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榮鋼

1968年的德國杜塞爾多夫，大提琴手、行為藝術家夏洛特·摩爾曼在赤裸上身表演后被逮捕。

夏洛特·摩爾曼

同一年，她的好友小野洋子和約翰·列儂發表了備受爭議的新專輯《兩個處子》。專輯封面被兩人的全身裸體照片占據，列儂說他們是「兩個體重有點超標的癮君子。」

《兩個處子》

很多年后，貝納爾多·貝托魯奇的電影《戲夢巴黎》道出了那時西方反叛青年對性解放和文化自由的普遍渴望，而在克里斯·馬克的紀錄片《紅在革命蔓延時》中，世界各地身處邊緣的人群為民族獨立、種族平等和性別權利做出了犧牲。

《紅在革命蔓延時》（1977）

以上只是1968年全球反叛運動的縮影。

從法國到越南、從美國到古巴、從德國到日本，還有捷克、墨西哥、玻利維亞和阿爾及利亞，反叛與革命不僅遍布各大洲，還波及政治、經濟、文化的各個領域。

反叛的熱情不只在1968年燃燒，只是諸多的決定性時刻成就了這一年，使它成為六、七十年代乃至整個20世紀的標志。馬丁·路德·金在這一年遇刺身亡，巴黎的春天爆發了「五月革命」，布拉格的春天則被蘇聯的坦克碾壓。

這是人類第二次深刻體會「現代主義」的力量。第一次是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的時候，那時的人們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技術革命和民族革命蘊含的威力。

不同以往，「戰后一代」走在消費主義和大眾文化的前列，他們更浪漫、更叛逆，也更全球化。

《紅在革命蔓延時》（1977）

先鋒的藝術實踐、反傳統的文化潮流經由全新的生產、傳播和消費環境席卷世界各地，涵蓋了文化和藝術的整個范疇。

五十年后的我們正第三次感受「現代主義」的力量，只不過夾雜了更多后現代的經驗。世界變得既多元又單調，政治領域依然危機重重，消費主義以不同的面孔占領日常生活，豐富的社交手段也沒有解除人們的焦慮與孤獨。

受惠于技術革新，電影無疑是最能代表現代主義、表達現代經驗的藝術形式。站在今天回望影史，我們不僅能看到五十年前的電影人在主題、手法、風格乃至政策方面的革命，甚至能看到一個延續至今的影響歷程。今天的我們沒有孤立于歷史，而是處在六、七十年代反叛運動的余波中。

誰被需要，誰被拯救

1968年的美國電影市場碩果累累。除了雄踞票房榜首的《2001太空漫游》，今天家喻戶曉的《人猿星球》和《活死人之夜》也進入了票房前十名。

《活死人之夜》（1968）

在環保主義和黑人民權運動的文化潮流中，美國電影開始嘗試「去中心化」的新題材。人類中心和白人中心的權威被靈長類動物的新霸主和喪尸挑戰，猿猴開始統治人類，喪尸則成為對種族偏見的象征性反諷。

《一個國家的誕生》、《亂世佳人》、《南方之歌》等早期好萊塢經典電影中的黑人都是白人社會的附屬物，但民權運動使好萊塢對黑人的態度發生了180度大轉變，幾乎完全站在了解放和自由的一邊。

《一個國家的誕生》（1915）

除了《活死人之夜》等喪尸片，直接批判種族主義的《殺死一只知更鳥》和《猜猜誰來吃晚餐》也獲得了票房上的巨大成功。

《殺死一只知更鳥》（1962）

尤其是講述白人女孩帶黑人小伙回家見父母的《猜猜誰來吃晚餐》，這部電影正好誕生于種族間通婚合法化的1967年，并于次年在南方各州大獲成功。

《猜猜誰來吃晚餐》（1967）

女孩喬安娜·德雷頓（凱瑟琳·休斯頓飾）的父母都是開明之人，只是一開始沒想到女兒會嫁給黑人；主要的心理障礙來自黑人小伙約翰·普倫蒂斯（西德尼·波蒂埃飾）的父親，擔心兒子不該「攀高枝」，不過最終還是打消了疑慮。

