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960年代的某個晚上。燈紅酒綠的文化界聚會里，一個人端著小鼻煙壺在人群中自信講解，另一個人端坐一旁，臉上沒什么表情，直到那壺傳到他手里。他低頭看了兩眼，抬頭一句話：“郭先生，這不是御用的。”

這人是誰？郭沫若；另一個是誰？溥儀。一個是學界頂流，一個是改造歸來的末代皇帝。

事要從更早說起。

1959年，溥儀被特赦。

你可以說這是政治姿態，也可以說是教育成果。但落到溥儀本人身上，就是十年牢飯換來一紙放人令。他當時都不信，說“怎么會是我？”——這不是謙虛，是他真以為自己走不出去了。

可真走出來了，問題也接著來了：活人得吃飯。他是干過偽滿傀儡的身份，單位誰敢接？結果是國家給他找了個工作——北京植物園園丁。皇帝干園藝，說出去讓人想笑，但溥儀干得還挺認真：種草、掃雪、修樹，跟工友擠18平米的宿舍，自個兒縫衣服、系鞋帶，活得跟脫了殼的王八一樣，沒了盔甲，倒安穩了。

直到有一天，他被調去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說是需要他這個“活清朝”來幫點學術界的忙。

換句話說，這哥們兒又上桌了。

消息一傳出，郭沫若聽了，兩眼放光。

他正卡在滿文檔案里——清宮那套，老的實錄、奏折、內務府賬冊，八成都滿文寫的。可新中國成立后，懂這玩意的人鳳毛麟角。郭沫若學問雖大，滿文是一點兒不通。他也不甘心，硬著頭皮學過，但說句老實話，沒個十年八年真啃不下來。

這時候聽說溥儀在文史委，心里那個激動啊，簡直像在戈壁灘上發現了清泉。你說這人不懂滿文？誰信？從小在宮里長大，頭一件事不就是學滿文禮儀、背家譜、念咒語嗎？

郭沫若打定主意：請溥儀來當自己的助理。

但他知道，不能一上來就提翻譯資料的事，得繞個彎，先套近乎，再遞橄欖枝。所以，聚會那天，他帶了個鼻煙壺，說是乾隆年間的御用之物。

當著眾人面，他像講文物鑒寶節目似的，邊講邊炫：“各位請看，這鼻煙壺，乾隆親用，紋飾精巧，琺瑯工藝無懈可擊……”那叫一個口若懸河，眾人聽得紛紛點頭。

這時候溥儀看了兩眼，說：“不是御用的。”

現場頓時安靜了，誰都沒想到他會這么潑冷水。郭沫若臉有點僵，但還硬撐著，說“你怎么知道的？”溥儀淡淡一句：“乾隆御用的壺不會這么刻邊。”

你要知道，這種場合，誰都知道郭沫若身份有多高，沒人敢下臺階讓他難堪。而偏偏是這個“前皇帝”開口指出來，郭沫若這下不光面子掛不住，心里那點小算盤也涼了半截。

但他畢竟是老狐貍，當晚還是厚著臉皮湊上去，正色開口：“溥先生，我在整理清史，很多滿文資料無人能讀，想請您協助……”

大家都屏氣凝神，以為這下是世紀握手了。

結果溥儀沉默片刻，緩緩開口，五個字：

“我不會滿文。”

那一刻，郭沫若臉上笑容像突然結了冰，連酒都嗆住了。

你說誰信？郭沫若不信，滿場人也不信。但誰也說不出反駁的話——因為你不能逼一個人“承認”他應該懂的事，尤其是一個犯過錯、被改造過的人。

但真相呢？真的是“不會”嗎？

這五個字里，有一半是真，一半是拒絕。

我們現在都知道，溥儀小時候確實學過一點兒滿文，但他不愛學。他的滿文老師伊克坦，矮個兒、麻臉、脾氣古板，講課像念經，溥儀三歲被嚇得躲進屏風后頭，學滿文學得要死要活。相比之下，陳寶琛教漢文，那是翰林出身，講課風趣，循循善誘，溥儀反倒愛聽，漢文一口氣學到大學生水準。

于是，滿文半瓶醋，漢文寫出《我的前半生》。

但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會不會，而在于溥儀愿不愿意做郭沫若的“助手”。

他知道，郭沫若要他翻這些檔案，是為了寫批判清朝的材料，是要他親手“拆”掉自己的祖宗。就算他已經接受新社會，已經改造完畢，也很難從心里接受這個角色：你讓我用我最熟的語言，去協助別人“定性”我祖上的罪行？這活兒誰愿意干？

更何況，郭沫若早年主張挖明定陵，結果文物流失上千，整個地下宮殿灌水發霉，在溥儀看來，那根本不是“學術”，而是“殺文化”。

所以，他不想合作。他也沒義務合作。

但溥儀不翻臉、不諷刺、不理論，他只說了五個字——干脆、穩重、不留口實。

“我不會滿文。”

這五個字，不僅體面地結束了一場“合作意向”，也讓郭沫若明白了一件事：有些人你以為能為你所用，其實人家已經不吃這一套了。

郭沫若那天回去，估計酒醒了也心煩。學識再高，也得認清一點：人不是學術的工具，更不是階級標簽的注腳。尤其是像溥儀這樣走過刀山火海的人，有些事他不做，不是因為不行，而是因為他看透了。

這才叫人物，這才叫拒絕。

五個字，勝過千言萬語。

你要學術？我給不了；你要權威？我不附和；你要服務？對不起，我不干。

說到底，不是溥儀“不會滿文”，而是他已經不再愿意做誰的“皇帝”或“奴才”了——哪怕是穿著西裝，遞著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