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管醫學博物館·老專家口述歷史

“心血管醫學博物館·老專家口述歷史”是心血管醫學博物館精心打造的特別欄目，該欄目誠邀百位心血管領域資深老專家進行歷史口述采訪，以完整稿件形式發表出版，讓這些珍貴的歷史見證和醫學智慧得以廣泛傳播，為行業發展提供寶貴參考。

本文為『心血管醫學博物館』整理原創內容

（全文共約 11000 字，閱讀約需要25 分鐘）

編者按：林延齡，對于中國介入心臟病學領域而言，一個并不陌生的名字。

他身上有很多標簽：心臟病學專家、愛國華僑、教育家、藝術家、畫家、書法家、虔誠的基督教徒……他的一生堪稱“傳奇”。

他在不同國度間游走，身份的界限總是模糊不清。

一只父親留下的手表，一個十七歲少年的誓言，一段跨越三十多年的東西方醫學橋梁之路......

這是一個關于跨越的故事，也是一個關于歸屬與選擇的故事。

采訪者：林教授，能否與我們分享您的家庭背景和童年經歷？這段經歷是如何塑造了今天的您？

林延齡：我出生在新加坡，那是個充滿移民精神的城市，每一個家庭都有自己跨越苦難的故事。我們家在一個小公寓里，兄妹六人，我是家中的第三個孩子。爸爸叫林焜耀，是從福建同安坐難民船來到新加坡的，他當時為了逃避戰爭，冒著生命危險穿越波濤洶涌的海洋。到達新加坡后，他在華聯銀行找到了一份工作，雖然職位很低，從最基本的職位做起，但他一直努力工作，最終成為了分行的經理。

媽媽叫劉應選，福建廈門人，我的外祖父曾是新加坡YMCA1的總干事，參與過許多慈善事業，母親承襲了這種開放和人文關懷的家族精神。盡管家庭經濟并不寬裕，但她始終堅持要給我們最好的教育，是我一生受益的根本。

我們兄妹六人，第五個妹妹叫正慧，是家中唯一的女孩。起初，大哥叫“延平”，父母期望戰爭早點結束，后來日軍投降，為慶祝戰爭勝利，他們將大哥的名字改為“延凱”，是凱旋的含義；二哥叫“延川”，寓意川流不息；我叫“延齡”，顧名思義，希望我能健康長壽；四弟叫“延年”，六弟叫“延庭”。

圖1全家福 后排左起：延川、延齡、延凱；前排左起：延年、媽媽、延庭、爸爸、正慧

說來也招笑，我自小更像是個“病秧子”，幼年便得了小兒麻痹癥2導致右腿受損，我生命最早的記憶，就是外婆不時帶著我，從家里往返于中央醫院。除此外，皮膚病、嚴重的支氣管哮喘病也是常伴我左右。記得有一次，父母從中醫處獲取到一個偏方，用一種罕見的植物花朵水煮后燙在我頸椎處，非但沒治好，反而給我留下了嚴重的燙傷，那段痛苦的記憶至今難以忘懷。

采訪者：那自小在新加坡的求學之路是怎樣的？有什么特別之處？

林延齡：我在新加坡的求學經歷非常特別，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新加坡仍然是英國殖民地，大約70%以上都是華人。雖然華人子女上學可以自己選擇華校或英校，但第一批到新加坡的華人移民大部分都希望子女能夠學習中華文化，繼承傳統價值觀，所以上華校居多。當時有一所相當特殊的學校——公教中學3（小學），同時使用中文和英文教學，我們兄妹幾個都被送到該校接受雙語教育。現在看來，要是沒有他們的智慧和遠見，我的命運將被完全改變。

因小兒麻痹癥，讀書期間，我并不能參與戶外體育活動，大部分時候，我都能在教室里靜靜地畫畫，六歲時我甚至獲得了國際兒童畫比賽的獎項，爸媽覺得可能我在繪畫方面應該有些天賦，便在我十一歲那年同時報讀了南洋美術專科學校4。也是因為年齡太小的問題，林學大5校長拗不過我母親的叨擾，破例讓我在他畫室從“學徒”做起。

