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三個半真正的軍事家，其中劉伯承算是半個。”

在20世紀30年代，日本人曾經這樣評價過中國的軍事圈子。

在他們眼中，中國只有蔣百里、楊杰、白崇禧和劉伯承四人能稱得上軍事家，而劉伯承因為眼睛有殘疾，所以被算成了“半”個。

而讓人感到巧合的是，四人中除了蔣百里之外，其他人都擔任過各自陣營的總參謀長，而且，他們的這條路都走得不平坦。

尤其是劉伯承，更是在紅軍總參謀長的位置上三起兩落。

之所以他會有如此的波折，跟自己得罪了兩個人有直接的關系。

這兩個人都是誰？為何他們有能力撤劉伯承的職呢？這些，還要從劉伯承元帥的留學生涯說起。

一、第一次起落

1892年，劉伯承出生于四川開縣。他從小立志從軍，從重慶將校學堂畢業后，進入了川軍熊克武部當兵。

他先后參加了討袁戰爭和北伐戰爭，在戰場上表現出了極高的風骨，不沾染一點惡習。他也因此，被人稱為“軍中菩薩”。

不過，他在1916年右眼受傷，不得已接受了手術，從此落下了殘疾。

劉伯承與母親

1923年，劉伯承隨共產黨員吳玉章在上海、北京等地考察社會，慢慢堅定了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

1927年，他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被任命為團參謀長，起義失敗后，他前往蘇聯留學。

留學之初，劉伯承一句俄文都不會，只能先攻克語言關。對于右眼殘疾的他來說，這一過程非常困難。

劉伯承把俄文當作了戰場上的“敵人”，想方設法地去解決語法，生詞方面的困難，結果僅用了幾個月，他就可以用俄文與人交流了。

留學期間，劉伯承先后進入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和伏龍芝軍事學校學習。一年之后，他掌握了新的軍事思想，對陣地戰、街壘戰等歐洲的城市攻防戰術，也全部爛熟于心。