總的來說，這是一部謹慎而體面的喜劇，影史地位高于藝術價值。約翰是一名近乎「完美」的黑人醫生，名校畢業，致力于非洲醫療事業，拒絕婚前性行為——即使喬安娜不介意。

據導演斯坦利·克雷默介紹，約翰的完美形象是為打消種族偏見刻意設計的。約翰的形象成為后世諸多黑人銀幕形象的原型。黑人可以和白人一樣，有體面的教育和職業背景、成為中產階級，可以投身公益事業，也可以堅守傳統和道德。

時至今日，美國主流電影仍然青睞種族題材。最近兩年，除了有紀念「底特律騷亂」五十周年的《底特律》和漫威新片《黑豹》，更有入圍奧斯卡的《月光男孩》、《藩籬》、《逃出絕命鎮》等影片。

《底特律》（2017）

這些影片不僅反映種族問題的時局熱點，也回應了2016年人們對奧斯卡的質疑，當時抗議者因為沒有黑人演員獲得提名而發起了名為「奧斯卡是白人的天下」（#OscarsSoWhite）的抗議活動。

多年以來，種族題材電影充當著美國社會的「晴雨表」，也延續著五十年來的審慎立場。不過，太過敏感的神經和刻意的情節人物設定時常遭人詬病，讓人懷疑美國電影對種族問題的理解不曾真正深刻過。

電影時常再現著《猜猜誰來吃晚餐》中黑人的完美形象，將理想的黑人同化為白人中產社會的一部分。但同化正好是種族主義的癥結，因為同化意味著對其他黑人和族裔的排除。出于平衡的考慮，導演又不得不在影片中對不同族裔進行安排。

《猜猜誰來吃晚餐》（1967）

另一些作品雖然反諷白人對黑人的想象和利用（Blaxploitation）——如獲得奧斯卡最佳劇本的《逃出絕命鎮》，但仍然簡化了種族間和種族內部的關系。

《逃出絕命鎮》（2017）

伴隨著60年代的「第二波女權運動」，美國電影對性別問題的態度和種族問題一樣發生了巨大轉變。「二戰」前的女性銀幕形象以男性為中心，這一趨勢在戰后電視和肥皂劇的流行中達到頂峰。

直到1968年，芭芭拉·史翠珊主演的《妙女郎》激進地表達了對性感、欲望、快樂和自我實現的渴望。這部電影改編自齊格菲歌舞團傳奇女星范妮·布萊斯的故事。史翠珊憑借此片榮膺奧斯卡最佳女主角，她之后的歌唱和演藝生涯也和布萊斯的一生形成呼應。

《妙女郎》（1968）

70年代好萊塢電影的女性形象愈發立體，這一漫長的過程離不開主流導演對題材的探索，例如挑戰傳統兩性觀念的《曾經滄海難為水》和《不結婚的女人》、女主角兼具勇敢和智慧的「異形」系列等等。

《曾經滄海難為水》（1974）

和1968年相比，今天美國主流電影的最大不同也許是對多元文化主義的強烈吁求。性別問題不再局限于女性的身份和權利，而是被納入一種更廣泛的多元文化話語，少數性見者（如《請以你的名字呼喚我》）、少數族裔（如《月光男孩》和《養家之人》）通過性別題材的電影獲得認可。

表現女性工作權利的電影《隱藏人物》和《婦女參政論者》反倒采用了一種復古、老派的視覺風格。

《隱藏人物》（2016）

不過，從電影產業來看，女性的參與度依然很低。60年代制片廠制度的破產對女演員造成了毀滅性打擊。女性不再能依靠明星制度在好萊塢占有一席之地，新的制度又遲遲無法提供支援。

直到80年代，導演行業仍然完全由男性主導，女性導演的作品只占市場的0.5%。很多女性導演只能以實驗電影或獨立電影的名義，讓作品在小范圍內流傳，其邊緣地位正如她們在該產業中的地位。