哈哈，這樣的安排，倒是很符合傳統的中國教育方式。

圖2 南洋美專1961年畢業班，林延齡（后排左三）

這樣，我上午在雙語公教學習，下午便又被送到南洋美專學習美術，三年課程修的是西洋美術，中國水墨畫的根底，則是林校長給我打下的，這讓我在日后自己可以從事中國書畫奠定了基礎。

圖3 十四歲林延齡從馬來西亞皇后手中領取繪畫特獎，照片由父親拍攝

采訪者：可以看的出來，如果按照這樣的軌跡，您會成為一名畫家或者設計師，那您又是怎么會成為一名醫生呢？

林延齡：這還要從我父親病逝說起，那是在我高考前一個月，爸爸突然胃出血病倒，當天負責收治的是中央醫院6的外科主任，我們很高興，覺得運氣好能碰到最好的外科大夫。

那時候兩個哥哥都已經拿到“哥倫布獎學金”前往澳洲學醫了，我是家里最大的，一直跟著媽媽在醫院陪護。因為媽媽英文不好，我負責與醫護人員溝通。可是爸爸幾次手術后，病情仍然沒有得到有效控制，我就一直想找那個主任問爸爸到底什么病，但總是找不到他。

有一天他來查房，我很高興可以直接問，但他不理我，我話都沒講完，一大堆人跟著他就走了。再碰到第二次機會，我又滿懷希望地沖上去問爸爸什么病，他頭都沒抬，又不跟我講話，所以很生氣。

近乎冷漠。

這讓我非常失望，也讓我對醫學產生了深刻的反思。

在爸爸身體好的時候，我曾跟爸爸說我以后想當畫家，他說不行，畫家活不了（難以生存）。我想了半天，腦子里能想到和畫畫有關的也就是建筑設計師了，“那我學設計可以嗎？”他說設計師可以。

爸爸臨終時，還是對我說：“如果你像你兩個哥哥一樣，能拿到哥倫布獎學金，就去澳大利亞學醫吧。”

我內心非常復雜，說“好，我答應您！”

那年，我十七歲，一句“答應你！”既有對父親臨終心愿的回應，又有對父親去世的深深悲痛。“畫家我不當了，設計師我也不做了，我要做醫生，但我要做一個不同于那些冷漠、沒有人文關懷的醫生。有一天，我一定會回來這里，好好的教這里的醫生們，讓他們都做好的醫生！”

對于我而言，一個十幾歲的孩子而言，你和他講什么是醫德，他是不懂的，他只知道“哪有這樣的醫生？醫生應該幫助人的。我爸爸病了，非常嚴重，家屬想跟你說句話，問問情況，你怎么可以什么都不說？！”

就這樣，在我順利考取“哥倫布獎學金”后，我毅然前往澳大利亞學醫了！

采訪者：是個令人心碎的故事，我們聽說，在您父親去世后，您還收藏了一只歐米茄手表，是您手上這只嗎？能否講講它背后的故事？

林延齡：是的，（稍微沉默片刻）爸爸媽媽生前一直非常重視我們兄妹的教育，特別是在哥哥們獲得“哥倫布獎學金”的時候，爸爸非常高興，在兩位哥哥在出國之際，用平日辛苦攢下的錢，分別購買了兩只歐米茄腕表，以此獎勵在學業上的成就。那時的歐米茄手表對于我們家來說，是極為珍貴的禮物。

爸爸病倒住院時，家里為了表示對他的愛，同樣，選購了一只歐米茄手表送給他，表殼上用英文刻著：“送給最親愛的爸爸，兒子們和正慧敬贈，1965”。爸爸把手表戴在手上，直到他辭世的那天。在爸爸去世后，在我前往澳洲求學時，媽媽便把手表給了我。

圖4 送給父親的手表

這只表，陪伴我走過了人生的每個重要時刻。（林教授停頓了一下，眼中有些濕潤）每當我戴上它時，我總是感到爸爸依然在我身邊，給予我支持，提醒自己，不論走得多遠，都不要忘記當初的承諾——做一個真正關心患者、能為病人帶來希望和安慰的醫生。

后來，我真的回到了新加坡，回到了中央醫院，擔任新加坡心臟中心主任。一天來了位既特殊又普通的病人——當年給我父親動手術的外科教授，他得了冠心病，時空與身份的倒置，一時間讓我感到一陣錯愕。

當他走進我的診室時，我一眼便認出了他，“我們多年前見過面。”

他有點驚訝：“哦？什么時候？”

我說：“多年前，您曾給我父親動過手術。”

他的態度舉止，還是跟當年一樣的傲慢“哦，他近況如何？”

他當然不可能知道我父親是誰，也不可能記得我父親手術的事情。

我說“Unfortunately, he passed away many years ago.”

