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燕公子

孩子查字典，突然發現自己是個累贅，心里該作何滋味？

沒錯，“孩子小，成了累贅。”——這就是最新版《新華字典》里，“累贅”一詞的例句。近日，有網友將這張內頁照片發到網上，質疑這種表述不妥，輿論場瞬間炸開了鍋。

面對質疑，商務印書館先是辯解“只表達社會現象，不具傾向性”；后又甩鍋稱“我們是出版方，主要編輯是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我們跟他們正在討論這個問題”。

這般強辯推托之辭，實在令人瞠目結舌，相信很多人都發現了，我們確實，正深陷于對語言文字普遍鈍感的時代，但萬萬沒想到，連《新華字典》的編纂者也未能幸免。

“累贅”二字何解？其釋義“多余”、“麻煩”，含有貶義是無可爭議的事實，不可能不存在傾向性。更兼之，新華字典的核心受眾是誰？恰恰就是學齡孩子。

成年人會有更立體的思維，會判斷一個觀點的真偽價值，并對世界的殘酷有足夠高的接受度和包容度，可孩子們的世界里，絕沒有那么多復雜的“辯證思考”。

字典堂而皇之地將“孩子”描述為“累贅”，有沒有考慮過孩子的感受？尤其是那些單親家庭或留守的孩子，看到這句話時，他們只會被冰冷的字面含義刺傷：“原來我在父母眼中，竟是個麻煩包袱？”

累贅一詞，本可以有許多合適的例句，且修改起來非常簡單，比如“行李太多，成了累贅”，可不可以呢？“水杯太重，成了累贅”，是不是也可以呢？

字典編纂者的強辯，不僅掩蓋不了他們的思慮不周，更暴露了他們的敷衍塞責，實在令人嘆惋。從事文化教育行業之人，對此應當感受更深。

商務印書館于1897年在上海創辦，距今已有100多年，也就是說，它在大清都還沒有滅亡時，就已經在編印小學教材了。而后，商務印書館一直都是當時中國最重要的文化機關。

日軍海軍陸戰隊司令鹽澤幸一曾說：“燒毀閘北幾條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復。只有把商務印書館這個中國最重要的文化機關焚毀了，它則永遠不能恢復。”

后來新中國成立以后，陳云也曾說“商務印書館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業單位”。 毫不夸張地說，從1897年誕生之初，它就是照亮民族文明的火炬。

而其刊發的《新華字典》，全球發行逾四億冊，其權威性、尤其是作為學生教輔工具書的權威性，早已融入幾代中國人的文化基因。

過去的人有多信字典，字典編撰人員又有多么嚴謹負責呢？講一個真實的小故事，諸位就知道了。

有個人曾經按照字典上對于“鵝”的解釋“，宰了家里的一只被誤認為”雄“的母鵝。當時字典里是這么寫的：“一種家禽，比鴨子大，頸長，腳有蹼，雄的頭部有黃色突起。”

后來編輯部便收到了這位讀者的來信，他按照字典所說，把“頭部有黃色突起”的鵝殺了。但殺了那只鵝以后，卻發現鵝腹中有卵，于是特意寫信給商務印書館反映這件事情。

編輯們收了信，非常重視，趕緊查了相關資料，才得知，鵝的頭部都有突起，不分雌雄，只是雄鵝突起大一些。

錯了怎么辦？馬上改呀！于是， 1979 版注就變為了“一種家禽，比鴨子大，頸長，腳有蹼，頭部有黃色或黑褐色的肉質突起，雄的突起較大”。

回想過去，無論是讀者的樸實還是編輯的認真，都珍貴的令人動容，更難能可貴的是，所有人都將這些美好品質和態度習以為常，認為本該如此。

而現在，科技發達了，反映問題不再需要麻煩紙筆，也不需要跑郵局等上三五日一個星期，可卻很少能夠得到重視。被反映問題的人，要么強辯要么甩鍋，開會“研究”常常沒了下文。

兩相對比，尤為心寒。

商務印書館門前，懸掛著張元濟先生的名言：“數百年舊家無非積德，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可今日觀之，若連工具書都在價值觀傳遞上如此輕率，“積德”“好事”又從何談起？

字典承載的，絕非工作人員輕描淡寫的“只表達社會現象”，而是民族價值傳遞的重任，可若連字典編撰人員都認識不到這一點，我們又如何指望他們幫我們教養好下一代？

當孩子們翻開工具書，他們該遇見的是文字之美、人性之善，絕非一把名為“累贅”的冰冷匕首。

一本字典的修訂，照見的是文化守護者的責任心，和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