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管醫學博物館·老專家口述歷史

“心血管醫學博物館·老專家口述歷史”是心血管醫學博物館精心打造的特別欄目，該欄目誠邀百位心血管領域資深老專家進行歷史口述采訪，以完整稿件形式發表出版，讓這些珍貴的歷史見證和醫學智慧得以廣泛傳播，為行業發展提供寶貴參考。

本文為『心血管醫學博物館』整理原創內容

（全文共約 9000 字，閱讀約需要23 分鐘）

編者按：“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這句《國際歌》1歌詞，在何秉賢教授的人生中得到了最生動的詮釋。

從他身上，我們看到了一個醫者的初心，一個共產黨員的使命，一個知識分子的擔當。1955年從蘭州大學醫學院畢業后，他主動請纓赴疆，在天山腳下默默耕耘，用一生踐行著“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的信念。

如今，在新疆從醫70余年的何秉賢教授已回到浙江休養。雖已鮐背之年，但何教授依然目光如炬，說起話來條理清晰，那份對醫學事業的熱愛和對祖國的赤誠之心絲毫未減。

本稿根據既往資料和采訪內容整理而成。

學生李新立（二排左三）前往杭州為何秉賢慶生

記者：何教授，您好！能否先談談您的童年時光？那段經歷對您后來的人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何秉賢：我1931年1月28日出生在浙江蘭溪，爺爺是當地的一名律師，父親在上海一家民族資本輪船公司工作。記憶里，家庭充滿書香和理想，但日本侵華戰爭2那會兒，一切都變了。

1943年到1945年，日本鬼子占領蘭溪，十二三歲的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屈辱，什么是痛苦。和10歲的弟弟一起，我們被迫為日本兵干苦力，每天從蘭江取水，往山上的碉堡運送。那是一種怎樣的屈辱啊——挑不動就得挨打，干完活還要跪下磕頭感謝日本人。

最讓人痛心的是看到他們殺害無辜百姓。有一次在湯溪縣后張村，他們失蹤了一個兵，就說是村民殺的，抓了老鄉，最后槍殺了他們，還燒了全村200多家房子，這些都深深印在我心里。

那時候家里也很困難，父親所在的公司經常發不下工資，導致我們家生活也愈發困難，肉眼可見鍋中的飯越來越稀，一天三頓飯悄悄地變成了兩頓。一家人靠著不斷舉債維持生計，債臺高筑。最讓我心痛的是母親徐秀貞。因為看不起病，她在1952年離開了這個世界，年僅43歲。那一刻，我暗自發誓：我要成為能夠救助他人的人。

國破山河難保，皆因積貧積弱。屠刀之下，中國人任人欺凌成了尋常之事，只有國家強大了，人民才能過上好日子。

記者：1949年上海解放時，您親歷了這個歷史時刻。那種感受一定很特別吧？

何秉賢：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的那一天，我和父親站在人群中歡迎解放軍進城。

說實話，我以前對舊軍隊印象都不好，見過的都是一些搜刮民脂民膏、欺壓百姓的軍閥們，但解放軍完全不一樣！他們樸素、紀律嚴明，充滿對人民的尊重，人民群眾送的雞蛋等慰問品，他們都不接受，從不騷擾百姓，晚上就睡在馬路邊上過夜，對老百姓秋毫無犯。那些年輕的戰士，身上散發著一種令人敬畏的堅定與希望。

所以當華東軍政大學招生時，我毫不猶豫地報考，就這樣成了一名光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

在部隊里我當會計兼文化教員，給戰士們上文化課，給衛生隊的大夫、護士們講英語課。7月底我們從上海出發支援第一野戰軍3解放大西北，大約行軍一個多月才到蘭州。一路上鐵路、橋梁被破壞嚴重，我們很多時候只得步行，這段時間我們幾乎都在急行軍，沒有休整過。

按照上級指示，我作為受保護的“小知識分子”，肩上也得扛著一支長槍，身上還綁著兩枚手榴彈，隨時做好戰斗準備。8月26日蘭州解放了，我也被頒發了一枚“蘭州解放紀念章”。

年輕時的何秉賢

記者：是什么促使您決定學醫的？

何秉賢：全國解放后，黨中央、毛主席號召年輕人學習科學技術報效國家。選擇學醫，主要還是小時候看到太多人因為沒錢看病，最后都沒了，我母親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當時我就想，如果我能當醫生，也許能救助更多人，更多像母親這樣的病人，后來我就報考了蘭州大學醫學院4。