他也直率補了一句“I'm sorry.”

萍水相逢，恩怨情仇，頗有點武俠小說中遇見“殺父仇人”（不恰當）的那一幕！霎時之間，父親躺在新加坡中央醫院二十三號外科病房中的印象，清晰地又浮現在我的腦海里了。

這個故事，我經常在講給年輕醫生聽，我會問他們，“如果是你，你接下來要說什么？”

當時，我對眼前的這邊病人說，“What can I do for you？”

這才是正確的、專業的，你做醫生，不該讓情緒、情感影響到你的專業，要把個人情感控制住，詢問病情、為他治療，才能做專業的醫生。

四十年前的醫患位置倒過來了，做夢也沒想到有一天先父遇到那位高傲的醫生竟然變成了我的病人！那時刻要是爸爸能在病房中，看到我給他的醫生行醫施診的實況，他一定會感到寬慰的。

四十年前我所發的誓言：“有一天，我一定會回來這里，好好的教這里的醫生們，讓他們都做好的醫生，不要像那治我父親的醫生那樣的醫生！”在四十年之后實現了。

采訪者：后來到澳洲學醫，是什么原因讓您一步步走向了心血管醫學這個領域？

林延齡：當我剛到澳洲時，主要集中在基礎醫學的學習上，逐步積累了醫學知識，后來在我的醫學博士研究中，我開始接觸到一些與心血管相關的血液動力學問題，尤其是妊娠期高血壓對心臟的影響，這為我后來進入心血管醫學打下了基礎。

不過在澳洲的學習也讓我感受到了東西方教育方式的差異。我發現西方同學的學習態度非常靈活，他們善于運用橫向思維，即使面對完全不熟悉的問題，也能通過推理和分析快速找到答案。

有個澳洲同學讓我特別佩服，他經常不去上課，而是跑到圖書館自己看書，然后跟大家討論。我當時覺得很奇怪，從小到大我都是每堂課必到，筆記記得密密麻麻的，經常要熬到凌晨才能整理完。可是成績出來，人家總是比我高。這讓我開始懷疑，是不是我們傳統死記硬背的方法有問題。

不過我也發現，澳洲學生有個毛病，就是不太重視基礎知識的積累。像學醫這種事情，如果基本的醫學知識都不扎實，那看病的時候可能會出大問題的。

所以我想，最好的辦法就是把東方嚴格的基礎訓練，跟西方那種靈活思考結合起來，從那以后，我就開始嘗試這種學習方法了，也開始注意東西方的各種差異與融合。

圖5 博士畢業典禮與三位老師合影 左起：沙士比、華德斯、林延齡、葛拉斯戈7

博士學位完成后，我本應按合約返回新加坡。然而，在澳洲心臟專科委員會主席保羅·可納教授的推薦下，我獲得了一個機會——用18個月的時間完成心臟內科的培訓，而通常這個過程需要三年時間。一方面是新加坡政府不斷催促歸國，一方面是澳洲提供了難得的學習機會。我別無選擇，只得以賠償的方式解除了合約問題，繼續留在澳洲學習培訓，成為了一名澳洲公民。

后來我的研究也從傳統的影像學轉向了更具挑戰性的介入心臟病學，而真正使我轉向心血管介入治療的是我在麻省總醫院8的兩年學習經歷，我有幸接觸到了當時最前沿的介入治療技術，尤其是經皮冠狀動脈血管成形術（PTCA）。這種技術使用微創手段，通過導管、球囊直接治療心臟血管阻塞，徹底改變了我對心血管疾病治療的理解。

圖6 林延齡教授與妻子馬文瑾在麻省醫院前留影

當時，我有機會與世界各地的專家一起合作研究，學到了如何在臨床中處理復雜的心臟病病例。回到澳洲后，我繼續從事心血管介入治療工作，并開始帶領團隊在澳洲推廣這一領域的最新技術，多年探索，逐漸從單純的技術學習者，成長為一名能夠獨立處理復雜病例的介入心臟病專家。

