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元的恩情

＂忘記家里的日子，記住家里的人，小周啊！＂

伯母李秀英的聲音在火車站的嘈雜中撕裂開來，她氣喘吁吁地追到站臺，拉住我的手塞過來一個布包，里面是沉甸甸的九十元錢。

＂伯母，這使不得啊！＂我急忙想推回去，卻被她用力按住了手。

我叫周明生，1998年那年，爹娘在一場山路塌方中雙雙離世，留下我一個人在北方的小縣城里。那時候的日子，大家都不容易過，改革開放雖然已經二十年，但在我們這樣的內陸小縣城，溫飽剛剛解決，富裕還是遙遠的夢。

我家那間六十年代蓋的磚瓦房，墻角已經開裂，每到雨天就往里漏水。屋里擺設簡單得很，一張老舊的實木方桌，幾把快要散架的椅子，還有爹生前攢錢買的那臺＂飛躍＂牌黑白電視機，是我們家最值錢的東西。

爹娘走后，原本就不寬裕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那年月電費水費都是奢侈品，房子的漏雨處我也沒錢修補，只能在下雨天搬幾個破盆破罐接水。每到夜里，躺在那張吱吱作響的木板床上，聽著窗外呼嘯的北風，我常常徹夜難眠。

＂唉，日子過成這樣，爹娘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生。＂這是我每天嘆的第一句話。

大伯周長安一家住在隔壁街的單位宿舍樓里，他是縣紡織廠的老工人，每月工資不過二百七八十塊。那時候國企改革剛開始，下崗潮已經悄然涌來，大伯每天都提心吊膽，生怕自己成為下一個拿＂買斷工齡費＂的人。

伯母在街邊租了個小鋪面賣饅頭包子，起早貪黑地忙活，一天下來能賺個十來塊錢。他們還有三個孩子要養，大堂哥剛考上師范，每學期學費就要七八百；二堂哥在讀高中，正是用錢的時候；小堂妹才上初中，也要各種補習班費用。按理說，這樣的家庭哪有余力照顧我這個孤兒。

可大伯一家從沒把我當外人看。爹娘剛走那會兒，是大伯幫我料理的后事，是伯母天天送飯菜過來，硬是把我從絕望的深淵里拉了出來。

＂大頭，你是不是又瘦了？＂伯母總是這樣嘮叨著，把手里的飯盒往我桌上一放，里面裝著兩葷一素的可口飯菜。＂大頭＂是我的小名，因為出生時腦袋特別大，全村人都這么叫我。

＂哪有，伯母您看我壯實著呢！＂我總是嘴硬，但心里的感動如同黃河泛濫，一發不可收拾。

那段日子，我靠著縣里一家建筑工地的小工活度日，一天四十塊，干得腰酸背痛，回家還要應付鄰居王大娘的長舌頭：＂這娃娃命苦啊，爹媽走得早，親戚不管，真是造了孽了。＂

我知道她是故意說給大伯家聽的。村里人都說我爹當年和大伯爭家產，鬧得很不愉快。其實那都是誤會，爹臨終前交代我，說當年是他太年輕，一時糊涂，讓我以后對大伯一家好點。

春去秋來，日子就這么一天天過去。1998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北風卷著雪花敲打著我家搖搖欲墜的窗戶。那天傍晚，我正在屋里燒著那個生銹的小煤爐，試圖驅散屋內的寒氣，大伯推門進來了。

他穿著那件已經穿了十多年的藍色棉布工裝，肩上落著幾片雪花，手里拿著一份報紙。＂明生，＂大伯一邊搓著凍得通紅的手，一邊說道，＂我今天在廠里看到《工人日報》，上面說南方那邊，特別是深圳，正在大規模招工。＂

大伯坐在我對面，煤爐的火光映照在他滄桑的臉上，那雙曾經有力的手因常年在紡織廠操作機器而布滿老繭。＂廠里現在不景氣，我看你還是南下試試吧。年輕人應該到大地方闖一闖，這小縣城，沒什么前途。＂