而且，我在蘭州大學醫學院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在抗日戰爭期間，全國各地很多有名的專家學者都跑到了相對安全的蘭州市，蘭州大學一時間就成了全國很有實力的高等學府，人才濟濟。

像病理學的馬馥庭5教授、心血管的李尚舉教授等等，都是留德留美的，水平很高，用的教材也是美國原版的，這五年讓我打下了比較扎實的醫學基礎，也更堅定了要成為一個好醫生的念頭。

何秉賢在蘭州大學醫學院的畢業照，四排右四何秉賢

記者：那畢業時您又為什么選擇來新疆呢？

何秉賢：其實，我當時完全可以要求回上海，畢竟是從那里來的。但我在畢業志愿書上寫了：“服從組織分配，到最艱苦的地方去。”

我想，黨和人民培養了我，我要報答這份恩情，個人的事情是小事，國家的需要才是大事。國家哪里需要，我就到哪里去。

蘭州大學醫學院領導經過研究，覺得我是優等生，決定分配我到新疆這個雖然條件艱苦，但卻急需人才的地區去，得知消息，我很開心。就這樣，從魚米之鄉來到了天山腳下，開始了我的從醫之旅。

記者：剛開始在新疆工作時，醫療條件如何？您遇到了哪些困難？

何秉賢：新疆當時缺醫少藥的情況讓人心痛。1954年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6成立時，我被調到了這里工作。剛開始沒有分科，包括我在內，內科共有8個大學剛畢業的住院大夫，也沒主任，連主治大夫都沒有，大家只好選了1名黨員大夫當組長，疑難病號大家討論。

新疆醫學院成立之初

那時，新疆級別最高的醫生就是前蘇聯幫助培養的中級醫師，缺醫少藥的情況非常嚴重，全疆最好的設備就是前蘇聯制造的小型X射線機，先進醫療設備奇缺，農牧區更是沒有。各地州醫院僅能做一些簡單的下腹部手術，如闌尾炎、痔瘡手術等。

一切都是從零開始。

印象深刻的是當時農牧區的產婦分娩，都是找當地接生婆，嬰兒死亡率極高，有時候連產婦都保不住性命，而且，廣大群眾對這些事情都認命了，認為這一切都是上天安排的。

也有產婦臨產時有想到醫院生產的，可是路途遙遠、道路不通，有些產婦臨產時都已經破羊水了，人卻還在幾十千米以外的路上往縣城里趕......

種種情況，我很痛心，這種現象必須要徹底改變！

行醫過程中，最大的困難是語言。很多病人是少數民族，他們不會說漢語，我也不會說他們的話。當時看病就需要找翻譯，但翻譯不是隨時都有。要說清楚一個問題很多時候都是手勢比劃，剛開始很費勁。

第一時間想到的還是要自己學會少數民族語言，并掌握他們的生活習慣。后來我就開始學習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語言，逐漸可以較為熟練地用維語或哈語與患者直接對話。

但我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多多培養出合格的新疆當地醫生來，各民族、各地區的都要有，讓這些醫生直接深入到他們自己所處的民族中去開展工作。

記者：您在1957年做出了新疆第一份心電圖，能詳細談談當時的情況嗎？

何秉賢：1957年5月的一天，在汪師貞7老師的支持下，我負責心血管組，兼管心電圖室，誕生了新疆的第一份心電圖，后來也開展了心導管檢查技術。

何秉賢操作心電圖機器

之后，同來自同濟醫學院的張楚武、沈陽醫學院的白玉茹、洪秀芳、華澤惠，哈爾濱醫學院的吳福恩等團結協作，慢慢把心血管科發展起來了。

當時心外科的錢中希8教授率先在新疆完成開胸心臟手術，整個新疆當時只有我們醫院可以做心臟手術，而且當時公費醫療9，病人非常多，我和白玉茹醫生沒日沒夜地忙，篩查需要手術的病人。因為麻醉科醫生不懂心電圖，做手術時我還要去監護。就這樣干了10多年，雖然辛苦，但看到能幫助這么多病人，心里還是很充實的。

記者：1958年您有機會留在北京阜外醫院，為什么選擇回新疆？當時內心有過猶豫嗎？

何秉賢：沒有猶豫，我在新疆習慣了，離不開，況且新疆需要我，那里的病人離不開我。

何秉賢為患者聽診

1958年，組織安排我到北京阜外醫院10、協和醫院11進修，阜外醫院是全國最好的心臟病醫院，都是全國知名的大專家，像阜外醫院黃宛12教授、協和醫院擔任過毛主席保健醫的方圻13教授等都是我的老師。