雖然好萊塢留下了阿涅斯·瓦爾達、伊蓮·梅、艾達·盧皮諾等女性導演的名字，但她們的工作并不順利，比如瓦爾達一開始不得不依靠丈夫雅克·德米在好萊塢的關系才能立足。

阿涅斯·瓦爾達（左）

今天，性別在美國電影界成為道德行動的理由，最典型的莫過于#MeToo運動。在這場沸沸揚揚的運動中，哈維·韋恩斯坦等知名電影人紛紛落馬。然而，性騷擾只是訴求之一，或者說是一種行業內部性別失衡的結果，這種失衡顯然可以追溯到半個世紀以前乃至更早的時候。

莉亞·邁耶霍夫是女性導演支援組織Film Fatales的創始人，她認為要改善好萊塢的性別狀況至少要增加導演、編劇和演職人員中女性的數量。

Film Fatales

要知道，除了導演，女性在大多數電影部門中都處于邊緣位置，幕后團隊的重要職位也由男性占據。

戛納的遺產，歐洲的沖突

1968年，正當美國電影界對電影分級制度爭論不休時，大洋彼岸的戛納陷入了一場文化戰爭。

法國電影資料館創始人亨利·朗格魯瓦被免職，這位德高望重的館長曾經挽救過若干電影的拷貝，包括從德國納粹黨衛軍手里奪回了約瑟夫·馮·斯登堡導演的《藍天使》。

《藍天使》（1930）

罷免一事令讓-呂克·戈達爾和弗朗索瓦·特呂弗等新浪潮導演感到憤怒，查理·卓別林、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黑澤明等國外電影人也加入聲援朗格魯瓦的行列。

五月的戛納電影節正好趕上了「五月風暴」，索邦大學的學生提前走上了街頭。為了進一步回應「朗格魯瓦事件」，批判法國文化部門頑固而官僚的態度，特呂弗在電影節開幕當天帶領其他示威者拉下了幕布，并與當局發生了沖突。

爾后，路易·馬勒和羅曼·波蘭斯基等評委宣布辭職，大島渚、阿倫·雷乃等導演退出電影節。1968年的戛納電影節因此關閉。

這是唯一一屆沒有如期舉行的戛納電影節。考慮到「五月風暴」的背景，戛納電影節的沖突不足為奇。如果當時電影節如期舉辦，也許不至于帶來如此巨大的影響，也不會被2018年的戛納電影節視為值得紀念的里程碑。

紀念1968年，不是紀念一次因故停辦的電影節，而是紀念一代電影人與守舊文化制度的斗爭，因為今天的戛納電影節正受惠于那時的遺產。

1968年的電影人「大罷工」為次年的戛納電影節帶來了改革的機遇，其中之一便是加入了「導演雙周」的競賽單元。這個競賽單元由法國電影導演協會主辦，票價低于傳統單元，創始人特呂弗希望用它對抗勢不可擋的電影商業化趨勢。

直到今天，「電影雙周」仍然是最以導演為中心、最具獨創性的競賽單元，這和60年代流行的「作者中心論」以及新浪潮導演的努力密不可分。

半個世紀以來，戛納電影節見證了自身的改革，除了「電影雙周」，還有80年代吉爾·雅各布對選片制度的改革。此外，場外觀眾對電影的態度同樣受到1968年的影響。自1968年以后，戛納電影節的部分擁躉一直秉持「純粹」和「真實」的態度。

戛納電影節停擺不是單一事件，當年的背景很難讓人相信它會如期舉辦。1968年，戈達爾用41個兩到三分鐘的短片拼成著名的紀錄片《傳單電影》，既是用作動員的影像，也是記錄歷史。影片勾勒出前衛和保守的對抗，這是戴高樂政府危機延伸到文化領域的結果。

《傳單電影》（1968）

如何看待法國和歐洲？如何對待工人階級？如何對待多元文化？這些問題從那時起就縈繞在歐洲電影人心頭。鑒于近來歐洲「新納粹主義」復興、移民形勢嚴峻、本土主義占領道德高地，這些問題一點也不過時。左派電影人對先鋒藝術自命不凡的態度屢遭批評，維系戰后歐洲發展的一體化結構也亟需轉變。

