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欄語

“養心莫若寡欲，至樂無如讀書。”為了深化學習型干警研究型團隊書香機關建設，為推動審判事業發展提供價值引導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動力，今年起，持續開展“薦書、讀書、品書”活動，期冀廣大干警在工作之余，學會享受獨處時光，汲取知識養分，提升履職能力，為推動中國式現代化金昌轉型跨越高質量發展貢獻法院力量。

探尋歷史文明曙光

在歷史的長河中，總有一些身影熠熠生輝，宛如暗夜中的執火者，他們不顧周遭的黑暗與艱難，毅然向著未知的荒野進發，只為探尋那隱匿在歲月深處的歷史文明曙光。《荒野上的大師》聚焦于近代中國考古學初創階段的杰出大師們，講述了大約一百年前，一批杰出的考古學、地質學、人類學和建筑學學者，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開創考古事業的故事。

早在19世紀下半葉，德國著名地質學家李希霍芬，也就是提出“絲綢之路”這個概念的那位學者，就曾在中國大地上進行了七次長途考察。古老而神秘的中國，雖然從晚清開始逐漸衰落，但它極其豐富的自然、歷史、文化資源，還是吸引著一大批海外學人前來探訪，他們探索中國的地理、礦藏、生物、建筑、文物，足跡遍布長城內外、大江南北。他們是中國大地上考古事業的先行者，是許多學術研究領域的拓荒者。不過，其中也不乏盜取、收藏中國文物的行為，最著名的莫過于斯坦因與伯希和掠走敦煌遺書和上萬件文物的例子。伯希和甚至不無驕傲地在北京六國飯店，展示他從中國各地搜羅來的古籍，前來觀看的中國官員和學者無不百感交集。就在海外學者千里迢迢來到中國，進行調查研究的時候，中國學者卻對這些珍貴的遺存視若無睹。

上世紀20年代初，這種局面迎來轉機。彼時的中國，正處于內憂外患、風雨飄搖的時代，一批了不起的學者，他們毅然放棄相對優越的生活條件，甘愿到荒野之中進行考古發掘或地質調查。這批學者包括傅斯年、李濟、董作賓、梁思永、丁文江、翁文灝、賈蘭坡、李四光、梁思成、林徽因等等。他們的專業領域不盡相同，但他們的研究方法有共通之處——不是像傳統文人那樣只是埋首于故紙堆，研究義理、考據、辭章，而是選擇“用腳做學問”，去發掘歷史遺跡和遺存，把“紙上的材料”與“地下的新材料”結合，為自己的研究找到實物證據。用傅斯年的話說，就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雖然條件極為艱苦，在野外考察的時候，經常需要風餐露宿，在泥濘的山路、貧瘠的荒漠、荊棘密布的叢林里穿行；他們有時坐著騾車顛簸，有時要赤腳蹚過冰河，有時需要住進牛棚，沿途可能找不到食物，甚至連飲水都成問題；有人在考古勘探中遭遇塌方和煤氣中毒，不幸遇難；有人在深谷里迷路，差點闖入瘟疫區；還有人被土匪搶劫、槍殺，或者被日軍殺害。但他們剛毅堅卓，而且成就斐然。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里，就開創了中國考古的黃金時代。今天我們耳熟能詳的許多重大考古發現，都是由那批學者完成的，比如，周口店北京人遺址、山頂洞人遺址、仰韶文化遺址、龍山文化遺址、河南安陽殷墟等等，他們發掘出來海量的甲骨文、青銅器、簡牘、陶器、玉器、石器，以及包括恐龍在內的大量古生物化石。許多被世人遺忘了幾個世紀的古建筑、古雕塑，也是由他們重新發現，并從此得到保護。而他們當中的地質學家，則為尋找各種礦產資源耗盡了心血，發現了大量金屬和能源礦藏，為中國的工業發展提供了原材料和原動力。這批從書齋走向曠野的學者，開創了中國學術的新紀元，也改變了世界對中國的認識，因而被作者稱為“荒野上的大師”。

這些大師們所做的工作，遠不止是簡單的文物挖掘和整理，在那個西方列強對我國歷史文化虎視眈眈，妄圖通過掠奪文物、歪曲歷史來貶低我們民族的時代，他們用科學嚴謹的考古發掘，用實實在在的證據，向全世界證明了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璀璨奪目的歷史。從數十萬年前的“北京人”時代，到以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再到殷商時代，一項項重大的考古發現在向世人宣告：在古老的東方大地上，始終存在著可以與西方并駕齊驅的文明，我們有著悠久輝煌的歷史，有著一度領先世界的璀璨文明。他們不只是在學術上求自立，更是為民族崛起重拾信心。國學大師陳寅恪說：“國可亡，而史不可滅。”地質學家翁文灝說：“即便中國暫時亡了，我們也要留下一點工作的成績，叫世界上知道我們尚非絕對的下等民族。”歷史學家傅斯年也曾倡議中國學者奮發圖強，挑戰西方漢學界，“應存戰勝外國人之心，而努力赴之。”

回望那個并不遙遠的中國考古起步年代，我們依然會對那群“荒野上的大師”肅然起敬。他們生逢國家不斷裂變重組的亂世，但他們沒有自怨自艾，而是努力恪守知識分子的本分，勇敢地承擔起為天地立心、為民族救亡圖存的責任。在那樣一個“急起直追”的年代，每個人都有時不我待的緊迫感。“我輩于亂世求研究，本為逆流之妄舉。” 一代勇毅的學者在荊棘叢林之中，不停地奔走前行，在歷史的夾縫里，開創了屬于自己的黃金時代。

供稿：金昌中院第二黨支部 李靜 編輯：金昌中院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