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對未來的探索和預言從未停止。從古老的占卜術，到文學作品中的奇思妙想，再到基于數據和模型的科學預測，我們總是試圖窺探時間帷幕后的景象。本文為預言背后的各種方法給出一個簡單的側寫，從日本漫畫家的神秘預知夢，到經濟周期的樂觀假說，再到備受爭議的末日公式，最終以計算機模型對社會趨勢的預測收尾，我們看到人類探索未來的不同路徑。這些探索雖然不盡然都基于嚴謹的科學方法，但它們共同展現了人類對未知未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撰文 | 嘉偉

《我所看見的未來》？

原本名不見經傳的日本漫畫家龍樹諒（Tatsuki Ryo）最近幾年名氣暴漲。

她是一位活躍于上世紀90年代的漫畫家，但當時并未有出名的人氣作品。有一天她突然發現，電視上的很多新聞都有強烈的既視感——似乎早已在夢中看到過。龍樹諒懷疑自己擁有預知夢的能力，隨后開始記錄自己的夢境。在職業生涯末期，她把自己的夢境畫成漫畫出版，名為《我所看見的未來》。

《我所看見的未來 完全版》封面丨圖源：飛鳥新社

這本1999年出版的漫畫十多年里始終默默無聞，直到2011年3月11日東日本大地震后，有人意外在舊書店看到這本漫畫集，封面赫然寫有“2011年3月將發生大災難”的字樣。經社交媒體廣泛傳播后，很多人認為龍樹諒的預知夢“準確預言”了大地震的發生。《我所看見的未來》一書難求，在二手書市場上一度被炒到50萬日元。

龍樹諒本人也成為了話題人物。由于她年屆70，隱居山村，不接觸媒體，也極少公開露面，導致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經成為日本國民級名人。公眾和媒體也并不知道，漫畫家本人其實是一位女性。所以很長時間里有位男性詐騙者冒充龍樹諒參與電視節目，甚至與出版社簽下出版合同。直到龍樹的親戚告知她此事，她親自接受媒體采訪，自證身份，才結束這場詐騙鬧劇。同時，她同意飛鳥新社出版《我所看見的未來 完全版》。

然而，真正的風波圍繞著2021年出版的《我所看見的未來 完全版》展開。在新版中，她指出舊版原書收錄的海嘯夢境并非指東日本大震災引起的大海嘯，而是一場真正可怖大災難的先兆——日本與菲律賓之間的海底斷裂，火山噴發，海嘯以3·11大地震三倍的高度襲擊太平洋沿岸國家。夢中還出現了“新大陸隆起”。她夢到這場災難的時間是2021年7月5日。

“如果夢境發生的日期就是現實發生的日期，那么災難將在2025年7月5日發生。”

這個預言迅速在日本和亞洲地區引發了巨大的社會影響和爭議。2025年7月5日臨近，香港、臺灣、韓國等地赴日航班預訂量大幅下降，部分航空公司甚至因此削減了航班。社交媒體上，“725求生指南”等話題熱度飆升，東京便利店的應急包被搶購一空，防災物資銷售異常火爆。

更有意思的是，龍樹諒本人在2025年6月出版的新書《天使的遺言》中，似乎對之前的預言進行了“修正”。她表示“7月5日只是做夢的日期，不一定是災難發生的日期”，并承認部分內容是出版社主導添加，自己并未刻意制造恐慌。龍樹諒強調，“預知夢是警告，不是宿命”，希望借此喚起公眾的防災意識。

《我所看見的未來》是科學與神秘交鋒的一個縮影。從諾查丹瑪斯的1999年末日預言，到瑪雅人2012年末日預言，再到現在的預知夢漫畫集《我所看見的未來》，公眾對末日預言的“熱情”或許反映了人們在面對不確定性時，在科學解釋之外尋求慰藉和指引的心理需求。正如漫畫家本人所說：“預知是警告。正因為可以避免，才會被夢見。”

從某種程度上說，末日情結正是人類嘗試窺探未來的源動力。也難怪公眾會投向神秘主義——由于現實世界的復雜性，人類對未來的預言能力仍然捉襟見肘。即便是偉大的艾薩克·牛頓爵士，計算末日的方法也并不比預知夢高明多少。

牛頓“但以理書注釋”手稿，現藏于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圖書館。丨圖源：King's College Library, Cambridge