離開阜外醫院前，吳英愷14院士希望我能留在阜外，阜外醫院各方面的條件比新疆好太多，開展工作也會順暢很多，我要是能留下來，對個人來說是非常好的事情。

當時沒想那么多，就是覺得組織培養我，讓我來北京進修，我就應該回去好好干。新疆的醫療條件那么差，我學了新技術，回去才能幫助更多人，服務好新疆人民。于是，我便婉拒了阜外醫院的挽留，毅然返回新疆。

記者：后來您還有多次出國學習的機會，都是如何選擇的？

何秉賢：1988年我獲得英國皇家王寬誠獎學金15去英國學習，一年后英國方面希望我留下，還說可以把我愛人也接過去。

當時正好國內有些動蕩，有位教授好心勸我說，現在回國可能會受到沖擊，在英國條件又好。但我的根在中國啊，新疆人民還在等我學成回去呢。

后來還去美國、日本等地學習交流，條件都比國內好，但我從來沒想過要留下。就是很樸素的觀點，是國家培養了我，讓我出國見世面、學技術，就是希望我能回來更好地服務，我怎么能光想著自己呢？

而且說實話，我也舍不得新疆，新疆已是我的第二故鄉了，這里的人民純樸善良，對我們醫生很尊重。我在這里生活工作習慣了，舍不得，舍不得他們。

記者：在“文革”那個特殊年代，您是如何堅持科研工作的？那段經歷一定很難吧？

何秉賢：那段時間很困難，有人說我走“白專道路”，給我扣帽子。但我一直都記著“無產階級只有解放了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黨是需要科學技術的，總有一天會用得上。

當時白天要開會，我就晚上在家看書。圖書館也關閉了，大批外文資料無人借閱，我正好利用這個機會與圖書館悄悄建立了“地下聯系”，偷偷借些外文書回家看。

1967年我們就想編一部心電向量圖的教材，因為國內還沒有。那時候搞研究是“犯錯誤”，只能偷偷摸摸地做。我騎自行車在圖書館和醫院之間跑，翻遍了所有相關書籍，完全靠手摘錄，寫下了數百萬字的筆記。

有一段時間我身體不好，肝功能有問題，都讓我休息一段時間，可是當時生怕時間不夠啊。

“拼了，與其休息多活幾年，不如抓緊工作少活幾年！”

1976年9月，在參考國外大量有關資料的基礎上，結合臨床實踐，歷經近十載編著五十多萬字的《臨床心電向量圖學》由新疆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成為我國第一部心電向量學著作，填補了我國這方面的空白。

1976年《臨床心電向量圖學》出版

記者：您如何看待新疆的高血壓防治工作？在基層工作中有什么特殊的經歷嗎？

何秉賢：新疆高血壓的患病率非常高，我們走遍了全疆大大小小的工廠礦區、農村牧區。從1979年至1991年，我們國家進行過三次全國性的高血壓普查，我都直接參與其中并負責新疆的普查工作。

經費有限，參與普查的人吃住都在當地的衛校，并且培訓動員衛校學生一起參與普查。新疆地方大，有些普查點很偏僻，交通不便，上面也說到，我們經費有限，更多時候都是坐毛驢車或騎馬到處跑。

我常開玩笑說“這是在驢背上搞的高血壓普查”。

當時新疆農民的生活非常艱苦，農舍都很簡陋，大部分農民家中沒有任何家具，只能坐在地炕上。普查時農民稱我們是“毛主席派來的醫生”，對我們的工作很支持。

然后是牧民，去趟牧區不容易。原來我以為牧民生活很浪漫，“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實際上牧區都在山里，家家戶戶住得很分散，翻山越嶺一天只能走四五家，我們只能走到哪住到哪。

何秉賢在牧區開展巡回醫療

好在牧民特別好客，到哪都有奶茶喝。他們每天要喝二十多碗奶茶，加很多鹽，所以鹽攝入量特別高。這可能是高血壓發病率高的一個原因。

在開展普查的基礎上，我們團隊對新疆各民族的高血壓和心血管病的臨床和流行病學開展科研，并在我國率先開展了假性高血壓研究。我們先后在國內外刊物上發表了多篇有關高血壓的重要科研論著，許多科研成果填補了新疆乃至國內心血管病的研究空白。

