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時，賀龍領導的120師下轄358旅和359旅兩大主力。然而在改編后的三個月內，這兩個旅的首任旅長盧冬生、陳伯鈞均被替換，由張宗遜和王震接任。這一變動背后蘊含著復雜的歷史背景和戰略考量。

358旅首任旅長盧冬生是賀龍的老部下，從1927年南昌起義開始就跟隨賀龍轉戰南北，歷經湘鄂西蘇區創建、長征等重要戰役，以勇猛善戰著稱。但在1937年9月部隊改編后，盧冬生并未到任358旅旅長，而是被中央軍委派往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

這一安排主要基于兩方面考慮：

1. 培養高級軍事人才：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急需培養具有現代軍事理論素養的指揮員。盧冬生作為紅軍中少有的具備實戰經驗的高級將領，被選中赴蘇聯學習，系統掌握機械化戰爭、軍事戰略等課程。這與同期劉伯承、左權等將領赴蘇深造的安排一脈相承。

2. 國際聯絡的需要：當時共產國際對中國抗戰高度關注，盧冬生在蘇聯學習期間，也承擔著溝通中蘇軍事合作的任務。他在蘇聯期間參與了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的工作，為后來東北戰場的戰略布局積累了經驗。

359旅首任旅長陳伯鈞是黃埔六期畢業生，參與過秋收起義和井岡山斗爭，軍事理論素養深厚。但在1937年9月部隊開赴前線時，他奉命率359旅718團留守陜甘寧邊區，負責保衛黨中央和邊區安全。

這一調整的深層原因包括：

1. 戰略防御的需要：陜甘寧邊區是八路軍的后方基地，當時面臨國民黨頑固派的軍事威脅和日軍的襲擾。陳伯鈞率部留守，承擔著保衛延安、鞏固河防的重任。他后來擔任陜甘寧邊區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員，直接參與反摩擦斗爭和大生產運動。

2. 軍事教育的需求：陳伯鈞在紅軍時期就擔任過紅軍大學主任教員，擅長軍事教育。1938年6月，他調任抗日軍政大學訓練部部長，后任抗大第二分校校長，為八路軍培養了大量基層軍官。這種角色轉換體現了中央對軍事教育的重視。

張宗遜和王震的接任并非偶然，而是中央軍委基于軍事戰略和部隊實際作出的精心安排：

1. 張宗遜的井岡山背景：張宗遜是秋收起義的參加者，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熟悉八路軍的戰略戰術。賀龍向毛澤東請求指派一位井岡山出身的將領時，毛澤東推薦了張宗遜。他接任358旅旅長后，率部在雁門關、滑石片等地多次重創日軍，成為晉西北抗戰的主力。

2. 王震的實戰能力：王震作為359旅副旅長，在改編前就參與部隊整訓。1937年10月，他率717團在山西廣靈、靈丘等地開展游擊戰爭，取得馮家溝伏擊戰等勝利。中央軍委認為他更適合前線指揮，遂任命他為旅長兼政委。王震后來率部南下開辟根據地，成為著名的“南下支隊”司令員。

這次人事變動反映了抗戰初期中國共產黨的軍事策略：

1. 干部培養與儲備：通過選派盧冬生等將領赴蘇學習，為未來的軍事現代化儲備人才。陳伯鈞轉向軍事教育，也為部隊培養了大批骨干。

2. 戰略布局的調整：張宗遜和王震的接任，使120師既能在前線與日軍正面作戰，又能鞏固后方根據地，形成“前后兼顧”的戰略態勢。這種安排為后來120師主力挺進冀中、創建晉綏根據地奠定了基礎。

3. 統一指揮的強化：中央軍委通過直接調配干部，加強了對八路軍各部隊的集中領導，確保了戰略意圖的貫徹執行。例如，張宗遜作為毛澤東信任的將領，在指揮上更能與中央保持一致。

這次人事調整對120師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戰斗力提升：張宗遜和王震的接任，使358旅和359旅在實戰中迅速成長為八路軍的精銳部隊。358旅后來發展為西北野戰軍的主力，359旅則以“南泥灣精神”聞名。

戰略靈活性增強：留守與前線的分工，使120師既能參與正面戰場的作戰，又能開展敵后游擊戰爭，體現了“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戰略的靈活性。

干部隊伍建設：這種“學習-實戰-教育”的干部培養模式，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培養了大批優秀軍事人才，為奪取抗戰勝利和解放戰爭勝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綜上所述，1937年120師兩大主力旅長的人事變動，是中國共產黨在全面抗戰初期基于戰略全局作出的重要決策。這一調整既體現了對軍事人才的培養和使用，也反映了對戰場形勢的精準把握，為八路軍在華北戰場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