牛頓是一位虔誠的宗教信徒，他投入了大量時間研究神學和解讀圣經預言。他堅信，《圣經》隱藏著宇宙的終極結構，末日將遵循某種神圣的節律到來。1704年，牛頓預測世界可能在公元2060年毀滅——大約在2060年，人類將經歷一場重大轉變，甚至可能是世界末日的開始。這個出人意料的預言并非基于科學推理，而是源于他對《圣經·但以理書》文本中象征意義和時間線的細致分析。有趣的是，牛頓本人對他的預測很謹慎：他承認時間不確定，暗示該事件可能會推遲，但不會提前。

牛頓的這一面曾長期被后人忽視，直到20世紀晚期其筆記公開，學術界才驚訝地看到牛頓的另一面。

后驗規則

預知夢無法解釋且準確性存疑，自不具參考價值；以宗教經文牽強附會出的數字命理，也很難站得住腳。隨著科學進步，理性的人們開始嘗試用數學和統計學方法來概率性地預測未來。但在搞不清楚底層機制的情況下，指望通過歷史數據預測未來，說到底也不過是在數據云里描點湊曲線的“唯現象”擬合。其中一個顯而易見的瓶頸就在于，我們常常不清楚研究對象所遵循的概率分布模式——只能通過以往的數據猜測，然后利用“猜”出的結果預測未來走向。換言之，是用不確定的方法，歸納出不確定的規律，預測不確定的未來。

比如說，如果人類不知道任何天文學知識，但是根據歷史記錄，到今天為止太陽每天都會升起。那么明天太陽有多大概率照常升起？

當然，依據長期歷史記錄，可以把“太陽每天都會升起”看成是一個“真理”。但此時的“真理”，本質上就是“只有極小概率才不成立的陳述”的意思！

換一個場景或許能看得更加清晰。

若投擲n次硬幣，出現了k次正面，而我們沒有任何額外信息，那么第n+1次投擲也是正面的最佳估計是多少呢？

如果硬幣是均勻的，則每次實驗里，它是正是反的概率始終為0.5。但現在的問題就在于，我們不知道它是不是一枚均勻的硬幣！信息缺失正是預言能力的一個主要瓶頸。

這樣的問題困擾著拿破侖時代的歐洲數學家，但令人欣慰的是，法國偉大的數學家皮埃爾-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marquis de Laplace）找到了差強人意的解決方法——拉普拉斯后驗規則。

根據拉普拉斯后驗規則，答案是（k+1）/（n+2）。拉普拉斯后驗規則是一種枚舉歸納的方法，也就是根據觀察到的實例推斷未觀察到的實例的概率。例如，如果你觀察了8只烏鴉，它們都是黑色的，那么下次看到的烏鴉有多大概率也是黑色的？根據拉普拉斯后驗規則，答案是90%。

歷史上，拉普拉斯后驗規則曾真的被應用于計算太陽明天升起的概率。它體現了該原理在缺乏先驗信息時的推斷能力。如今，拉普拉斯后驗規則在機器學習等領域也有廣泛應用，例如拉普拉斯近似方法（Laplace Approximation），都展示了其強大和簡潔性。它的優點是簡單且通用，可以用于沒有共軛先驗的情況。然而，其缺點在于近似精度依賴于后驗概率分布的形狀，如果后驗概率分布不是單峰或對稱的，那么高斯近似可能不太準確。

歷史周期假設

認為人類歷史具有周期性，與其說是一種學術觀點，不如說是人類的一種渴望。如果歷史存在周期性，我們就能非常簡單地預測未來。

塞繆爾·本納（Samuel Benner），一位19世紀的美國農民，以其對經濟和商品價格周期的預測而聞名于當代社交媒體。本納在1875年出版了《本納對未來價格漲跌的預言》（Benner’s Prophecies of Future Ups and Downs in Prices）一書。書中包含了一張從1845年到1903年的價格周期表，這張表根據歷史數據預測未來數十年的經濟起伏波動，標出了他預測的恐慌時期、出售和買入資產的有利時機。他的預測在很多情況下都非常準確，甚至超越了當時的經濟學家。

本納的預測方法基于他對自然規律的觀察和分析。他認為，經濟和商品價格的周期受到太陽活動、氣候變化和農業產量的影響。他發現，玉米、豬肉和生鐵的價格都有一個11年的周期，與太陽黑子的周期相一致。他還發現，生鐵的價格有一個27年的周期，其中每隔11、9、7年會出現低谷，而每隔8、9、10年會出現高峰。他利用這些周期來推算未來的價格走勢，并給出了一些投資建議。

如果按照周期規律擴充表格，則最上面一行準確預測了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網絡經濟泡沫和COVID-19大流行（并未預言這些事件本身，而是指出這個節點是蕭條時期）。