值得欣慰的是，這些年，經過各方面多年的宣傳教育，新疆少數民族的高血壓發病率在日常診療中已有明顯下降。

記者：在臨床工作中，您還有哪些難忘的經歷嗎？

何秉賢：有一次夏天我們外出巡診，牧區有產婦要生孩子，負責接生的女大夫不會騎馬，我就陪她去，一邊騎自己的馬，一邊牽著她的馬。

沒想到走到河邊時，她的馬不肯過河，還往后退，一下子把我拉到水里了。雖然是夏天，但山里的水還是很冷，我全身都濕透了，凍得直打顫。但為了產婦，我們顧不了那么多，繼續趕路，直到孩子平安出生。當我們返回醫療隊時，已是第二天早晨了。

還有個60多歲的農民高血壓頭暈，每周幾十塊錢的藥費負擔不起。我檢查后發現他的身體情況尚好，就給他開了一瓶尼群地平，并囑咐其低鹽飲食，戒煙戒酒。兩周后復診，老農血壓下降，癥狀減輕，我又給他加開一瓶雙氫克尿噻，兩藥聯用，每天不到一毛錢。

一年多后，這位農民拿著自己種的蘑菇來找我，說：“何主任，我吃了您開的藥，血壓一直很好。我種蘑菇發了財，今天來謝謝您?！蔽也豢鲜眨f：“你不收就是看不起我，我出去就把它扔了！”我只好收下了，我認為是最珍貴的禮物了。

這樣的事情經常遇到，老百姓很淳樸，只要真心為他們著想，他們都記在心里。

記者：新疆是少數民族自治區，民族關系復雜，關于民族團結方面您有什么具體做法嗎？

何秉賢：新疆有13個少數民族，語言和習慣各不相同，在全疆分布比較廣泛，總的情況是大雜居，小聚居，只有當地的醫生才能更好地解決語言、信仰、生活習慣等問題。而且他們在家鄉工作，照顧父母、孩子上學這些問題都好解決。

所以我主張大量培養少數民族醫生，讓他們為本民族群眾服務。

何秉賢與肉孜·阿吉一同工作學習

我的學生肉孜·阿吉16就是個例子。他是維吾爾族，在學校時我是他老師，畢業后我們在同一科室工作。我記得他是1956年的冬天從喀什坐了10天的卡車才到烏魯木齊上學，成為我教的第一期學生。上學期間，肉孜·阿吉漢語不好，我經常開小灶幫他補習語言和專業課。

畢業后，肉孜·阿吉留在了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我們倆相互配合，互相幫助，關系很好。大家說我們是民族團結的典型，自治區還表彰過我們，成為“民族團結一對紅”的楷模。

我還經常帶學生到國外學習，肉孜·阿吉我就帶他去過日本好幾次，我還給他當翻譯，只有讓各民族的人都有學習機會，見識廣了，對建設才有好處。

在民族地區，用心對待病人，也是潤物無聲的民族團結；讓普通群眾感受到黨和政府的溫暖，就是為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做貢獻。

記者：您在醫學教育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培養學生有什么心得體會？

何秉賢：我既是醫生也是老師，從北京進修回來后，就開始帶學生。新疆醫學院第一批學生，我也參與了培養，包括上課、帶實習、下鄉等等。

何秉賢指導研究生，李新立（左一）

前面也說過，我開始注意培養少數民族學生，來解決廣大新疆看病難的問題，現在我可以說新疆各地醫院都有我教過的學生，連鄉鎮衛生院都有，有漢族、維吾爾族、回族、蒙古族、柯爾克孜族等等。他們中的不少人還出國留學，回來后成為當地骨干。

我逢人總是講：“在新疆，走到哪都有我的學生，這是一輩子最值得驕傲的事。”

為了讓基層醫生及時了解新知識新技術，我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每年都編寫《心血管內科進展學術講座》，專門為基層心血管內科醫生撰寫，幫助他們及時了解國內外最新學術進展。我每年寫一本，已連續出了24本，深受全疆心血管醫生的歡迎。

