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思想論戰：危機催生的理論革新之路

（一）三次思想大論戰：政府與市場的永恒博弈

20 世紀以來，全球經濟危機頻發，宏觀經濟思想經歷三次重大論戰。1929 年大蕭條后，凱恩斯主義崛起，主張政府干預彌補市場失靈，“羅斯福新政” 助美國脫困；

70 年代滯脹爆發，新自由主義復興，倡導減少干預、放松管制，帶來 “大緩和” 時代；

2008 年金融危機后，新凱恩斯主義回歸，量化寬松等政策雖緩解危機，卻積累了結構性矛盾。每次論戰都重塑了經濟政策走向，反映著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動態調整。

（二）第四次思想大論戰：新基建經濟學的破局之道

2020 年疫情引發全球衰退，成為第四次思想大論戰的導火索。美歐依賴 “QE + 零利率” 加劇金融風險，而中國提出 “新基建經濟學”，聚焦 5G、人工智能、數據中心等領域，強調以改革創新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兼顧 “硬基建” 補短板與 “軟基建” 制度改革。

這場論戰核心在于：后疫情時代，如何平衡短期刺激與長期結構調整，新基建能否成為大國競爭的關鍵抓手。

二、改革開放爭論：在思想交鋒中砥礪前行

（一）改革開放的歷史成就與質疑聲浪

改革開放 40 余年創造發展奇跡，GDP 增長超 300 倍，脫貧近 8 億人，從計劃經濟邁向市場經濟，融入全球產業鏈。

但爭議從未停歇：有人認為改革導致貧富分化、生態代價，質疑 “市場化過度”；也有人擔憂政府干預不足，難以應對壟斷、金融風險等問題。這些爭議本質上是效率與公平、市場活力與政府調控的深層博弈。

（二）四次論戰視角下的改革開放定位

對比歷史上的思想論戰，改革開放初期借鑒凱恩斯主義適度干預，激活市場活力；90 年代后吸收新自由主義經驗，推進市場化改革；2008 年后兼顧新凱恩斯主義政策，同時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當前第四次論戰中，改革開放面臨新課題：如何在新基建框架下，既發揮政府規劃引導作用，又激發民營經濟創新活力，避免重蹈美歐過度依賴貨幣寬松的覆轍。

三、當代論戰核心：中國道路的理論突圍

（一）正反觀點交鋒：改革 “糾錯” 還是 “深化”

正方認為，改革開放存在分配失衡、產能過剩等問題，需加強政府再分配職能，強化公共服務供給；反方指出，問題源于改革不徹底，應進一步打破壟斷、完善市場機制。

而新基建經濟學提出第三條路徑：通過 “有效市場 + 有為政府”，在數字經濟、綠色經濟等領域超前布局，以增量改革帶動存量優化，實現高質量發展。

（二）超越傳統范式：中國特色的政策創新

中國的實踐證明，單純的政府干預或自由市場均非萬能。從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到 “新發展理念”，改革開放始終堅持問題導向，將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新自由主義的效率追求與中國實際結合。

第四次論戰中，“有效市場論”“共同富裕論”“雙循環戰略” 等創新理論，正為全球經濟治理貢獻中國智慧，彰顯思想論戰的實踐價值。

四、歷史鏡鑒：思想論戰如何塑造改革未來

（一）論戰背后的時代邏輯：危機倒逼改革

歷次思想論戰均因危機而起，卻成為制度革新的催化劑。大蕭條催生福利國家，滯脹推動供給側改革，金融危機后各國加速產業升級。

當前中國面臨人口老齡化、技術卡脖子等挑戰，第四次論戰不僅是理論之爭，更是改革路徑的實戰推演，將推動政策從 “粗放刺激” 轉向 “精準滴灌”。

（二）理性看待爭議：在動態平衡中堅定方向

改革開放的爭議，本質是發展中的問題。歷史經驗表明，唯有堅持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政府與市場、效率與公平、開放與自主間動態調整，才能破解 “兩難” 困境。

第四次思想大論戰的啟示在于：改革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立足國情的系統工程，需以開放包容的心態吸收理論成果，以刀刃向內的勇氣深化制度創新。

結語：在論戰中續寫改革開放新篇章

從真理標準討論到新基建經濟學，思想論戰始終與改革開放相伴相生。當代第四次思想大論戰，既是對歷史經驗的總結，更是面向未來的破題。爭議不是否定改革的理由，而是完善改革的動力。

站在新起點上，唯有以歷史唯物主義視角審視爭議，以辯證思維把握規律，才能在 “變” 與 “不變” 中堅守初心 —— 讓改革開放始終成為中國發展的最大公約數，在理論與實踐的良性互動中，書寫大國崛起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