若這份表格真的有用，那么人類經濟活動似乎遵循著簡單的周期規律：

恐慌年（A行），市場狂熱或崩潰，遵循16-18-20年的周期，循環往復；

繁榮年（B行），高價格時期，適合拋售，遵循8-9-10年周期；

蕭條年（C行），低價格時期，適合買入，遵循11-9-7年周期。

表格中最上面一行似乎準確預測了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網絡經濟泡沫和COVID-19全球疫情。丨圖源:Benner’s Prophecies of Future Ups and Downs in Prices

盡管本納的預測在當時引起了廣泛關注，但也受到了批評和質疑。一些人認為他的預測是基于巧合，而非科學和邏輯。也有人認為他的預測過于簡單粗略，沒有考慮到其他因素。甚至有人認為他的預測帶有偏見，動機不純，是為了影響市場，從中牟利。

當然，有學者指出這類預測往往是“事后回溯式擬合”，但本納本人卻堅信這些模式與太陽黑子活動等自然周期密切相關，試圖用天文周期解碼人類市場行為。

他的嘗試雖帶有濃厚的占星術氣質，但思路和一些正統經濟學的理論不謀而合（如著名的康波理論）。這種用自然節律解釋人類社會的渴望，在科學與神秘主義的交界地帶反復出現。

正確預言柏林墻倒塌的末日公式

周期性是強大的工具，它能賦予人類輕易預測未來的能力。問題是，現實世界的歷史走向真的遵循周期性嗎？除此以外，是否存在類似的便捷預言手段？

下面我介紹一個當代科學哲學中最令人難以置信且富有爭議的思想，便是對“世界末日的科學論證”。這一理論甚至給出了人類文明將在760年內走到終點的預言。

評論家和物理學家埃里克·勒納（Eric J. Lerner）將末日公式斥為“單純玩弄數字的偽科學”。然而，也有人認為它具有嚴肅思考的價值。這個故事始于普林斯頓的天體物理學家約翰·理查德·戈特三世（J. Richard Gott III）。他是20世紀最后幾十年里幾位獨立提出世界末日理論的學者之一，其他人包括物理學家霍爾格·貝赫·尼爾森（Holger Bech Nielsen）、布蘭登·卡特（Brandon Carter）以及哲學家約翰·萊斯利（John Leslie）。

戈特的理論起源于一段有趣的經歷。1969年，當時還是哈佛大學物理系本科生的戈特在歐洲度假時參觀了柏林墻。他心算了一下，然后向朋友們宣布：最短2.66年，最長24年，柏林墻必然會倒。21年后，柏林墻果然倒塌，這促使戈特決定公布他的算法。他于1993年在《自然》（Nature）雜志上發表文章，并將公式應用于人類文明。他當時預言，人類在未來12到18000年內滅絕的可能性高達95%。

戈特將公式的核心理念稱為哥白尼原理——哥白尼斷言地球不是宇宙中心，他認為不應該賦予地球特殊的地位，地球本質上和其他行星沒有什么區別。戈特的洞察力體現在將這一思想應用到時間點上：歷史有始有終，但我們自身所處的位置并無特殊之處。

其邏輯可以這樣理解：跳出歷史之外，我們把某個事物（例如柏林墻）存在的時間制作成條狀圖，然后將其分成均等的4份：0%-25%、25%-50%、50%-75%、75%-100%。隨機點落在25%-75%段里的可能性是50%。如果你所在的時間點恰好位于該區段，那么你就會發現，該事物之后存在的時間最短是剩下的25%，最長則是剩下的75%。所以，如果考慮“此時此刻”該事物已然存在的時間，就能得到其未來存續的時間范圍。

筆者繪制的簡單示意圖

以柏林墻為例，戈特參觀時知道柏林墻建于8年前，所以據此推斷：未來2又2/3年到24年內，柏林墻就會倒塌！當然，該預言只有50%的置信度。不過，可以以放寬范圍為代價來提高置信度——比如說，最開始選擇的區段覆蓋總條狀圖的95%，這樣一來，就把可能性提高到了95%，代價則是，預言里的時間上限達到了160年。

這便是哥白尼原理最原始、最簡單的應用。利用類似的方法和若干額外條件，物理學家霍爾格·貝赫·尼爾森推斷人類有50%的幾率在未來760年內滅亡。不過，他也指出，這種推導并不嚴密，如果人類出生率持續走低，那將會大幅延緩末日的到來。