采訪者：您第一次來中國是什么時候？當時是怎樣的情景和心境？

林延齡：1983年，是我第一次來到中國，心情無比激動。當飛機順利降落在上海的機場，看到那兩個大大的“上海”字，我的眼睛不禁濕潤了。作為一個海外華裔，踏上父母的原生土地，這種感情是復雜且深刻。我一直在海外生活，想象過無數次自己會如何回到祖先的土地，這一刻終于到來了，心里充滿了對“歸屬感”的渴望與感動。

到達上海后，我來到黃浦江邊，站在浦西的渡輪碼頭，看著對面的浦東，拍下了上海的第一張照片。那時候黃浦江水面上，船只擁擠，船上有著各色各樣的人，他們或是背著貨物的小商販，或是為了謀生的打工者。

圖7 1983年從浦西瞭望浦東

改革開放這些年，上海的變化可以用翻天覆地來形容。今天的浦東，早已是高樓林立，東方明珠廣播電視塔矗立其中。那一晚，我站在外灘上，目睹了浦東璀璨的夜景，霓虹燈和激光光柱照亮了整個夜空，與三十年前的景象形成了鮮明對比。

那時候到訪中國的游客不多，我在北京參觀頤和園9時，用普通話和“老北京”人打招呼。

人群中一人聽了，興奮地高喊“嘿，這老外會說普通話！”

那一瞬間，我有些困惑，自己雖然是華裔，但同樣留著華人的血脈，卻在中國被稱為“老外”，這一直讓我耿耿于懷，也讓我對身份認同產生了新的思考。在澳洲時，澳洲人眼中我是“中國人”；在新加坡，因為入了澳洲國籍，所以他們把視為“澳洲人”；而在中國，我反而又成了“老外”。

我總感到自己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游走，身份的界限也總是模糊不清，似乎是掉入了國籍的裂縫。

2004年的時候，呂樹錚教授領導成立了“中國冠心病介入沙龍10”，受邀很多資歷成熟的介入心臟科醫生，加入會員的第一年，我是名單里唯一英文名字專家，很是扎眼，我和呂教授進行了“友善抗議”。第二年，我的中文名字“林延齡”出現在會員名單里了，可惜后面還有個“（澳大利亞）”，我這剛熱乎的心又冷了不少，再次和呂教授提出“友善抗議”。終于在第三年，我的名字和其他會員沒有了不同之處，成為了一名地地道道的中國心臟病專家。

當時我在開幕式上致辭說道“作為一名海外華人，我的心愿是有朝一日被接受為一個‘fair dinkum’（澳洲土語‘真正’）的中國人！經過三年的爭取，我終于成為了你們中一名普通的會員，心滿意足了。”

采訪者：我們都知道您對中國介入心臟病學技術的推廣和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那么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做這項工作的呢？

林延齡：大約在1986年，受到中澳心臟外科手術聯合培訓的啟發，我萌生了一個想法：為何我自己不訓練中國醫生們學我也剛學會的PTCA技術？這新的冠脈血運重建技術肯定是要取代外科搭橋手術的，我甚至可以用學員們熟悉的語言——中文來同他們溝通。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圖8 在廣東省人民醫院與陳傳榮11共同完成手術

我開始小心縝密地劃定培訓藍圖，先從中華大地上的幾個重點城市著手：華北是北京，華東是杭州，華南是廣州。這三個是重點城市，所選培訓醫院也必須是具有影響力的醫療中心。除了到中國去進行培訓，我同時也設計了一個平行的規劃，就是把具有潛質的中國醫生接到墨爾本進行培訓。

當然這中間，為了保障培訓正常開展，我們也邀請了多位熱心中國發展的華人富商、慈善家，籌措資金、組建基金會，讓更多中國醫生能夠到澳洲進行培訓。

對于從中國來澳洲接受介入培訓的學生，我會讓他們得到親自動手操作手術培訓的機會，這個機會在海外進修培訓中是非常難得的。對于病人而言，這是需要犧牲精神的。

因此，我接受的中國學員必須要符合以下條件：第一、他們在學術與專業上都要有卓越的表現；第二、要有基本英語的溝通能力；第三、他們都必須有中國院方的推薦；第四、派送他們出來學習的醫院必須有朝一日會成為中國某個區域的介入心臟學培訓中心。最后，這批學員學成之后都必須回國去治中國的病人，不能居留在澳洲。

