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安全底線被踐踏：俄羅斯拒簽禁雷公約與東歐的絕地反擊

當地時間6月29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簽署總統令，正式啟動退出《渥太華禁雷公約》的程序。這場看似突發的國際事件，實則是俄羅斯長期游離于國際人道框架之外、肆意踐踏安全底線所引發的連鎖反應。波羅的海三國與波蘭、芬蘭緊隨其后啟動退約程序，一場改寫歐洲軍事倫理的“退約風暴”正呼嘯而來，其背后是俄羅斯對國際規則的蔑視與東歐國家在生存絕境中的奮力掙扎。

俄羅斯拒絕簽署《渥太華禁雷公約》的種種理由，本質上是對國際人道準則的公然漠視與戰略霸權的赤裸彰顯。其聲稱地雷是“必要防御武器”，卻刻意回避地雷在現代戰爭中對平民的無差別傷害。在俄烏沖突中，俄軍布設的傳統反步兵地雷，早已突破防御性武器的界限。烏克蘭紅十字會數據顯示，沖突地區每10名地雷受害者中，就有7名是平民，其中不乏兒童因誤觸地雷失去生命或肢體。俄羅斯所謂“智能地雷自毀功能可降低平民風險”的說辭，在真實的戰地環境中淪為空談——未及時激活的自毀裝置、因電磁干擾失效的智能系統，讓無數無辜生命成為戰爭犧牲品。

俄羅斯以軍事戰略、歷史經驗為借口拒簽公約，實則是將地緣野心凌駕于人類基本安全之上。其坐擁全球最大地雷庫存，在頓巴斯地區、俄烏邊境大規模布雷，構建起綿延數百公里的死亡地帶。這種行為不僅嚴重阻礙烏軍正常軍事行動，更將當地民眾困在雷區之中，切斷他們與外界的聯系，使村莊淪為“死亡孤島”。俄羅斯所謂對國際軍控條約“雙重標準”的指責，更是倒打一耙。美國雖未簽署公約，但并未如俄羅斯般在主權國家領土上系統性、持續性地布設殺傷人員地雷。俄羅斯以軍工產業利益為由拒絕履約，本質上是為軍工復合體的經濟利益，犧牲他國人民的生存權。

更令人擔憂的是，俄羅斯的地雷戰略已形成完整的戰術體系。在頓巴斯戰場上，俄軍通過混合雷場（結合龍牙、反坦克壕溝）成功遲滯了烏軍裝甲部隊的反攻。其裝備的“耕作”遠程布雷系統可在幾分鐘內布設覆蓋多個足球場面積的雷區，智能地雷還能通過編程區分目標類型（如裝甲車或人員），并配備定時自毀裝置以降低平民風險。這種技術優勢使俄羅斯堅信，保留地雷使用權利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關鍵。然而，這種“安全”卻建立在烏克蘭平民的鮮血與恐懼之上。

烏克蘭及周邊國家的退約，絕非草率的沖動之舉，而是在俄羅斯的軍事壓迫下，為求生存與自衛的無奈且必要的選擇。烏克蘭作為沖突直接受害方，在俄羅斯不受約束地使用地雷的情況下，若繼續恪守公約，無異于自縛手腳。當俄軍的雷場成為烏軍推進的“鋼鐵屏障”，當平民因地雷無法返回家園、耕種土地，烏克蘭唯有退出公約，才能獲得對等的防御能力，保護本國士兵和平民的生命安全，爭取在戰場上的主動權。

波羅的海三國與波蘭、芬蘭啟動退約程序，同樣是對俄羅斯軍事威脅的本能回應。這些國家與俄羅斯接壤，長期處于俄羅斯軍事威懾的陰影之下。俄羅斯在邊境的軍事部署與地雷使用，讓它們感受到切膚之痛。為維護國家安全，構建有效的邊境防御體系，它們不得不打破原有的國際條約框架，以獲取更有力的軍事手段。這不是對國際秩序的破壞，而是在俄羅斯單方面破壞國際人道準則的背景下，對自身主權與安全的奮力捍衛。

烏克蘭及其周邊國家的退約決定，不僅是對俄羅斯地雷霸權的回應，更將引發戰術、戰略和國際規則層面的深遠影響。

在戰術層面，地雷的“回歸”將推動攻防技術的螺旋升級。烏克蘭及東歐國家退約后，可能加速部署新型智能地雷系統。例如，芬蘭的“哨兵”ATM反坦克地雷可通過聯網實現雷場實時可控，操作員可遠程調整引爆邏輯，甚至在己方推進時臨時關閉地雷以避免誤傷。俄羅斯的PTKM-1R反坦克地雷則集成聲學、震動和紅外傳感器，能自動識別裝甲目標并實施“攻頂打擊”。這種技術對抗將使戰場更加復雜和殘酷。

在戰略層面，東歐國家的退約將加劇地區軍備競賽。波蘭計劃在加里寧格勒周邊構建“地雷長城”，結合無人機監控和快速反應部隊，形成多層次防御體系。芬蘭則計劃與德國聯合研發具備敵我識別功能的智能地雷。這種軍事協作可能推動北約形成統一的地雷戰術標準，強化其在東歐的軍事存在。然而，這也可能刺激俄羅斯在飛地周邊部署更先進的戰術核武器，引發戰略誤判。

在國際規則層面，《渥太華禁雷公約》的崩塌將產生“破窗效應”。國際紅十字會警告，已有12個締約國討論退約可能性，地雷可能重新成為“可接受的軍事選項”。這種規則失效將進一步削弱國際人道法權威，使戰爭罪行更難追責。同時，這也將促使國際社會重新思考軍控體系的有效性，推動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安全秩序。

烏克蘭退約事件暴露了一個殘酷真相：當大國肆意踐踏規則時，弱國只能以“自我傷害”的方式求生。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應該放棄對國際規則和道德準則的堅守。相反，我們應該更加努力地推動國際社會的合作與對話，共同維護國際人道準則和軍控體系的有效性。

要打破這一惡性循環，國際社會需采取三重行動：首先，對俄羅斯實施全面制裁，包括禁止地雷技術出口、凍結軍工企業資產、將俄軍地雷使用定性為“戰爭罪”；其次，支持烏克蘭合理安全訴求，通過國際軍控框架允許其在特定條件下使用地雷自衛，同時強制要求戰后掃雷援助；最后，重建全球軍控體系，推動《渥太華禁雷公約》修訂，引入“非對稱戰爭例外條款”，建立智能地雷國際認證機制，強制要求自毀功能和數據可追溯性。

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歐洲淪為“地雷大陸”，才能讓國際規則真正成為保護人類的盾牌，而非大國博弈的犧牲品。否則，烏克蘭的今天，就是整個歐洲的明天。在這場生存與道德的博弈中，我們必須堅守人類的底線價值，共同捍衛一個更加安全、公正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