2005年2月，新醫大一附院舉行首批八位名醫稱號授予大會（右四：何秉賢）

記者：您如何處理醫患關系？有什么心得體會？

何秉賢：上面種蘑菇老農的故事其實就很明了了，醫生對患者是“真心換真心”，作為醫生一定要做到“急患者之所急，想患者之所想，幫患者之所需”。

現在醫患關系有時候比較緊張，從醫生的角度來說，我想還是溝通的問題。醫生要有耐心，要用心和病人交流，讓他們感受到你是真心想幫助他們。

科室交班指導診療（桌前左二：何秉賢）

記者：您的座右銘是什么？這個座右銘又如何指導您的一生？

何秉賢：我的座右銘是：“人生短促，奮發圖強；清心寡欲，身心健康；德藝雙馨，終身受益；回首往事，無怨無悔。”

我從一個經歷過苦難的孩子，到參軍報國，再到學醫扎根新疆，在新疆工作了一輩子，就做了兩件事“治病、育人”。

我見證了新疆從缺醫少藥到現代醫療技術基本趕上內地先進地區的發展歷程。從心電圖、心向量圖、心導管檢查、起搏器安裝等等，現在連南疆地區都可以做心臟支架了，不用再跑到烏魯木齊找大醫院了。

看到患者的疾病能夠在當地解決，看到基層都有我們新疆醫學院培養出來的醫生，覺得這一輩子辛苦付出值了！

何秉賢教授與同事探討心電圖

記者：對年輕醫生有什么寄語？

何秉賢：年輕人到邊疆來，首先要有正確的思想認識。要明白，個人的價值只有和國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結合起來，才能真正實現。邊疆雖然條件艱苦，但正是因為艱苦，才更需要人才，也更能鍛煉人才。

何秉賢赴京出席第九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紀念照

我常常想，如果當年我留在了上?；蛘弑本?，可能生活會更舒適一些，但我絕不會有今天這樣的成就感。在新疆，我看到了自己工作的意義，看到了自己對這片土地和人民的價值，這種滿足感是金錢買不來的。

其次，要有吃苦耐勞的精神。邊疆的工作不會一帆風順，會遇到各種困難。語言不通、生活習慣不同、工作條件艱苦，這些都是需要克服的。但是只要有堅定的信念，這些困難都不是問題。

再次，要虛心學習。到了邊疆，要學習當地的語言，了解當地的文化，尊重當地人民的生活習慣，才能真正融入當地，才能更好地為當地人民服務。

最后，要有長遠的打算。不要把到邊疆工作當作是臨時的安排，要把它當作是自己人生的選擇。只有扎下根來，才能真正發揮作用，才能真正實現人生價值。

新疆是個好地方，這里天高地闊，民風淳樸，各民族團結和睦。年輕人到這里來，不僅能夠為邊疆建設貢獻力量，也能夠在這個過程中鍛煉自己，成就自己。

何秉賢與夫人魯世元

結語

2007年何秉賢榮獲第六屆“黃宛心電學獎”

天山有雪蓮，常年在零下幾十度的嚴寒中傲霜斗雪、頑強生長，當地少數民族視之為奇珍藥草。在他們眼里，何秉賢教授猶如永遠綻放的雪蓮，70年扎根天山，70年默默綻放，70年散發著芬芳。

何教授已鮐背之年，就像陪伴他數十年的老自行車，掉了漆，生了銹，卻承載著一個醫者在天山腳下奔波的身影，如同那句“此心安處是吾鄉，不辭長作新疆人”的深情告白，他用一生詮釋了什么是醫者初心，什么是報國情懷。

今天，有幸回望這位老人的一生，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醫生的成長軌跡，更是一代知識分子“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精神寫照。在那個火紅的年代，有多少像何秉賢教授這般的年輕人，懷著滿腔熱血，告別故鄉，奔赴邊疆，把青春和生命獻給了祖國的建設事業。

他們是真正的時代脊梁，是永遠綻放的雪蓮！

內容參考

• 新華網 《永遠綻放的雪蓮花--記我國第一代援疆人、心血管病名醫何秉賢》

• 天山網《何秉賢:開枝散葉 為培養少數民族醫生奉獻一生》

• 微信公眾號“新醫微訊”：《新醫·記憶|建校元老：何秉賢》

• 微信公眾號“中國循環雜志”：《何秉賢：從日本鐵蹄下的小孩到扎根兒新疆的騎毛驢專家》

• 微信公眾號 “東方華夏心血管健康研究院”：《像胡楊般扎根邊疆--何秉賢》

何秉賢

1931年1月生于浙江省蘭溪縣。1949年5月在上海工作，同年8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0年經部隊推薦，考取蘭州醫學院。1955年畢業后志愿到“祖國最艱苦的地方去”，先后被分配至自治區人民醫院和新疆地質局工作。1957年5月，調入新疆醫學院附屬醫院內科工作，歷任醫院門診部負責人，內科副主任、主任，干部病房主任，內科教研室主任。