1930年，劉伯承學成回國，歷盡艱險回到了中央蘇區。

很快，他就被任命為中央軍委的參謀長，協助朱老總、周總理來處理日常事務。

周恩來與劉伯承

同時，他還開設了很多次短期軍事訓練班，教授暴動方略和戰術指揮等課程。

不過很快，劉伯承就發現了中國革命的特別之處。幾次軍事起義的接連失敗，證明革命是無法依靠現有軍閥和政府的。

這就注定了，我黨的武裝革命路程必然是曲折的，軍隊要有一個從弱到強的過程。而力量較弱的軍隊，是無法和強大的敵人正面硬拼的。

蘇聯的那些軍事技巧在中國用不上，反倒是游擊戰、運動戰更好用。

于是在他的課程中，游擊戰和運動戰的經驗，也成了主要內容之一。此外，他還撰寫教材和理論材料，闡述游擊戰的精髓。

因地制宜，因勢利導，不拘泥于一種形態，這正是劉伯承軍事思想的可貴之處。

然而，他總參謀長生涯的第一次起落，也是因為這一點。

1932年10月，劉伯承被任命為紅軍的總參謀長，同時兼任紅軍學校校長。

不久之后，蔣介石便對中央蘇區發起了第四次“圍剿”，這一次他志在必得，調集了40萬部隊參戰，至于飛機、坦克、大炮等重武器，更是不計其數。

相比之下，紅軍的力量就弱得多了。

蘇區僅有7萬部隊，而且武器裝備差，重武器幾乎沒有。然而就是在這種不利的局面下，紅軍仍然憑借機動靈活的游擊戰，讓敵人吃盡了苦頭。

經歷了這一戰，劉伯承更加清晰地認識到，游擊戰、運動戰才是適合紅軍的戰法。

然而正在此時，博古和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李德，進入了中央蘇區。

博古對李德十分崇拜，將戰斗指揮權全部交給了這個人。

同時，一直正確領導紅軍的毛主席，卻被擠出了軍事指揮團體。

對于李德的到來，劉伯承并不排斥，甚至有些高興。

李德

此人是他的校友，兩人都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過，而且還在同一年級。

然而，在一番交流下，劉伯承發現了問題：李德缺少實戰經驗，只對歐洲的街壘戰有些研究。

他對于蘇聯學校里教的那一套，有著非常深的迷信。

他不止一次對別人說，毛主席的游擊戰是不正規的，是“土辦法”。這種輕蔑的態度，讓劉伯承有了一種隱隱的危機感。

1934年，蔣介石集結了上百萬部隊，對蘇區發動了第五次“圍剿”。

而李德死抱著蘇聯學到的那一套理論，非要和敵人展開陣地戰，強調大修工事，死戰不退。結果幾仗打下來，紅軍損失慘重。

對于這種打法，紅軍的很多高級將領都不理解。

明明運動戰那么有效，為何非要放棄？他們向李德提意見，希望他改變打法。

但是，李德此時卻因為害怕損傷自己的威信，即使知道錯了也要抱殘守缺。

這種情況下，作為總參謀長的劉伯承也不得不開口，規勸自己的這位老校友。

劉伯承與李德 影視劇照

李德的頑固，讓劉伯承非常頭疼。他好話說盡，拿出了各種報告說明情況，可李德就是不肯改。

漸漸地，好脾氣的劉伯承也忍無可忍了，在一次作戰會議上，公開和李德杠了起來。兩人吵得很兇，話說得也很重，完全沒有了當年在蘇聯時的和諧。

這件事后，劉伯承很快就走了出來，繼續自己的工作。而李德，則找到了博古，說劉伯承思想不對，不能繼續擔任總參謀長。

博古對李德言聽計從，很快就將劉伯承調去了紅五軍團，解除了他總參謀長的職務。

劉伯承因為得罪了校友李德，造成了自己總參謀長生涯中的一起一落。

然而，他的這次低谷持續的時間并不長。

隨著紅軍長征的開始，黨中央在貴州黎平召開了總結會議，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李德的錯誤。

被解職僅僅幾個月的劉伯承也被重新啟用，再次成為了紅軍的總參謀長。

1935年1月，毛主席在遵義會議后，拿回了軍事指揮權，繼續以積極的運動戰調動敵人。

劉伯承心領神會，繼續輔佐毛主席，讓紅軍的整體面貌為之一新。他還親自指揮了強渡烏江的戰斗，讓紅軍獲得了難得的休整時間。

可就在一切順風順水時，他總參謀長生涯中的第二次起落來臨了。

劉伯承在建軍節大會上講話

二、第二次起落

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成功會師。不過，野心勃勃的張國燾，卻并不希望居于毛主席之下。

在黨中央確定北上大方針的會議上，張國燾雖然舉手同意，但心里卻有自己的盤算。10月份，他帶領部隊南下川康地區，宣布另立了一個“第二中央”。

張國燾的做法，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錯誤。朱老總和劉伯承立刻趕到張國燾處，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希望他能改過。

但張國燾自恃實力強大，根本不聽勸。劉伯承眼見做不通張國燾的工作，就開始找他手下的將領談話，告訴他們只有北上才有希望。

張國燾

他的活動，很快就引來了張國燾的報復。

在1936年2月，張國燾解除了劉伯承的所有軍事職務，只給他保留了紅軍大學校長的虛職。

就這樣，由于得罪了張國燾，劉伯承第二次陷入低谷。

值得欣慰的是，在賀老總、葉劍英等人的斗爭下，張國燾最終還是取消了“第二中央”，帶領部隊北上。

劉伯承與賀龍

時間很快來到了1936年10月，紅軍的所有部隊終于全部集結于甘肅會寧。

而劉伯承也被第三次起用，繼續擔任紅軍的總參謀長。

抗日戰爭爆發后，紅軍變成了八路軍，劉伯承也成為了129師的師長。

從此后，一代“戰神”徹底放開手腳，成就了“當世孫武”的美名。

參考資料：

1、河北共產黨網 《劉伯承：四參“總戎幕”一生跟黨走》

2、黨建網 《劉伯承：三參總戎幕，一敗兩罷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