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仲新，甘肅省地質學會科普專業委員會秘書長，甘肅省科普專家，中國科普作家協會會員。長期從事基礎地質、礦產地質調查研究和地學科普工作。主編《點石成金·隴原寶藏》系列科普作品7 部。

1921年，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在河南省澠池縣的發掘和發現，結束了“中國無新石器時代的歷史”，掀開了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序幕。1923年，安特生發表《中國遠古之文化》，報告他的發掘和研究成果，首次命名了“仰韶文化”。安特生結合土庫曼斯坦亞諾遺址和烏克蘭特里波列遺址出土器物對比研究，認為這兩種文化類型的彩陶紋飾非常接近。為了證實以彩陶為代表的“仰韶文化西來說”假設，這位地質學家將探索與發現的目光鎖定在黃河上游的甘肅、青海兩省，意圖找到“西方文化向東方傳播的孔道”。

>安特生《甘肅考古記》《中華遠古之文化》封面 王志安/供

在安特生看來，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文化遺址與近東古址之間必有其連接之跡，連接之跡或許黃河上游的甘青一帶，特別是甘肅蘭州附近的黃河谷地。這里黃土廣布，土地肥沃，階地發育，若詳加搜尋，可望發現新石器末期文化之遺存。1923年5月，帶著上述祁望，在取得中央地質調查所丁文江、翁文灝準允后，安特生一行從河南出發，經陜西彬縣、長武，進入甘肅平涼，沿途填繪地形地質圖，采集古生物化石標本。1923年5月至9月期間，安特生一行在青海的考察收獲頗豐，除發現西寧朱家寨、貴德羅漢堂遺址外，在青海湖周邊的考察還發現了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骨刀、石器和陶片。這些發現，堅定了他在甘青地區從事史前考古調查研究的決心。

1924年3月間，安特生在蘭州征集彩陶的過程中，偶爾在一個販賣煙渣的臨洮小販的貨攤上，發現了一件裝著煙渣的破舊彩陶罐，在獲知該彩陶罐來自臨洮、寧定（今甘肅廣河）一帶的洮河河谷后，考察隊將考古目標轉向了黃河上游的洮河流域。這次轉向和此后的一系列考古發掘掀開了中國西北考古史的新篇章，也將注定載入史冊。

>安特生（左）在研究彩陶

圖片來源：王志安《馬家窯彩陶文化探源》

臨洮縣城及周邊所在的洮河盆地位于青藏高原東北緣，是青藏高原與黃土高原的銜接過渡地帶。黃河的一級支流——洮河，自盆地中部穿梭而過。這條發源于甘肅省碌曲縣西南西傾山與李恰如山間勒爾當草原的河流，全長673千米，從源頭至洮河盆地所在的劉家峽水庫，形如一橫臥的“L”字形。

為了探尋分布在這片區域上的史前文化，筆者一行來到了臨洮縣所在的洮河盆地。這個盆地周邊山巒起伏，依山傍水。在洮河與黃河圍限的四百余平方千米的三角區域內，水網密布、溝谷縱橫。自西向東，大夏河的支流槐樹關河、雨淋溝河、牛兒河、大郭禮河，洮河的支流那勒寺河、廣通河等大小不等的幾十條河流川流不息。3月時節，臨洮縣城及周邊看上去仍舊一派蕭瑟，遠處的山峰層層疊疊，像波濤起伏的大海一樣，雄偉壯觀。山屲和溝谷處，些許的積雪，讓人頓感乍暖還寒。縣城中高樓林立，車水馬龍，一派喧囂。縣城周邊的階地、川地農田中已經是一派繁忙，小拖拉機和各種覆蓋地膜的機器，人力、畜力等機具一應俱全，他們正在播撒希望的種子。這里和傳統的北方村落一樣，一點也看不出來曾出現人類早期文明的熹微晨光。