何秉賢對心血管病和心電學研究造詣很深，是博士生導師和博士后合作導師、自治區優秀專家、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曾任新疆心腦血管病研究所所長，新疆醫學會副秘書長、副會長，心血管分會和老年病分會主任委員。還曾任國家衛生部心血管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博士導師評委，多部專業期刊編委、副主編。

榮獲國際自然醫學會獎項、黃宛心電學獎、中國心電學突出貢獻獎、中國高血壓突出貢獻獎等多項學術獎項。同時，還曾任自治區第五屆至第八屆人大代表、常委，第五屆、第九屆全國人大代表，并榮獲“中國好醫生”、“自治區有突出貢獻優秀專家”、“2018年中國最美醫生”等稱號。

1. 《國際歌》 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戰歌，歌詞由歐仁·鮑狄埃于1871年6月1日創作，皮埃爾·狄蓋特于1888年6月為其譜曲，目前流傳中文版本為有關部門于1962年組織專家對蕭三譯本進行修改審定。

2. 日本侵華戰爭 1931年9月18日-1945年9月2日，歷經14年抗戰，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偉大的衛國戰爭。

3. 第一野戰軍 解放戰爭時期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力部隊之一，時任主要領導人有彭德懷、習仲勛、張宗遜、趙壽山等。

4. 蘭州醫學院 現蘭州大學醫學部，前身是1932年省立甘肅學院創辦的醫學專修科。

5. 馬馥庭（1901—1984），我國著名病理學家，河北定州人，德國符茲堡大學及柏林大學雙醫學博士，曾任河北醫學院院長、西北醫學院病理科主任，主編《病理學各論》，畢生致力于病理學教學與研究。

6. 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始建于1954年，是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原蘇聯援助中國156個重點建設項目之一，是一所集醫療、教學、科研、預防和管理為一體的大型綜合性三級甲等醫院。

7. 汪師貞（1925—2013），我國著名心血管病專家、新疆醫學教育奠基人，創建西北首個心血管博士點，以高血壓研究與心臟超聲診斷技術革新推動邊疆醫療發展，歷任四屆新疆政協副主席。

8. 錢中希（1923—2005），新疆胸心外科奠基人，1955年響應國家號召從上海支援新疆，開創全疆首例心臟手術并建立西北首個胸心外科體系。

9. 公費醫療 中國于1952年6月正式確立的一項社會保障制度，由國家財政撥款，為各級國家機關、黨派、團體及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等特定群體提供免費或部分免費的醫療服務，但因覆蓋范圍有限、缺乏控費機制等問題逐步改革。

10. 阜外醫院 始建于1956年，是國家級三級甲等心血管病專科醫院，現為國家心血管病中心、心血管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及國家心血管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所在地。

11. 協和醫院 始建于1921年，由洛克菲勒基金會創辦，中國綜合實力最強、國際頂尖的三級甲等醫院，是國家疑難重癥診治指導中心與醫學教育核心基地。

12. 黃宛（1918—2010），中國臨床心電圖學奠基人、心血管內科開拓者，阜外醫院首任心內科主任，國內首創12導聯心電圖標準體系，所著《臨床心電圖學》六版發行數百萬冊，被譽為“中國心電學旗幟”。

13. 方圻（1920—2018），中國心血管病學奠基人之一、北京協和醫院榮譽院長，中央保健委員會專家組副組長，以精湛醫術守護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健康三十余年，獲我國醫療界最高榮譽“白求恩獎章”。

14. 吳英愷，（1910年5月8日—2003年11月13日），中國科學院院士，醫學家，中華醫學會心血管病學分會首任會長，中國胸心外科的開創人之一、心血管流行病學創始人，組建了三個醫院和五個外科，在醫療、預防、科研、教學和國際醫學學術交流等方面作出杰出貢獻。

15. 英國皇家王寬誠獎學金 1985年由愛國商人、改革開放杰出貢獻者王寬誠先生，傾資1億美元創立，為國家培養高端人才。

16. 肉孜·阿吉 維吾爾族，新疆醫學院二期少數民族本科生，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主任醫師，教授，研究生導師，中共黨員,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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