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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瀛洲海客

編輯：莉莉絲

漢孝獻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竊鼎，僭越稱帝；劉備不甘示弱，于次年“置百官，立宗廟”，亦稱帝于成都。彼時，曹魏居中土，兵鋒正盛；吳蜀則各占一州，據地利而守。天下大勢，可謂三足鼎立，各有倚仗。

奇怪的是，在曹丕、劉備相繼稱帝后，孫權只是稱了吳王，便再無動靜。直到八九年后，他才在公元229年稱帝于武昌。須知，一步落后，便步步落后。既然如此，孫權為何不早點稱帝呢？

上圖_ 孫權題跋像

一、時下困局：劉備東征

獻帝退位，王鼎隱沒，誰人不想稱帝？

曹操去世前，基本掃除漢室舊臣，障礙不存，曹丕稱帝業已成為定局；劉備乃漢室后裔，他打出“繼漢”口號，又得士族鼎立支持，故而蜀漢立國也算順利。相較于魏蜀兩國，東吳此時面臨的諸多壓力，卻不容小覷。

首當其沖的，便是盟友的“倒戈相向”。

據《三國志·先主傳》記載，劉備于章武元年（221年）四月立國改號，但僅僅在三月之后，劉備便盡起蜀中精銳，東征伐吳。其目的不言而喻，蜀漢政權欲奪回荊州，再走“隆中對”計劃。可偏偏，江東政權的立國之基，也是“全據長江以守”，對荊州無比重視。

既然吳蜀兩國都對荊州勢在必得，那么，在劉備業已出兵的情況下，吳蜀兩國難免會為此大動干戈。前景尚未明確，孫權此時若再稱帝，便將面臨曹魏與蜀漢的雙重打擊。

上圖_ 荊州各郡劃分圖

據《三國志·劉曄傳》注引《傅子》記載，孫權遣使向曹丕稱臣后，劉曄曾力主伐吳，然而曹丕卻說：“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必以為懼，其殆不可！”

在魏蜀皆已立國的情況下，孫權不急于稱帝，卻以“蜀漢舊日盟友”的身份向曹丕稱臣，即是承認曹魏政權的正統地位。正是因為孫權這般“識時務”的表現，江東才少了一個潛在敵人。

可見，孫權不稱帝看似是落后于人的“吃虧”之舉，實際上，他基本沒有花費太大代價，便穩住了曹魏這個頭號大敵。如此一來，江東政權方能舉全國之力與蜀漢作戰。

上圖_ 東吳版圖

二、內有隱憂：江東士夷

孫權少年登位，未免倉促，在此后數年間，他仍面臨著諸多挑戰。據《三國志·吳主傳》記載：“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

孫權執政初期的三大難題：一者，為深險之地的山越夷民，其“游擊戰術”令人疲于奔命；二者，乃世仕吳地的江東豪族，實力不可謂不雄厚；三者，則是“避難揚土”的流寓士族，其中多為徐州人氏。

相較前兩者，孫氏與流寓士族之間非但沒有多少摩擦，而且還有著共同利益。加之孫劉聯盟成立后，劉備表奏孫權為徐州牧，后者便以地方長官身份，名正言順聚攏了張纮、諸葛瑾、步騭等知名士族為己所用。

上圖_ 諸葛瑾（174年～241年），字子瑜，瑯琊陽都（今山東沂南）人

在此期間，盡管在張昭的斡旋下，孫權與江東士族達成初步和解，山越夷民也收斂了不少，但這還遠遠不夠。因為江東士夷得不到真正解決，孫權其實很難順利稱帝。

而田余慶先生卻在《秦漢魏晉史微探》中指出：“孫權統事的若干年內，由于內外條件不具備而未得以實現由得天下到治天下的轉折，到建安末和黃武初始得逐步實現。”

為何在建安末到黃武初，孫權的統治會出現明顯轉折？

上圖_ 劉備（161年－223年）

三、治國轉折：士庶一體

正如上文所述，孫權此時雖未稱帝，卻受封吳王，成了藩國之主。亦如魏王于曹操、漢中王于劉備。王國體制的構建，為割據江東的孫吳政權，提供了必要的法理依據。

而在此之前，孫權多年以來的苦心孤詣，也并非沒有作用。一方面，他積極與北方曹氏與江東士族通婚，不斷在潛移默化間提高孫氏門楣；另一方面，他又有朱治、張昭等人相助，成功征辟了諸多公族子弟入仕。

據《三國志·朱治傳》記載：“然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治率數年一遣詣王府，所遣數百人，每歲時獻御，權答報過厚。”

吳中四姓（顧、陸、朱、張）的加入，讓東吳政權的“江東化”進程，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夷陵之戰期間，陸遜作為三軍統帥，帶領江東軍隊擊敗劉備。這也意味著，孫氏與江東士族之間的合作，已進一步加深。

孫權稱王前后，曾為孫氏肱骨的江西淮泗集團，此時已后繼無力；所以孫權稱王后，江東士族入仕之心更加強烈。但是，他們要逐漸取代淮泗集團，完成與孫氏共治江東的目標，卻絕非是一日之功。