澳洲原住民有一種弓形的狩獵工具叫回旋鏢，扔出去可以飛回到手上，我就是希望，去到外國受訓的中國醫生都能回國服務，造福他們的人民。

浙江省人民醫院的金凡是最早來澳洲參加培訓的心臟介入醫生之一。在他回國后，便邀我到其醫院開展示教，一同完成了幾例PTCA術。除了杭州外，從國內到國外（新加坡、澳洲）培訓的中國介入醫生包括韓雅玲、王建安、陳紀言、喬樹賓等多位醫生。

圖9 在浙江省人民醫院與金凡共同手術

我帶著澳洲團隊到訪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廣州、大連、沈陽、昆明等數十個有余，行程貫穿全國。

圖10 林延齡示教過的城市

有一年，澳洲博士山市的當地報紙《白馬公報》就中澳心臟培訓的事情采訪了我，刊登了一篇特寫報道，題為《滿懷中國心的醫生》。

回頭看，今年是2025年，1986年一項不經意地展開的培訓工作，三十多年了，滿滿地占據了我從醫生涯中的黃金時光。

圖11《白馬公報》刊登的《滿懷中國心的醫生》剪報

采訪者：再次感謝您為中國介入心臟病學發展作出的貢獻。我們知道您還有一個“林氏查房”受到醫生熱捧，這有什么特殊之處嗎？

林延齡：這三十多年來，我一直在中國各處傳授技術與臨床經驗，其中我更重視臨床中的人文關懷，治病人而不單治病。我這樣的臨床查房方式，同道們給它取了“林氏查房”的一個尊稱。

“林氏查房”的核心理念，是我多年來在臨床中的反思總結，特別是受到威廉·歐斯樂12教授醫學思想的深刻影響。在我看來，我的“林氏查房”其實就是“歐斯樂查房”。

作為現代內科醫學的奠基人之一，歐斯樂表示“醫生”的素質必須具備四個方面：科學知識、臨床經驗、文學修養以及最為重要的愛心與關懷。通過“林氏查房”，我希望能把這些理念在臨床查房中傳遞給年輕醫生，讓他們真正理解醫學不僅是技術的堆砌，更是人文的關懷和生命的延續。

其實并不難，要怎么做？

你要在三分鐘內，讓病人成為你的朋友，和病人主動打招呼，噓寒問暖，閑聊家常，其實是了解可能和病患病情相關的信息，建立交情后，再開始專業談話。

圖12 構成一個完美醫生的四個人 左起：林納克13、哈維14、歐斯樂、席德亨15

其次，我一直強調“治病人，不治病變”。我在查房時，很多醫生離了機器不會看病了，看的都是報告。

“患者，男，73歲，心絞痛5天，心電圖顯示…造影顯示…生化指標顯示…血流動力學顯示…”都是數據指標。

我說如果你在飛機上，叮……廣播響起，“有沒有醫生，飛機上有客人不舒服”，你舉手去看了，問空姐有沒有心電圖機、有沒有肌酐蛋白檢測，如果沒有就不用叫我了，我不會看。

這哪行！過于依賴影像學檢查和實驗室結果而做出診療決策，這樣并不能成為一名“醫生”，只會成為一個“醫匠”。診斷的“三部曲”一定要是留心傾聽患者的病歷病史，仔細地檢查病人相關體部，然后客觀分析所有的檢驗報告。

圖13“林氏查房”現場

再者是醫德，不僅僅是歐斯樂，中國唐代醫學家孫思邈16也在《千金要方》中寫下“大醫精誠序”，指出，醫德高尚是一名“大醫”的首要因素，醫貴有德，往往比醫術精湛來得更重要。在我的查房教學中，我經常告誡年輕醫生，醫學的核心并非單純地解決技術性問題，而是通過關心、理解和尊重每一個患者的個體差異，做出最合適的治療方案。

在“林氏查房”時，我時常會問年輕醫生們：“如果病人是你的母親，你將怎樣診治她？”

這是個不好回答的問題。

圖14 林延齡為心血管醫學博物館題字“醫貴有德”

采訪者：林教授，我知道您出過一本攝影集叫《東西看》，你也一直在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身份去促成中西方文化的融合，這其中的故事可以分享嗎？