傳記電影《敬畏》再現了「五月風暴」中的戈達爾，也還原了那代電影人的激情與希望，以及夢想破碎后的痛苦。他們參與學生抗議，和工會一起罷工，承受著身體和情感的雙重傷害。

《敬畏》（2017）

支持戴高樂政府的保守主義者認為支持女權運動、民權運動和工人運動的新左派是「文化非理性者」；相反，追求前衛藝術的年輕人認為自己才真正繼承了19世紀的自由主義思想，畢竟在反叛運動以前，沒離婚的法國女人甚至不允許開設銀行賬戶。

這場左與右、進步與保守的爭論在混亂的話語下持續著。極右翼政黨候選人、國民陣線黨主席瑪麗娜·勒龐險些勝選的事實也從側面印證了1968年的爭論仍在延續，但即使是總統馬克龍，也警告「五月風暴」之類的事件會毀了法國的「傳統」。

而在近期的一些街頭抗議中，法國工人和移民再次打出1968年的口號，反對精英政治：「我們不希求任何東西，我們將拿回屬于我們的所有！」

這種爭論在去年一篇題為《巴黎宣言：我們可以信賴的歐洲》的宣言中達到頂峰。十幾名歐洲保守主義學者呼吁擯棄多元文化和戰后歐洲一體化的烏托邦幻想，直面危機，保護以基督教傳統為根基的家園。

與此同時，入圍戛納電影節的影片來自更豐富的文化背景，而不再像六、七十年代時那樣只來自歐洲國家。影片的主題也更多元，入選「一種關注」單元的《肯尼亞式友誼》是史上首部亮相戛納的肯尼亞電影，鑒于女同性戀主題被肯尼亞官方禁止，戛納給了這部電影與觀眾見面的獨特機會。

《肯尼亞式友誼》（2018）

總之，誠如凱特·布蘭切特所言，多元文化是戛納的本質。進步與保守的張力寫在了現代法國史的基因里，作為歐洲最重要的電影節，戛納電影節將繼續充當這場文化戰爭的陣地。

青春才是天堂

學生，或者說青年，是1968年世界的主角。他們的身影出現在伯克利校園外的反戰現場，巴黎工人的身邊，布拉格的街頭，也出現在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上，用大麻的煙霧把周圍籠罩起來。

這群亢奮而矛盾的年輕人用流行文化和前衛藝術踐行青年政治，也用前所未有的方式組織自己，動員自己。無論從什么方面去理解這群年輕人，都符合威廉·華茲華斯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寫下的詩句：「生命的黎明是樂園，青春才是真正的天堂。」

死氣沉沉的氣氛需要改變，時代呼喚新的激情。正如1968年上映的林賽·安德森的電影《如果》，寄宿制學校封閉保守的氛圍正是時代的縮影。

《如果》（1968）

無法忍受學校制度和高年級生欺負的麥克·特拉維斯（馬爾科姆·麥克道威爾飾）跑到校園外和服務員調情，回到學校后用無意間發現的槍支向同學射擊。聽上去和《大象》有些類似，不過考慮到1968年的背景，就不太一樣了。

《如果》（1968）

時代和青春的不穩定性發生了「化學反應」，這代歐美青年走上街頭時至多二十歲上下，正好是「二戰」后出生的一代人。他們的家庭也剛從戰爭的創傷中走出來。

作為城市新中產的子女，接受過良好的人文和藝術教育，擁抱波西米亞式的生活。1968年的美國電影《狂野街頭》中，熱愛搖滾樂，對政治活動熱情高昂的小麥克斯就是同齡人的代表。

《狂野街頭》（1968）

雖然小麥克斯衣食無憂，但他厭倦了體面的生活，他想像父親那代人一樣改變舊有的社會文化傳統。但是現在的父親是個「懦弱」的人，成為搖滾紅人的小麥克斯決定離開家，走上街頭，涌入革命的洪流中。最終，成為議員的小麥克斯決定把父母們關押起來，卻發現自己也身處被更年輕一代推翻的命運中。

