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白居易，字樂天，晚號香山居士，大唐詩壇的“魔頭”，亦是半生漂泊的“長恨歌者”。

若要用一句話勾勒我跌宕的七十五年，那便是：半生為蒼生執筆，半生尋心歸處。

公元772年，我降生于河南新鄭一個“世敦儒業”的小官吏之家。

家父白季庚，時任彭城縣令，母親陳氏，亦是書香門第。雖是官宦，卻非顯赫，門第的光環未曾籠罩我的童年，反倒是戰亂的陰影早早投下。

安史之亂的余燼未熄，藩鎮的烽煙又起。

十一二歲時，為避中原兵燹，我隨家人顛沛流離，輾轉江南。江南的柔風細雨，姑蘇的亭臺樓閣，杭州的煙波畫船，不僅撫慰了亂世流離的驚恐，更在我年少的心田播下了美的種子。

那“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的明艷，是刻入骨髓的記憶。然而，流離失所、民生凋敝的景象也同樣深烙于心。記得在符離，我曾目睹饑民剝樹皮、掘草根，眼中盡是絕望。這或許就是我日后“唯歌生民病”的最初觸動。

家父雖官位不高，卻極重詩書。我自幼苦讀，“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并非只為功名，更是深信“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的儒家理想。我渴望像先祖白起（雖為武將，亦是建功立業之典范）那樣，以才學報效朝廷，解民倒懸。

二十歲，我初入長安，拜謁著作郎顧況。這位名士看著我的名字，打趣道：“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奔爸磷x到我的詩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賦得古原草送別》），才驚嘆：“道得個語，居即易矣！”這“離離原上草”的堅韌，仿佛是我命運的讖語，預示了日后宦海沉浮中那股頑強的生命力。

然而，科舉之路并非坦途。從貞元十四年（798年）進士及第，到貞元十九年（803年）書判拔萃科登第，再到元和元年（806年）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及第，我用了將近十年光陰，才真正敲開仕途的大門。這期間，與元稹在長安的相識相知，是我生命中最珍貴的饋贈之一。微之（元稹字）與我，志同道合，詩文唱和，情逾骨肉。我們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誓言“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要用詩歌這柄利劍，刺破虛浮，直指時弊。

初授秘書省校書郎，清閑卻非我所愿。元和三年（808年），我終于迎來了施展抱負的起點——授翰林學士，次年又拜左拾遺。拾遺之職，掌供奉諷諫，正合我意！我如同得水的魚兒，亢奮而執著。我“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一篇篇奏章如雪片飛向御前，一首首新樂府如驚雷炸響朝堂。

看那《賣炭翁》，南山中伐薪燒炭的老翁，“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辛辛苦苦一車炭，卻被宮中黃衣使者以“半匹紅綃一丈綾”強奪而去！那“系向牛頭充炭直”的瞬間，是底層百姓血淚的控訴。聽那《杜陵叟》，天災肆虐，顆粒無收，長吏卻“急斂暴征求考課”，逼得老人“典桑賣地納官租”。我憤怒地吶喊：“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更有《新豐折臂翁》，以一位為逃避兵役而自殘的老兵之口，血淚控訴天寶年間窮兵黷武帶給百姓的深重災難。

這些詩，是我的眼睛，是我的良心，是我刺向黑暗的投槍匕首。它們“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我深知“始得名于文章，終得罪于文章”，但我無悔！我就是要讓權貴們如芒在背，就是要讓圣上聽到民間真正的哭聲！《秦中吟》十首，更是將長安城朱門酒肉臭與路有凍死骨的尖銳對立，赤裸裸地呈現在世人面前。

我的詩，迅速傳遍天下，市井鄉野，童叟能誦。這巨大的影響力，讓我欣慰，卻也埋下了禍根。

鋒芒太露，終遭忌恨。我的直言無忌，特別是對宦官專權、藩鎮跋扈的猛烈抨擊，觸動了太多人的利益。

元和五年（810年），我左拾遺任期屆滿。按例本可升遷，卻因“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的誣告（意指我身為翰林學士，越職言事），加之母親看花墜井而逝后我作《賞花》《新井》詩被曲解為“有傷名教”，被排擠出京，貶為京兆府戶曹參軍。

這，是我仕途的第一次重大挫折。憤怒與委屈交織，我寫下《贈元稹》：“相知豈在多，但問同不同。同心一人去，坐覺長安空?！蔽⒅?，是我在濁世中最溫暖的慰藉。

元和六年（811年），因母喪丁憂，我回到下邽（今陜西渭南）渭村。遠離了朝堂的喧囂，深入了真正的民間。三年間，我與農人為鄰，躬耕壟畝，親身體驗了稼穡之艱難，目睹了鄉野的真實疾苦。