林延齡：我是一名心血管醫生，我的一生就像是一根冠狀動脈手術的導管，把兩條血脈連接起來，當然不只是血脈，這個根導管連接的更是東西方文化。我嘗試把自己眼中的東西方文化精華，包括醫學、藝術、文學上的精華，融合起來。

《東西看》這本攝影集是1995年出版的，不過原本我打算叫《眼里的音樂》，在出版前，我悻悻地找到了澳洲現代美術之父艾伯特·塔克17先生，希望他可以為我題序，塔克先生對待藝術的態度嚴肅而執著，雖然我曾為他治過病，并將他從危急中搶救過來，但是當我請他賜序時，他也只是回復我，“請把你準備出版的攝影集讓我看看，我才能決定是不是有值得寫的內容！”

圖15 林延齡攝影集《東西看》封面

我匆匆前往拜訪，他開始緩慢地翻開了我帶去的影集，仔細地一張張看，看時一言不發。看了半本影集時，他忽然把書合上。

我頓時心里一抽，以為沒希望了！

他說“音樂嘛，我懂得不多。但你有一副有趣的眼光，一半是東方的，一半是西方的，每一半恰好是百分之五十，不多也不少！”

一針見血。

說罷，他再度把影集打開，指著一張張的作品，認真地分析起我的攝影風格。

“你瞧，這張你顯然是受了西方印象派的影響。”另一張，他說：“這是禪的構思，是東方文化的熏陶啊！”看了大概十多張作品，每張他都凝視甚久，仔細地分析，最后他說“yes ,there is something to write about.”聽聞此言我如釋重負，能得到塔克先生的認可，是何等榮幸，我窮極一生，就是希望“藝術家”的身份得到認可，在此刻得以實現。

在細讀塔克先生的序言后，我決定把影集題目改為《東西看》Eastern eye Western light。

圖16 請艾伯特·塔克撰寫序言

繼而，我推出了第二部書法攝影集《心窗》。作為一名心臟病醫生，“心”既是我的專業，也是我觀察宇宙的內心；而“窗”則象征著我獨特的視角——透過心靈之窗，捕捉世間萬象。更令我榮幸的是，能夠邀請到二十世紀中西繪畫融合的代表人物吳冠中18先生為此書題名。

圖17 吳冠中為林延齡題寫書名《心窗》

采訪者：林教授您在藝術上的造詣和濃厚興趣，對您作為介入醫生是否有幫助？能否更詳細地闡述藝術與醫學之間的聯系？

林延齡：這是絕對肯定的，一個攝影家的眼睛、領悟力和敏感性必須要快、微，而準，且要當機立斷，間不容發。書法家需要的也是一樣，要有巧妙的技法，靈活的手腕，深邃的思考和構圖。當冠動脈血管影像一拍完之后，我瞬間就能指出其中的不正常之處。

其實，一張醫學圖里面，正常與不正常之處，參照的底線可說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細微得難以識別。要是你有一雙藝術的眼睛，對于分辨體積、形狀、明暗與色彩當然就占了很大的便宜。

除了“眼明”和“手快”之外，“腦筋清醒”也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書圣王羲之19在他的書論中提到：“凡書貴乎沉靜，令意在筆前，字居心后，未作之始，結思成矣！”同樣的，做心臟介入手術，一張清晰的血管造影（眼），加上對病人的認識，改善對付病變的策略（腦），以及應有的手術技巧和功夫（手），才能成功地完成手術。我常常在“如何做個好醫生”的課題里提到，一位好醫生一定要“人文合一”。也就是說，關懷、心思、涵養這些“人情”學問，與純熟技法、靈巧手藝等的“文采”功夫，都要結合得恰到好處。

一年寒冬，我在澳洲塔斯馬尼亞發現了一只名為“柯拉旺”的小鳥，在光禿禿的樹枝間蹦來蹦去，我便用相機拍下這個情景，在沖洗照片后，頗有種八大山人20畫作中的空間與韻味，更令我驚喜的是當把照片倒過來看，樹干上的枝條和我每日看到的冠脈造影圖像異曲同工，甚至每個枝條我都可以對應到正確的血管名稱。這是我攝影與醫學生涯最得意的一張照片，這就是恰到好處，是大自然的美妙與藝術與醫學的“恰到好處”。