這是一出虛構的政治寓言，在不真實的情節下，流露出導演對革命循環論的幻想。1990年，曾經奮戰在「五月風暴」前線的路易·馬勒也通過影片《五月傻瓜》表達了對那時青年熱忱卻略帶苦澀的情愫。

《五月傻瓜》（1990）

這個頗具爭議的故事發生在法國鄉下一個中上層家庭，一家人因祖母的葬禮聚在一起，周圍一片祥和。直到挖墓工人罷工，家中長子從巴黎帶回「五月風暴」的消息，人們才變得緊張起來。

但馬勒和觀眾都明白，家中的父輩們并沒有在這場運動中被顛覆。隨即，參加學生運動的兒子被扇了耳光，司機、園丁、女仆各司其位，家長們對革命歇斯底里的恐懼被一場傾盆大雨瞬間洗刷掉了。

《五月傻瓜》（1990）

《五月傻瓜》也是一出政治寓言，它和《狂野街頭》分別展現了青年的狂熱和無力。當然，兩個故事都表明，1968年的學生運動也是發生在家庭內部的代際革命，與父母的文化矛盾往往成為年輕人走上街頭的契機；同樣，在中產家庭的囹圄里革資產階級的命，就像一個人試圖把自己拎起來，不可能實現。

「資產階級除了從壓抑一切樂趣中獲得樂趣之外，沒有別的樂趣。」1968年，街頭的學生打出了這樣的口號，以致于讓人們以為反抗資本主義是那場運動的底色。青春的躁動促使年輕人挑戰寡淡的中產家庭生活，而他們對流行文化、性解放和個人滿足感的追求反而催生了消費革命。

《五月傻瓜》（1990）

在那一刻，喚醒消費需求比滿足基本需求更重要。正如著名劇作家亞瑟·米勒在1968年的話劇《代價》中寫道：「你今天不開心嗎？如何救贖呢？去消費吧！」

漸漸地，日常生活的符號化成了這場運動的注腳。1967年切·格瓦拉去世后，他的形象迅速衍變成文化符號。截至2018年，已有近50部電影、電視劇以格瓦拉為主題，另外還有與之相關的游戲、漫畫、商業廣告、流行音樂等等。

愛爾蘭插畫家創作的頭像剪影也出現在衣服上、墻壁涂鴉上，甚至生活用品上。格瓦拉的文化生命力經久不衰，竟然歸功于他窮其一生都在對抗的經濟制度。

與此同時，東歐的年輕人走上街頭。1969年紀錄片《覺醒》中的布拉格街景印證了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經濟的潰敗。盡管國防工業達到頂峰，但經濟遲滯不前，消費需求也難以滿足。

《覺醒》（1969）

不過，現實讓他們付出了比歐美青年慘痛的代價。前兩年阿格涅絲卡·霍蘭導演的劇集《燃燒的灌木叢》就改編自自殺的青年揚·帕拉赫的真實故事，也有對現行體制的諷刺意味。帕拉赫在運動中自殺，卻在死后不得不讓自己和家人背負政府和社會的罵名。

《燃燒的灌木叢》（2013）

現如今，年輕人仍然活躍在西方的街頭，比如美國前幾年的「生命大游行」，頻發的校園槍擊事件使上百萬年輕人走上街頭，抗議政府控槍不力，一名高中生參與者還因此登上了《時代》周刊的封面。

不過，和1963年肯尼迪遇刺后發起抗議的年輕人相比，他們不太會把階級掛在嘴上，也沒有必要像在「冷戰」中那樣，把政治立場兩極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折衷主義，并且在實踐中以特定群體的名義聚在一起，在這里是「為了兒童」。

這樣一來，消費主義和新媒體反而讓他們更團結。除了在社交媒體上出售和禁槍有關的文化產品，用親子觀念和主流文化團結中產階級，還在抗議中借用唐納德·格洛沃點擊量上億的MV《這就是美國》，抗議槍支和警察暴力。

《這就是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