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 年 9 月 18 日深夜，沈陽城外一聲巨響打破了平靜，日本關東軍蓄意炸毀南滿鐵路柳條湖段，反誣中國軍隊所為，并以此為借口，悍然向駐守沈陽北大營的東北軍發動進攻，震驚中外的 “九一八事變” 爆發。

此后，日軍如洶涌惡浪，迅速席卷東北大地，短短數月，東北大片國土淪陷敵手。這一時期，張學良和他統領的東北軍成為眾矢之的，“不抵抗將軍” 的罵名如影隨形。

這個罵名背后，暗藏著一個核心疑問：倘若張學良率東北軍奮起抵抗，能戰勝日軍嗎？要解答這個問題，需從一組組冰冷的數據和當時復雜的局勢中一探究竟。

先來看東北軍的實力。東北軍的前身是張作霖的奉系軍隊，張作霖主政東北時，極為重視軍事建設。1922 年，他斥巨資創辦東三省兵工廠，不惜高薪聘請三千多名日籍武器工程師，又從德國人手中購置先進機床、車床，還面向全國廣納武器設計人才。在這般大力投入下，短短 6 年，東三省兵工廠一躍成為全國乃至東亞首屈一指的兵工企業，擁有多個槍支廠、火炮廠，具備自主研制軍用裝甲車的能力。每年，工廠能產出普通步槍上千支、輕重機槍數百挺、各類火炮幾百門、炮彈上萬發。

到 1931 年，東北軍總兵力達 40 萬之眾，駐守東三省的就有 20 萬，武器裝備堪稱精良。日軍全面占領東北后，收繳了東北軍來不及帶走的大批裝備，數據令人咋舌：步槍 30 萬支、子彈 500 萬發、各類火炮近千門、炮彈 50 萬發，甚至還有 80 多輛坦克和 300 架飛機。這些還只是被日軍繳獲的部分，東北軍撤離時帶走的軍備同樣不在少數，足見其家底雄厚。不僅如此，東北軍還是當時國內少有的陸海空三軍齊全的部隊，擁有 21 艘大小艦艇的東北海軍，以及 5 個航空隊，軍事體系相對完備。

再看看對手日本關東軍。“九一八事變” 時，日本關東軍僅有 1.5 萬人，外加 5 萬朝鮮預備軍，在兵力數量上，與東北軍相差甚遠。從武器裝備對比來看，盡管日軍武器性能總體優于東北軍，但東北軍在數量上的絕對優勢，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彌補質量差距。例如，東北軍的火炮數量眾多，若集中火力，足以對日軍形成強大威懾。有軍事專家研究推測，若東北軍全力出擊，至少有七成把握擊垮當時的日本關東軍，甚至存在將其徹底消滅的可能。

可戰爭的勝負，遠不止兵力與裝備的較量這么簡單。當時，張學良面臨著諸多棘手難題。從內部看，東北軍雖兵力雄厚，但經歷張作霖遇刺后，群龍無首，軍心有所動搖。張作霖離世后，張學良倉促接手，東北軍內部各方勢力暗流涌動，凝聚力大不如前。同時，東北軍長期受舊軍閥思想影響，部分軍官暮氣沉沉，指揮體系存在僵化、低效的問題。

9 月 18 日夜日軍發動襲擊，而直到 19 日凌晨，東北軍還在執行 “力避沖突，以免事態擴大” 的指令（張學良致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中將參謀長榮臻電，現存臺北國史館），這中間存在著幾個小時的寶貴時間窗口被浪費。在瞬息萬變的戰爭局勢中，幾個小時足以讓日軍完成兵力集結、據點占領等一系列軍事行動，迅速擴大戰果。

外部環境同樣嚴峻。彼時，蔣介石奉行 “攘外必先安內” 政策，將主要精力用于 “圍剿” 紅軍，對日本侵略采取妥協退讓態度。在 “九一八事變” 后，蔣介石在南京國民黨員大會上公開表示：“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 他還寄望于國聯仲裁，認為可借此收回東北，完全沒有與日本開戰的決心。

張學良作為蔣介石的下屬，雖手握重兵，但在當時國內復雜的政治格局下，難以完全擺脫蔣介石的影響與命令。此外，當時國內派系林立，蔣介石實際能掌控的僅嫡系黃埔系，西北有馮玉祥、山西有閻錫山、南方有桂系李宗仁與白崇禧、四川有劉湘與楊森等，張學良代表的東北系在其中處境微妙。張學良不得不考慮，若與日軍全力拼殺，一旦實力受損，在國內軍閥混戰的局面下，如何自保，如何應對其他軍閥以及蔣介石。

還有一個關鍵因素，即戰爭打響后的糧草補給與支援。若東北軍堅決抵抗，前期若能取得優勢，戰局或許樂觀；可一旦戰事陷入僵持，糧草補給將成為大難題。當時，東北軍孤立無援，蔣介石既不會全力支持其抗日，國內其他軍閥也各懷心思，不會輕易伸出援手。沒有穩定的補給線，東北軍即便初始裝備精良、兵力充足，也難以支撐長期戰爭。

綜上，從純軍事角度推演，東北軍若在事變初期集中優勢兵力（如抽調吉林、黑龍江駐軍增援遼寧）抵抗日軍，或許能在沈陽、長春取得局部勝利，暫時奪回南滿鐵路沿線，但這種勝利終難以持久，戰爭是綜合因素的博弈，當時東北軍內部的不穩定、外部復雜的政治環境、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以及孤立無援的處境，都像一道道枷鎖，束縛住了東北軍的手腳，使得張學良在面對日軍侵略時，最終選擇了不抵抗，釀成東北淪陷的悲劇。

這一歷史事件，也成為張學良心中永遠的痛，多年后他發動西安事變，何嘗不是對曾經錯誤的一種救贖。

而張學良當時的處境，本質上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所面臨的處境。一個沒有完整工業體系、依賴外部資源、內部派系林立的地方軍事集團，難以獨自對抗一個工業化、組織化的現代軍事帝國。

歷史無法假設，但數據清晰顯示：即便拋開 “不抵抗政策” 的爭議，東北軍在 1931 年的客觀條件下，也難以獨自承擔起抗擊日本關東軍的歷史重任。真正的轉折，發生在 1937 年全面抗戰爆發后，當全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當工業資源向西南轉移，當國際援華通道打通，中國軍隊才真正具備了持久抗戰的能力。

那些在北大營夜色中被迫撤退的東北軍士兵，他們留下的不僅僅是 “九一八” 的恥辱，更用血淚證明：在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唯有整個民族的覺醒與團結，才是走向勝利的真正起點。這或許也是張學良在西安事變后長達半個世紀的幽禁中，反復思考的歷史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