批評意見

并非所有《自然》雜志的讀者都贊同他的理論。生化統計學家史蒂文·N·古德曼（Steven N. Goodman）在評論信件中抱怨道：“‘謊言、該死的謊言和統計數據’是困擾統計學家的那些色彩繽紛的箴言之一。在我看來，戈特對統計學工具的運用……為這句話賦予了悲劇性的新生命。”然而，經過《紐約時報》和《紐約客》的報道，戈特和他的預言得到了極大的關注。他本人也成為引人入勝的故事講述者和著名的科學預言家，成功預測了百老匯的戲劇劇目和芝加哥白襪隊再次贏得世界大賽。

盡管如此，關于世界末日公式的爭論仍在繼續：大多數學者認為它是錯誤的，但對于它為什么是錯誤的尚未達成共識。

對末日公式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對“無差別原理”的錯誤應用： 史蒂文·古德曼認為，上面的推理屬于對“無差別原理”的錯誤應用。所謂無差別原理，就是賦予各種情況等可能性的概率。古德曼指出，即便小孩子也本能地知道投擲硬幣正反結果各50%，但無差別原理本身卻是基于人類的對稱性偏好，常常會讓使用者落入陷阱。最直觀的錯誤類似于，購買彩票可能中獎，也可能一無所獲——有兩種可能性，所以中獎的概率是50%，這顯然是錯誤的推理。

?對時間點位置的假設：戈特的末日公式蘊含著一個大膽的假設——我們對自身所處的時間點在整個歷史中的位置一無所知。古德曼則反對說，原則上我們可以搞清當前和過去、未來的關系。

?“自我指示假設”： 另一類反對意見基于“自我指示假設”，由物理學家丹尼斯·迪克斯（Dennis Dieks）等人提出。該假設認為：因為我是具有個體意識的智慧生物，所以這一事實使我傾向于“可以容納最多智慧生物的那種理論”。類似于說，如果我第一次購買（規則不明的）彩票就中了大獎，那么我可以認為：1)我是天選之子；2)中獎率本身就很高。后者似乎是更合乎理性的認知。應用“自我指示假設”，可以使戈特等人的推理無效。

?對“自我指示假設”的反駁： 然而，哲學家尼克·博斯特羅姆（Nick Bostrom）對“自我指示假設”提出了強烈的反對意見。他指出，如果按照“自我指示假設”，那么我們就應該立刻認同含有無限多智慧生命的多元宇宙理論——但這顯然是不必要和不合理的。所以，“自我指示假設”本身就是有缺陷的哲學主張。

計算機模型

進入20世紀下半葉，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科學家開始嘗試利用復雜的計算機模型來預測未來的社會趨勢。對未來的預言無論形式如何，最終都是為了引導我們更好地理解當下，并為可能的挑戰做好準備，從而塑造一個更加理想的未來。

1970年代，麻省理工學院（MIT）的研究人員受一個名為羅馬俱樂部的精英組織委托，預測在有限的行星資源下，全球增長的未來是什么樣的。這聽起來有點像災難電影的開頭。可悲的是，還真有這種可能。

系統動力學之父、MIT的杰伊·福瑞斯特（Jay Wright Forrester）為此開發了一整套后來被他的四個學生發揚光大的理論，考察了最有可能影響人類社會全體的五大因素：人口增長、農業生產、不可再生資源枯竭、工業產出和環境污染。

基于福瑞斯特最初的World1系統，研究人員建立了更加精細的World3模型，通過模擬“一切照舊”的情景，他們預測如果不發生重大轉變，我們的社會將在本世紀的某個時間點遭遇真正的崩潰。

這些研究被收錄在環境書籍《增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中。《增長的極限》在出版時就受到廣泛而尖銳的批評，盡管它的銷量巨大。好消息是，應用現代理論構建的預言模型（如歷史動力學模型），給出的預言要更加樂觀一些。

2019年的一個歷史動力學（Cliodynamics）模型認為，技術突破足以逆轉人類興衰周期。例如在17世紀中葉，美洲的高產作物提高了中國某些地區的人口承載能力。該模型源自氣候動力學工具，使用過去5000年中數十個文明案例研究來尋找人類歷史上的數學模式。（詳情見[4]、[5]）

這個模型也指出，從2020開始，人類可能會迎來一個非常艱難的10年。但樂觀地看，文明之火不會熄滅。如果眺望足夠長遠的未來，時間跨度越大，人類的前景就越光明。所以說，人類在未來10年（從現在算起是5年）的主要任務是：“活下去，別滅絕！”

參考來源

[1] Computer predicts the end of civilisation (1973)|RetroFocus

[2] Doomsday argument: the end of humanity, predicted by a math equation|Vox

[3] History repeats itself. That’s bad news for the 2020s

[4] According to Research, Here's What's Likely to Happen in The '20s. And It's Not Great : ScienceAlert

[5] Arise 'cliodynamics'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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