上圖_ 三國鼎立時期 山越人位置所在

除此之外，常在邊境作亂的山越夷民，同樣需要解決。對此，唐長孺則在《魏晉南北朝史論叢》中指出：“山民是由大族控制的，這些大族組成的宗部往往于山險之處據守，因此山越與宗部構成密切關系。”

不難推測，一旦孫氏完成了東吳政權的江東化，那么山越夷民的威脅性，便會大大減弱。到那時，缺少大族支持的山越夷民，便猶如一盤散沙，可緩緩剿之。

如此過程，雖看似簡單，但也足足花費了孫權數年苦功。在將江東內部的所有力量擰成一股繩后，孫權距離帝位，便只有一步之遙。

上圖_ 東吳征討山越

四、得位須正：天命符瑞

橫亙在孫權與帝位之間的“最后一步”，便是東吳政權的“名分”。須知，名不正則言不順。孫權稱帝的關鍵一步，也在于其帝位來源的合法性與正統性。只是在這個方面，孫權曾吃過不少虧。

早在建安年間，孫權便為自身政權存在的合法性大傷腦筋。當時，曹魏“奉天子以令不臣”，在名義上占據高位；劉備雖然落魄，但也是漢室后裔，擁有血統的先天優勢。反觀孫權，只能暫時依附在孫劉聯盟的“羽翼”之下。

待曹丕、劉備相繼稱帝后，孫權自知：江東政權的存在，仍缺少正統性。再加上劉備隨即伐吳，聯盟破裂，孫權只好“改換門庭”，承認曹丕之帝位，借此換來稱藩王、立王國的機會。

上圖_ 魏文帝曹丕（187年冬—226年）

在這之后，“尋求完備的天命論述”，仍是孫權稱帝之前尚要跨過的最大阻礙。

彼時，曹丕以儒家“禪讓”的方式建國稱帝，又據中原“九州”，已占據法理與地理上的正統；劉備打出“興復漢室，換于舊都”的旗幟，宣稱自己于“建安二十六年”繼承大漢國祚，亦占據名義和血統上的正統。

路被前人走窄了。無奈之下，孫權只好另辟蹊徑，選擇東漢王朝留下的另一種政治遺產：即曾盛行于兩漢時期的天命、讖緯之說。

于是，在孫權稱帝前的數年間，東吳各地總是遍布祥瑞、符兆；舉國上下，也流傳出不少民謠、讖言、諺語，暗示孫權“天命神授”，當為天下之主。

上圖_ 孫權手跡

當時，江東士族的學術風氣偏為保守，而民間又非常崇信鬼巫之說，以致于孫權對于自身正統的“宣揚工作”，反倒是十分順利。隨著各地符瑞事件的“發掘”，孫權稱帝之呼聲，也與日高漲。

吳黃武八年（229年），孫權于武昌稱帝，改元黃龍。同時，他又敬告上天：“休征嘉瑞，前后雜沓，歷數在躬，不得不受。權畏天命，不敢不從，謹擇元日，登壇燎祭，即皇帝位。”

可以看到，在正統性來源的問題上，孫權采用了取巧的辦法。他既沒有選擇繼承漢室，也沒有以“恢復漢室”為己任。如此一來，東吳的立國道路，便不會與魏蜀兩國沖突。

上圖_ 諸葛亮（181年-234年），字孔明

五、重修盟約：平穩過渡

值得一提的是，孫權稱帝后，蜀相諸葛亮力排眾議，派遣陳震出使東吳，向孫權表達祝賀。權大喜，乃與陳震痛飲，而后重新締約了孫劉盟約。

據《三國志·吳主傳》記載：“權乃參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

彼時，吳蜀兩國再次成為同盟，并以“二分中土”為最高目標。這便意味著，孫權以盟友身份，再次分潤到了蜀漢“繼承漢室”帶來的正統性。如此政治手腕，不可謂不高明。

上圖_ 冀州、并州

除此之外，吳蜀兩國“交分中土”，遙領北方各州郡牧守、刺史，也并非只是空談。孫權稱帝后，步騭領冀州牧、朱然領兗州牧；在冀州、兗州“劃”給蜀國后，二人當即“解牧職”。

吳蜀對遙領中土如此重視，是因為：自古以來，中原便是正統，既然曹魏政權占據在地理上的正統，那吳蜀兩國便只好通過大量遙領與虛封，以彌補自身在地理正統上的不足。

以上種種，雖看似有些多余，卻是孫權稱帝立國之后，能平穩過渡的有效保障措施。作為鼎力天下的三足之一，孫權在曹丕、劉備稱帝后，仍能靜下心來穩步發展，其手段、謀略便可見一斑。

因此，陳壽對這位吳大帝的點評，倒也頗為中肯：“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勾）踐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

參考資料：《三國志》《孫權帝業研究》《漢魏晉皇權嬗代》《秦漢魏晉史微探》《魏晉南北朝史論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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