1924年4月，在做好各類準備后，安特生一行騎著馬從蘭州出發前往臨洮，除了考察沿途地形、地貌外，還要進行地質調查，并繪制地形圖。對于路途的艱辛，根據《安特生評傳》所述，1938年，著名學者顧頡剛教授也到臨洮考察，順便去過馬家窯等遺址。作為歷史學家和民俗學家的他在游記中寫道：“我知道建立真正的古史，只有從實物上著手的一條路是大路”，“蘭州到臨洮，四十二道腳不干，下山了，腳干了，進城了”。可見當時的交通極其不便。在行進途中，考察隊先后發現灰咀遺址、辛店遺址和馬家窯遺址。尤其在辛店和馬家窯的發掘，讓這個見過世面而又學識淵博的瑞典地質學家大為震驚。在臨洮縣城南10千米、洮河西岸的馬家窯遺址，遺物之豐富，規模之宏大，器型之豐富、圖案之絢麗均超過了仰韶和其他遺址。在《中國史前研究》中，安特生這樣描述他的這次考古發現：“我在1923年和1924年對甘肅相當一部分地區進行的考古調查，已經實現了我們成功的希望，遠遠超出了最大膽的預期。我不僅看到了仰韶文化驚人的豐富發展，包括幾個擁有非常精美彩陶的聚落遺址，更重要的是發現了廣泛分布的墓地，在那里發現了大量完整的彩繪喪葬甕，這些甕無疑是整個歐亞大陸上最輝煌的新石器時代彩陶之一”。由于馬家窯遺址陶器含有仰韶文化的部分元素，安特生把它歸并為甘肅仰韶文化。接下來，在當地傳教士幫助下，考察隊在臨洮衙下集，發現了以馬鞍口素陶罐為特征的寺洼文化遺址。

>馬家窯遺址

圖片來源：王志安《馬家窯彩陶文化探源》

在2023年10月第16期甘肅省政府研究室《決策咨詢》中，我們見到了這樣的描述。從文化定位上，馬家窯文化彩陶是世界之最。其空間分布范圍之廣，從甘肅天水市緣起，到青海樂都縣柳灣遺址，地理跨度近1 000千米，除甘、青兩省外，馬家窯文化的分布范圍還拓展到今寧夏、內蒙古、新疆三個自治區和四川省的部分地區，分布范圍之廣是現有發現史前文化中最廣。持續時間之長，馬家窯文化彩陶從石嶺下類型（仰韶文化到馬家窯文化的過渡期）開始，到馬廠類型結束，中間經歷持續不斷的發展，脈絡清晰，傳承序列明確，綿延發展1 800多年，彩陶文化發展到了世界最高峰，在世界范圍內絕無僅有。文物遺存之多，在甘青地區有的一個縣內就達到百處之多。在青海柳灣墓地中僅彩陶文物就有17 000多件。據專家估算，馬家窯文化彩陶的總體藏量約占全世界所有遠古時期彩陶總量的60%以上。馬家窯彩陶藝術無論是技藝、題材還是紋飾設計與今天很多樣式類似，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構圖法則、用色原理、裝飾圖案、制作工藝，對中國古代藝術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馬家窯文化彩陶繼承了甘肅東南部大地灣文化爽朗的風格，但表現更為精細，形成了絢麗而又典雅的藝術風格。陶器大多以泥條盤筑法成型，陶質呈橙黃色、器表打磨非常細膩。馬家窯文化彩陶早期以純黑彩繪花紋為主，中期使用純黑彩和黑、紅二彩相間繪制花紋，晚期多以黑、紅二彩并用繪制花紋。彩陶的發達是馬家窯文化顯著特點。在我國發現的所有彩陶文化遺跡中，馬家窯文化彩陶比例最高，而且它的內彩也特別發達，圖案的時代特點十分鮮明。學術界一般把馬家窯文化分為馬家窯、半山和馬廠三個類型。考古研究發現，馬家窯類型早于半山類型，半山類型早于馬廠類型。

>馬家窯文化彩陶部分器型

圖片來源：王志安《馬家窯彩陶文化探源》

辛店文化也是安特生一行在甘肅臨洮縣發現的一個重要文化類型，經過眾多學者數十年研究，現已基本搞清楚該文化發展序列和分布區域。最早的山家頭類型彩陶較少，主要分布于黃河、洮河和湟水的交匯地帶，向東可達渭河中上游；第二階段為姬家川類型，為典型的辛店遺存，彩陶比例增大；第三階段為張家嘴類型，包括唐汪式陶器，分布區域更偏西，達湟水中上游一帶，彩陶紋飾更為多樣化。辛店文化從商代一直延續到西周晚期，距今3 500 ~ 2 600年。

甘肅臨洮縣寺洼遺址馬家窯文化聚落被列入“2024年中國考古新發現”。寺洼文化主要分布在蘭州以東的甘肅省境內，涇水流域也有所發現，距今約為3 300 ~ 2 500年。寺洼文化可分為兩個類型：一個發現于洮河流域，稱為寺洼類型；另一個發現于甘肅平涼地區，稱為安國類型。一般認為安國類型為寺洼文化的晚期遺存。寺洼文化的陶器全部用泥條盤筑法制成，主要以泥質陶和夾砂陶為主，其中夾砂陶最多。