＂可是大伯，我沒錢啊，聽說去南方路費都要一兩百呢。＂我嘆了口氣，看著屋角那個用來存錢的舊鐵盒子，里面不過攢了三十多塊錢。

大伯沉默了一會兒，從懷里掏出一個信封，推到我面前：＂這里有九十塊錢，先拿著應急，到了那邊趕緊找活干。＂

我驚訝地看著信封，知道大伯家的困難，堅決推辭：＂大伯，這使不得，您家三個孩子要上學，這錢我不能要。＂

＂糊涂！＂大伯聲音提高了幾分，＂你爹在世時，咱們是一家人，如今他不在了，我這個做大伯的不能不管你啊！再說了，你去了南方有出息，也能幫襯家里不是？＂

他的話里有期望，也有無奈。我知道，大伯是把我當作他們家未來的希望之一。那年月，能出去闖蕩的年輕人，都被家里人視為全家翻身的機會。

就這樣，我決定南下。臨行前一晚，收拾著簡單的行李——幾件洗得發白的衣服，一本高中畢業時的證書，還有爹娘僅存的一張合影。北方的冬夜格外寒冷，窗外飄著小雪，我在煤油燈下寫下了離鄉的決心。

這一夜，我翻來覆去睡不著。想起小時候爹帶我去趕集，想起娘做的酸菜豬肉餡餃子，想起和堂哥堂妹在村頭的小河邊捉蝌蚪的日子。這些記憶如同風中的雪花，紛紛揚揚，卻再也抓不住了。

＂大頭，想啥呢這么出神？＂伯母的聲音把我拉回現實。原來我正站在院子里發呆，手里攥著大伯給的信封。

我沒敢告訴伯母這筆錢的事，只說自己準備去南方闖闖。伯母嘆了口氣，轉身回屋，不一會兒端出一個布包：＂路上帶著，都是干糧，夠你吃幾天的。＂

布包里是她親手做的咸菜卷，還有幾個硬邦邦的燒餅。看著這些樸素的食物，我突然鼻子一酸，差點掉下淚來。

第二天清晨五點，大伯早早地來接我，說是送我去車站。我背著一個舊書包，里面裝著全部家當。大伯騎著那輛＂永久＂牌自行車，后座載著我，蹬得吱吱作響，在結冰的路面上小心前行。

縣城的汽車站破舊不堪，候車室里擠滿了要出遠門的人。大伯幫我買了去省城的長途車票，又塞給我兩個煮雞蛋：＂路上餓了吃。＂

＂大伯，您回去吧，天這么冷。＂我看著他單薄的衣衫，不忍心讓他多等。

＂沒事，我看你上了車再走。＂大伯執意要留下來，眼神里充滿不舍。

就在汽車即將啟動的時候，一個熟悉的身影急匆匆地跑來，手里緊攥著什么東西。是伯母！她氣喘吁吁地跑到車窗前，臉上掛著汗珠，在冬日的寒風中很快結成了冰碴。

＂伯母，您怎么來了？＂我驚訝地探出頭去。

＂你這孩子，錢都不帶夠就敢往外跑！＂伯母的聲音里帶著責備，卻滿是關切。她把一個布包塞進我手里，＂這九十塊是你大伯昨晚給你的，他以為瞞著我，但我今早收拾屋子時發現藏錢的罐子空了。＂

＂伯母，我已經有錢了，大伯給的足夠了。＂我慌忙解釋。

＂我知道，我知道。＂伯母的眼里含著淚水，＂這錢......＂她猶豫了一下，聲音低了下去，＂是我賣了當年結婚時娘家人給我的銀手鐲換來的。原本是留給你堂妹將來出嫁用的，但現在你更需要。不多，但能讓你在南方立足。＂

我震驚地看著她，那雙粗糙的手曾經戴過銀手鐲？那雙每天揉面、洗衣、干農活的手，居然有過這樣一件值錢的飾品？而現在，它換成了九十元錢，要伴我遠行。

汽車的喇叭聲響起，催促著離別。伯母緊握我的手：＂南方的路還長，記住家里有我們，有困難就回來。做人要正直，別學壞，別跟著別人去賭錢喝酒，聽見沒？＂

她絮絮叨叨的話語里包含著一個長輩所有的牽掛和擔憂。

＂車要走了，秀英你快回去吧，家里還有饅頭要蒸呢！＂大伯在一旁催促道，聲音有些發緊。

我站在車窗邊，看著他們的身影漸漸縮小，淚水模糊了視線。九十元在1998年的中國，對于一個外出打工的年輕人而言，是一筆不小的啟動資金。但對于大伯一家來說，卻是他們省吃儉用好幾個月的積蓄。

汽車駛出縣城，窗外的景色從熟悉變得陌生。我掏出布包，仔細數了數，果然是九十元整，五張十元的，四張十元的，還有十個一元的硬幣。那些硬幣上面有些發黑，想必是伯母日積月累攢下的零錢。