這時期的《觀刈麥》、《采地黃者》、《村居苦寒》等詩，情感更加沉郁，筆觸更加厚重?！敖裎液喂Φ?，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余糧。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這發自肺腑的自省，是對“兼濟”理想更深沉的注解。

元和九年（814年），丁憂結束，重返長安，授太子左贊善大夫。這是一個清閑的東宮閑職，規諫太子的過失。遠離了權力中心，我似乎被“冷藏”了。然而，一場震驚朝野的刺殺事件，再次將我卷入風暴中心。

元和十年（815年）六月三日清晨，宰相武元衡在上朝途中，于靖安坊東門被刺客當街刺殺身亡，御史中丞裴度亦受重傷。

這是藩鎮（特別是成德節度使王承宗、淄青節度使李師道）對中央朝廷最赤裸裸的挑釁！消息傳來，滿朝震恐，竟無人敢率先發聲討賊！憤怒瞬間吞噬了我！國家宰相當街被殺，此乃國恥！東宮官雖不預政事，但國難當頭，豈能緘默？我拍案而起，當日便上書朝廷，力主“急請捕賊，以雪國恥”！

我萬萬沒想到，這一腔熱血，竟成了政敵們置我于死地的絕佳口實！他們攻訐我：“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 更翻出我母親看花墜井而逝后我作《賞花》《新井》詩的舊賬，誣我“甚傷名教”、“浮華無行”。在宰相韋貫之（他素不喜我激進）和宦官勢力的推波助瀾下，一紙詔書將我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

“司馬”是州刺史的佐官，但在中唐，多為安置貶謫官員的閑職，位卑俸微，幾同流放。從天子近臣（翰林學士、左拾遺）到江州司馬，這巨大的落差，如冰水澆頭，讓我透骨寒涼。

離京那日，秋雨凄迷，無人相送。我獨行灞橋，回望長安煙雨樓臺，百感交集，寫下《謫居》：“面瘦頭斑四十四，遠謫江州為郡吏。逢時棄置從不才，未老衰羸為何事？”

江州，成了我人生的分水嶺，思想淬煉的熔爐。

初到江州，我滿懷悲憤與孤獨。“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謫居的苦悶，前途的渺茫，理想的幻滅，如毒蛇噬心。我常常獨酌，醉眼朦朧中寫下《琵琶引·并序》（即《琵琶行》）。那是一個深秋的夜晚，我在潯陽江頭送客，忽聞水上琵琶聲，如仙樂飄來。

尋聲暗問，邀得一位“老大嫁作商人婦”的京城名妓移船相見。她精湛的技藝，如“大珠小珠落玉盤”，更觸動心弦的，是她“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的身世飄零之感。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這石破天驚的吶喊，豈止是為她？更是為我自己！她的琵琶，我的詩筆，都在訴說著被命運拋棄的孤寂與不平。那“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的結句，是血淚的噴涌，是靈魂的共鳴。

這首長歌，不僅是對個人際遇的浩嘆，更升華成對人生無常、命運播弄的深刻觀照。它是我謫居生涯的巔峰之作，其藝術感染力與思想深度，足以與早年的《長恨歌》比肩。

江州的山水和閑職，也給了我沉靜思考的空間。我重讀老莊，研習佛理（廬山就在附近，慧遠大師的東林寺遺跡猶存）。

儒家的“兼濟”理想在現實面前撞得粉碎，是繼續憤懣沉淪，還是尋求新的解脫？我漸漸悟出了“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真諦。

在《與元九書》這封給摯友的長信中，我系統闡述了我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也坦誠了心境的轉變：“…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碗m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為云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這封信，是我文學思想的宣言，也是人生哲學趨于成熟的標志。

我開始在廬山下營建草堂，親近自然。“架巖結茅宇，斫壑開茶園”。在《香爐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題東壁》中，我描繪了理想中的棲居：“五架三間新草堂，石階桂柱竹編墻…何以洗我耳？屋頭飛落泉。何以凈我眼？砌下生白蓮?！边@草堂，是我精神的避難所，也是實踐“獨善”的試驗田。

大量的閑適詩、感傷詩取代了鋒芒畢露的諷喻詩，風格轉向平易淡泊，意蘊更為悠長深遠。如《大林寺桃花》：“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于尋常處見驚喜，暗含超脫之思。

元和十三年（818年）底，轉任忠州（今重慶忠縣）刺史。忠州偏遠荒涼，“巴峽聲心里，猿啼夜月愁”。但我已非當年的熱血諫官。作為地方主官，我盡力做些實事：勸農墾荒，植樹造林（種了許多桃、杏、荔枝樹，人稱“東坡”），體恤民情。雖無驚天偉業，卻也踏實心安。心境在《種桃杏》中流露：“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路遠誰能念鄉曲，年深兼欲忘京華?！?/p>

