵擾加劇，例如：
范陽/平盧節度使防御奚、契丹、室韋；
隴右/河西節度使抗衡吐蕃；
安西/北庭節度使控制西域。
十大軍區形成聯防體系，總兵力達49萬，戰馬8萬余匹，占全國兵力80%以上，中央軍僅8萬，形成“外重內輕”局面。
2、 盛世下的外向擴張
開元盛世國力強盛，玄宗推行擴張政策，節度使成為開疆工具。例如：
高仙芝遠征小勃律（747年）、封常清擊大勃律（753年）；
哥舒翰奪取吐蕃石堡城（749年）。
軍事勝利強化了節度使的地位，但也加劇了窮兵黷武和財政負擔（年耗糧190萬斛、衣帛1020萬匹）。
三、十節度使的構成與職責

天寶年間十節度使的具體配置如下：

注：嶺南為經略使，至德元年（756）升為節度使。
四、權力擴張：從軍權到行政壟斷

節度使初僅掌軍事，后逐步攫取地方全權：
1、兼職權滲透
為保障后勤，節度使常兼支度使（軍需）、營田使（屯田）；后擴至民政（采訪處置使）、財政（海運使）、監察（處置使）。例如：
范陽節度使兼河北海運使、支度營田使；
平盧節度使兼押兩蕃（奚、契丹）四府經略使。
2、 “三權合一”失控
節度使掌控“兵權（刀把子）”“財權（錢袋子）”“人事權（官帽子）”，形成獨立王國。如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兼鹽池、群牧、宮苑等20余職。
五、結構性危機：兼統胡將與安史之亂

1、胡人將領崛起
李林甫為固權建議玄宗重用胡將（“胡人勇決習戰，且無黨援”），導致安祿山（突厥混血）、哥舒翰（突騎施）、高仙芝（高麗）等掌權。
2、兼統數鎮與叛亂
王忠嗣曾兼四鎮節度使（河西、隴右、朔方、河東），安祿山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統兵20萬（占邊軍40%）。
安史之亂爆發（755年）：藩鎮權力失控的必然結果，最終瓦解了盛唐根基。
六、歷史影響

短期：節度使體系成就了開元天寶的邊疆武功（如滅后突厥、控制河湟）。
長期：權力膨脹催生藩鎮割據。安史之亂后，全國節度使增至40余個，中央權威衰落，中晚唐陷入藩鎮之禍。
總結：天寶十節度使是唐朝軍事制度演變的產物，其設立本為應對邊疆危機，卻因中央放權過度、胡將專權及兵力失衡，反成盛世傾覆的導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