到了省城，我換乘開往深圳的綠皮火車。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車，也是第一次離家這么遠。火車上擠滿了和我一樣南下打工的年輕人，大家臉上都帶著對未來的憧憬和不安。

＂小兄弟，第一次出門吧？＂坐在我對面的一個中年男人遞給我一支煙。

＂嗯，去深圳找工作。＂我接過煙，雖然不會抽，但也不好拒絕人家的好意。

＂深圳好啊，遍地是黃金！＂中年男人吐出一口煙圈，＂我去年在那邊一個電子廠，一個月能拿七八百呢！這次回家探親，又要去了。＂

聽他這么一說，我心里才稍稍安定下來。想想大伯的工資才二百多，如果我能掙到七八百，豈不是很快就能改變家里的狀況？

四天四夜的火車旅程，我吃著伯母做的咸菜卷，省下了買盒飯的錢。那些咸菜卷漸漸變硬，但每一口都讓我想起家鄉的味道，想起伯母在灶臺前忙碌的身影。

到達深圳時，已是1999年的正月初八。南方的冬天沒有北方那么寒冷，但潮濕的海風依然讓我不適應。站在繁華的深圳站前廣場，看著川流不息的人群和高聳的大廈，我第一次感到了渺小和無助。

＂小伙子，找工作啊？＂一個騎著摩托車的中年男子停在我面前，＂我帶你去廠里看看，包食宿的。＂

初來乍到，我不敢輕信陌生人，搖搖頭婉拒了。想起火車上認識的那位中年男人留給我的地址，是寶安區的一家電子廠。我打聽了半天，才坐上開往那里的公交車。

那家電子廠確實在招工，但對我這種沒有技術的人，只肯給350元的底薪，還要加班到半夜。我咬咬牙答應了，畢竟口袋里的九十元經過長途旅行已經所剩無幾。

廠里的宿舍是上下鋪，一間住十二個人，夏天悶熱，冬天陰冷。我被分到了流水線上組裝小零件，枯燥又乏味的工作，每天十二個小時，眼睛都要瞎了。

第一個月的工資發下來，扣除各種費用，只剩下420元。我立刻去郵局匯了200元回家，在信中寫道：＂大伯、伯母，我在深圳找到工作了，這是第一個月的工資，先寄回來一部分。您二老的恩情，明生永遠記得。＂

寄完錢，我長長地松了一口氣。仿佛只有這樣，才能稍稍減輕心中的那份沉甸甸的責任感。

然而，一周后，我收到了大伯的回信和那200元錢：＂明生，錢我們收到了，但你自己在外面也不容易，這錢你自己留著用吧。廠里最近又有人下崗了，但我暫時沒事。你安心在外面，照顧好自己就行。＂

看著那200元，我的眼淚止不住地流下來。我知道大伯家的困難，大堂哥在師范學院的學費、生活費每學期至少要1500元，這幾乎是大伯半年的工資。而我寄回去的這區區200元，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呵，大伯還是這么倔。＂我苦笑著把錢收好，決定下個月再寄，這次直接寄給大堂哥。

深圳的日子并不好過。那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余波未了，很多工廠開始裁員或者拖欠工資。我所在的電子廠也不例外，經常拖欠我們一兩個月的薪水。有時候，整個流水線的工人只能喝稀飯配咸菜度日。

＂周明生，老板讓你去辦公室。＂一天中午，車間主任突然喊我。

我忐忑不安地走進辦公室，以為自己犯了什么錯。沒想到老板遞給我一份文件：＂聽說你初中畢業？這里有個倉庫管理員的職位，工資比流水線高一百元，你愿意干嗎？＂

＂當然愿意！＂我幾乎要跳起來。這意味著我可以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脫出來，而且收入也會增加。

就這樣，我從流水線工人變成了倉庫管理員，每天記錄出入庫的物品數量，整理貨架。工作雖然依然辛苦，但至少不用像機器一樣重復同樣的動作十幾個小時。

隨著工作的穩定，我開始有計劃地寄錢回家。每個月至少寄200元，有時候加班多了，能寄300元。大伯一開始堅決退回，后來見我執意如此，便不再推辭，但每次都在信中詳細告訴我錢的用途：給大堂哥交了學費，給二堂哥買了新書包，給家里換了漏雨的瓦片......