元和十五年（820年），新帝穆宗即位，我被召回長安。歷任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要職。似乎時運又轉。然而，目睹朝中牛李黨爭日趨激烈，宦官勢力愈發猖獗，我深感無力回天。

長慶二年（822年），我主動請求外放，出任杭州刺史。這既是避開政治漩渦的明智之舉，也是踐行“中隱”理想的開始——不做朝堂上激烈的諫官，也不做山野中徹底的隱士，而是在地方官的職位上，既能為百姓做些實事，又能享受山水之樂。

杭州，是我魂牽夢繞的江南舊地。我全身心投入到治理中，最重要的功績便是疏浚西湖，筑堤（后人稱“白堤”）蓄水，引湖水灌溉千頃良田。寫下《錢塘湖石記》，詳述治湖方略，告誡后人如何管理。公余之暇，我盡情徜徉于湖光山色之間?！白類酆|行不足，綠楊陰里白沙堤”（《錢塘湖春行》）。“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春題湖上》）。杭州的歲月，是政務與詩情、責任與逸趣的完美融合。

此后，我又短暫出任過蘇州刺史。在蘇杭的經歷，讓我對“中隱”之道體會更深。晚年，我選擇定居于洛陽。這里遠離長安的政治風暴中心，又保持著相當的繁華與文化氛圍。我擔任太子賓客、太子少傅等品高俸厚、清閑無事的官職，獲得了真正的安寧。

在洛陽，我實現了真正的“中隱”。與劉禹錫（夢得）、裴度、李紳等好友結成“七老會”（后發展為“九老會”），詩酒唱和，悠游林泉。我在履道里營建宅園，疏浚池塘，構筑亭臺，種竹栽蓮。

這方天地，成了我晚年的樂土。“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堂有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須飄然…時引一杯，或吟一篇…優哉游哉，吾將終老乎其間！”（《池上篇·并序》）這便是《池上》二首中“小娃撐小艇，偷采白蓮回”的閑適背景，也是《問劉十九》“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的溫馨底色。

然而，晚景并非全無波瀾。最痛徹心扉的，莫過于摯友元稹的早逝（831年）?！熬袢履噤N骨，我寄人間雪滿頭”（《夢微之》），字字泣血。愛妾樊素、小蠻的離去，也讓我深感“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

來如春夢幾多時？去似朝云無覓處”（《花非花》）的虛幻。更令我憂心的是，朝政日益敗壞，甘露之變（835年）的慘劇更讓我對政治徹底絕望。

我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佛教中。捐資重修洛陽香山寺，自號“香山居士”。與高僧如滿禪師交游，坐禪論道。我深信因果，力行善事。最引以為豪的，是晚年傾盡家財，主持開鑿洛陽龍門潭以南的八節灘、九峭石，疏浚航道，使過往船夫免于覆溺之苦。

看著船只平安駛過，我欣然寫下《開龍門八節石灘詩二首》：“七十三翁旦暮身，誓開險路作通津。夜舟過此無傾覆，朝脛從今免苦辛…我身雖歿心長在，暗施慈悲與后人。”這“兼濟”之心，雖不再以激烈的諷喻詩形式表達，卻化為了最切實的善行。

公元846年八月，我病逝于洛陽履道里宅中，享年七十五歲。臨終前，我囑咐家人簡葬于洛陽龍門香山寺如滿禪師塔側，無需歸葬故鄉。皇帝宣宗李忱聞訊，寫詩悼念：“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p>

回顧此生，從“惟歌生民病”的熱血諫官，到“面上滅除憂喜色”的江州司馬，再到“心中消盡是非心”的香山居士；從鋒芒畢露的《秦中吟》，到感天動地的《琵琶行》，再到恬淡悠然的《池上》詩。我執著過，失落過，抗爭過，也最終超脫了。我的詩筆，曾如利劍刺破黑暗，也曾如清泉洗滌心靈。我深知“世間好物不堅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簡簡吟》），故而在歷盡滄桑后，選擇了“樂天知命”的豁達與“中隱”的智慧。

我知道，后世稱我為“詩魔”，是因我作詩刻苦，題材廣泛，感染力極強；稱我為“廣大教化主”，是因我的詩平易近人，老嫗能解，流傳最廣。我的《長恨歌》、《琵琶行》，被傳唱千年；

我的《賣炭翁》、《新豐折臂翁》，仍在訴說人間的不平；我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激勵著無數困頓中的靈魂；我的“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道盡了漂泊者的心聲；而“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則成了愛情最永恒的誓言。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這紅塵萬丈，我曾奮力搏擊，也曾悠然棲居。若問我此生何求？

不過是——
“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