在接下來的研究中，特別是仰韶文化發現之初和安特生發表《中華遠古之文化》（1923年）的時候，他是強調仰韶文化的土著性和民族性特點的，認為它是漢民族的遠古祖先所創造的。但是經過一年多的考古發掘，他改變了這一認識，反而與瑞典考古學家阿爾納、法國漢學家高本漢等人的觀點趨向一致。然而，這一觀點對于中國人來說無疑是難以接受的，當時就引起了諸多“有志之士”的強烈批判與抨擊。安特生受到中國學者們的批評之后，自己也做了深刻反省，1943年，他在瑞典出版的《中國史前研究》一書中寫道：“當我們歐洲人在不知輕重和缺乏正確觀點的優越感的偏見影響下，談到什么把一種優越文化帶給中國的統治民族的時候，那就不僅是沒有根據的，而且也是丟臉的。”關于這一段歷史，嚴文明先生曾經指出：“安特生的仰韶文化西來說肯定是錯了，但畢竟只是個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沒有任何關系。前蘇聯烏克蘭的特里波列文化中也有許多彩陶，早先有人推測可能源自中國，蘇聯考古學界，就曾批判過彩陶文化東來說，顯然這也是個學術問題而不是什么政治問題。”王志安先生認為，在今天看來，討論安特生的這一觀點正確與否似乎沒有多大意義了，但是有兩點情況是不能忽略的：第一是在中國民間研究界，中國文化西來說仍然暗流涌動，有一部分人仍在討論中國文化是不是來自北非、西亞、中東的問題；第二是西亞、中亞和東歐的一些含有彩陶的遠古文化確實有與中國彩陶文化難以用多元巧合觀點解釋的現象存在。顯然，經過近百年來的考古發掘和研究證實，包括馬家窯在內的甘肅彩陶文化都是在中華大地上發生的。從發軔到繁榮，從鼎盛到漸頹，既有來自中原文化的影響，也有來自中亞文化的些許因素，但終歸和來自中原的仰韶文化強勢聯系，是東西文化交融的結晶。

1924年8—9月，在甘、青兩省收獲頗豐的安特生又北上河西走廊，進入了甘肅西部沙漠中的綠洲——民勤。安特生考察了民勤一些遺址。在滿載沙井子53座墓葬中出土的器物后，踏上了返回蘭州的道路。在后來的研究中，沙井文化由此進入了世界考古的典冊。

人類總是在探索過去，表征現在和連接未來中不斷前進。對過往歷史的探索又毫無例外地離不開對地球起源和人類自身歷史的發掘。在探索和適應多元化的自然環境中也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化與物質，這也是自然構成文化衍源和本底的根本所在。甘青地區豐富的遠古文化，與這個地區多元自然地理景觀息息相關。

近年來，甘青地區的考古發現更是折射出了中華遠古文化的璀璨篇章，特別是較小的臨洮盆地如何誕生了如此輝煌的遠古史前文化。嚴文明先生認為：“中國本身乃是一個巨大的地理單元，它同外部世界處于隔離或半隔離狀態。這就決定了中國史前文化起源的土著性，決定了它在很長時期基本上走著獨立發展的道路，而對臨近地區史前文化聯系上只能保持在較低的水平上”。甘青地區的文化發展亦是如此，近年來的系列考古發現也駁斥了安特生當年的一些初衷和謬論。

蘇秉琦等在《中國通史》第二卷中認為，文化除了大一統外，同時還有民族性和區域性，究其原因也是和自然環境息息相關。大的自然地理環境是統一文明的衍源，就像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地理單元，在這塊土地上產生了中華文明。較大流域一般會產生大一統的文化，如黃河文化，它是中華文明的核心；而區域和地方小生境則是地方文化的濫觴。位于黃河上游的青海是河湟文化誕生地，而隴原大地上產生的文化被稱為河隴文化（韓文奇，2011，《河隴文化》）。它們都是不同地域中對多元化自然地理環境適應的產物。甘、青兩省雖然都深居內陸，位于廣袤的西北高原，但一個地處高原腹地，一個位于高原邊緣和內陸的銜接過渡地帶，兩種自然地理形態，兩種文化便由此產生。河隴地區不僅是中原王朝聯系西北少數民族政權的前哨陣地，也是世界上多種文明交匯、激蕩、碰撞的紐帶，是在荒漠上栽種的文明，是多元文化的樞紐和孔道；而河湟文化則是高原內部各民族融合、交流，他方唱罷你登場的激越之地，是在高原上抒寫的春秋。它們都是不同地域中對多元化自然地理環境適應的產物。

作者： 仲 新

編輯： 張佳楠

排版： 張佳楠

審核： 刁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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