2001年，我在廠里的表現得到了肯定，被提拔為倉庫主管，月薪漲到了1500元。這在當時已經是相當不錯的收入了。我第一次有了存款，也第一次買了像樣的衣服。

同年秋天，一個意外的電話打破了我平靜的生活。

＂喂，是明生嗎？＂電話那頭是大堂哥急促的聲音。

＂是我，出什么事了？＂我一下子緊張起來。

＂大伯......＂大堂哥的聲音哽咽了，＂大伯下崗了，廠里只給了五千塊的買斷工齡費。＂

我一時間說不出話來。大伯在紡織廠工作了二十多年，兢兢業業，從未遲到早退，如今卻被無情地拋棄。五千塊錢，對于一個即將退休的老工人來說，簡直是侮辱。

＂我明天就回來。＂我二話不說，收拾行李，向廠里請了一周的假。

回到家鄉，發現大伯家的情況比我想象的還要糟糕。大伯整日沉默寡言，眼神空洞；伯母的饅頭攤因為去年城管整頓被取締，如今只能在家里做些手工活貼補家用；二堂哥剛上大學，每年的費用更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大伯，我這次回來是想和您商量個事。＂吃完晚飯，我對著沉默的大伯說道。

＂什么事？你說吧。＂大伯抬起頭，眼神里全是疲憊。

＂我在深圳這些年，攢了一些錢，想在咱們縣城開個小廠，生產一些北方特色的手工藝品，銷往南方。您......＂我停頓了一下，＂您愿意來幫我嗎？＂

大伯愣住了，眼中閃過一絲光芒：＂你要回來創業？＂

＂是的，我已經做了市場調研，南方人很喜歡北方的民間工藝品，銷路不成問題。而且我在深圳認識了不少做外貿的朋友，他們愿意幫我把產品賣到國外去。＂

那一晚，我和大伯談到很晚。他雖然沒有直接答應，但我看得出來，他的心已經動搖了。

回深圳后，我開始著手準備創業的事宜。辭去了工廠的工作，把積蓄全部取出來，又向幾個深圳的朋友借了一些資金。半年后，我回到家鄉，在縣城郊區租了一個廢棄的廠房，開始了我的創業之路。

大伯果然來幫我，成了廠里的生產主管。他對當地的工藝和人脈都很熟悉，招來了不少有手藝的老師傅。伯母則負責食堂，每天變著花樣給工人們做可口的飯菜。

創業的道路并不平坦。第一年，我們虧損了三萬多；第二年，勉強持平；第三年，終于開始盈利。我們的產品逐漸打開了市場，不僅銷往南方各省，還遠銷到了日本、韓國。

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夕，我們的民族特色手工藝品受到了奧組委的青睞，成為了奧運會的特許商品之一。這一下，工廠徹底紅火起來，訂單接到手軟，不得不擴大生產規模，增加了近百名工人，大多是當地的下崗工人和農民。

十年后的一天，我正在辦公室處理文件，大伯敲門進來：＂明生，有個事想和你商量。＂

＂大伯，您說。＂我放下筆，為他倒了杯茶。

大伯從懷里掏出一個舊布包，正是當年伯母追到車站給我的那個：＂這里是九萬塊錢，是我和你伯母這些年的積蓄。我們想......＂他聲音有些顫抖，＂我們想入股你的工廠，不為別的，就為了證明，當年那九十塊錢，我們沒看錯人。＂

我看著那個陳舊的布包，一時間淚如泉涌。十年前的九十元，成就了今天的我；而今天的九萬元，見證了大伯對我永不動搖的信任。

＂大伯，您和伯母不用入股，這工廠本就有你們的一份。＂我哽咽著說，＂沒有當年的九十元，就沒有今天的我。那不僅僅是錢，更是一份血濃于水的親情，是支撐我漂泊異鄉的精神力量。＂

大伯的眼圈紅了，他拍拍我的肩膀，聲音低沉卻堅定：＂明生，你沒讓我們失望。＂

如今，工廠已經成為縣里的支柱企業，解決了上百人的就業問題。大伯和伯母雖然年事已高，但仍然每天來廠里轉轉，看著工人們忙碌的身影，臉上總是掛著滿足的笑容。

每當我看到工廠大門口那個用九十元做單位的工資表時，都會想起二十多年前那個寒冷的冬日，車站匆忙的離別，和伯母追來時那飽含期望的眼神。

九十元，看似不多，卻承載了太多的愛與希望，照亮了我人生的道路，溫暖了無數人的心靈。

在這個物欲橫流的時代，或許金錢的數字已經變得越來越大，但真正寶貴的，還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卻充滿真情的點滴關懷。正如大伯常說的那句話：＂做人要記得來時路，莫忘初心方得始終。＂

我想，這就是九十元教會我的最寶貴的人生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