圖18《冠動脈圖》枝頭鳥的照片與血管造影圖對比

采訪者：最后一個問題，在人工智能快速發展的今天，您如何看待醫生的角色？

林延齡：AI在醫療領域的進步確實讓人驚嘆，不管是科研、還是診療，都有了很大的突破。現在AI可以幫我們更快地做診斷，更快地完成文書病歷，工作效率提高了很多。

但是我想對年輕醫生們說，千萬不能因為有了AI就變成“機器醫生”。我觀察到一個現象，就是有些醫生現在越來越像機器了，從原來的“臉向病人”變成了“臉背病人”。

其實不管是什么時代，醫生的核心功能和責任從來沒有變過，就是要給患者準確的診斷、最佳的治療和準確的預測。區別在于，以前我們只能靠病史、查體、檢查和個人經驗，現在有了AI和大數據的幫助。

我經常跟學生們說，AI幫你們從文書工作中解脫出來，省下的時間應該用在哪里呢？應該用在AI目前做不到的事情上——去握握家屬顫抖的手，去多問一句病人的感受，去真正關心患者。

你想想，患者對我們醫生的要求是什么？他們希望看到的是一個關心他們的人，而不是一臺機器；希望醫生能觸摸他們的傷痛，而不是把他們當作一張影像或一份報告。

所以我的建議是，年輕醫生要學會平衡患者、醫生和AI之間的關系。要做“用機器的醫生”，而不能讓機器來替代醫生。利用AI的快速、客觀、冷靜優勢來提升醫學的可靠性，同時保持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和關懷。

人工智能加上人文關懷，這就是下一代醫生的責任。

圖19 林延齡在浙大二院對年輕醫生開展講座

結語

跨越，從來不僅僅是物理意義上的翻山越嶺，更是一種精神狀態。

林延齡教授用生命詮釋了跨越的真正內涵：在尊重差異中尋找共識，在彼此理解中創造新的可能。正如林延齡用介入手術開通修復血管，他的一生，何嘗不是在修復東西方文化的矛盾與裂痕呢？

在我家鄉，會把醫生尊稱為“先生”。這個稱謂，承載著我們對知識、醫術、品格的尊崇。在林教授身上，我看到了“先生”應該的樣子：不是高高在上的姿態，而是俯身傾聽的姿態；不是冰冷的專業，而是溫暖的人性關懷。

林先生，您好！

專家簡介

林延齡

林延齡(Lim Yean Leng),1948年生于新加坡，澳大利亞公民，心臟病學專家、醫學教育家暨藝壇人物。他在澳洲、新加坡、美國、歐洲和亞太區擔任醫學、內科與心臟科各學會及學院院士。澳洲莫納什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院臨床教授；墨爾本大學資深研究教授；中國廈門大學醫學院創院院長；并為中國各重點大學客座教授。

林延齡歷任新加坡全國心臟中心主任、新加坡國家醫療研究會主席；澳大利亞博士山醫院心臟科主任、墨爾本大學西區心血管治療中心創所教授暨主任、墨爾本愛普華醫院心血管科副主任。他也曾擔任新加坡南洋藝術學院董事會主席；墨爾本神學院（中文部）董事會主席；墨爾本華人教會聯會圣樂促進會主席暨指揮。

曾獲頒澳大利亞國家勛章（民事組）、莫納什大學第一個杰出校友獎章，在中國與澳亞地區獲教學與終身成就獎。除發表百余篇科學研究論文外，他也曾著作醫學書籍和出版攝影集《東西看》、書法攝影集《心窗》。多次獲得藝術獎項，并主辦過畫展以及攝影個展。

1. 新加坡YMCA 新加坡基督教青年會成立于1902年，是一個以志愿者為基礎的基督教組織。

2. 小兒麻痹癥 由脊髓灰質病毒引起的急性傳染病，通過糞口途徑傳播，主要攻擊人體神經系統，上世紀40-50年代在全球范圍內爆發肆虐。

3. 公教公學 創辦于1935年4月，本名叫“公教華英中學”，主張以中英并重為辦校宗旨，1979年被新加坡教育部選為特選中學。

4. 南洋美術專科學校 現新加坡南洋藝術學院，始建于1938年，創辦人為林學大等一批熱心美術人士及美術教育工作者。

5. 林學大（1893—1963）祖籍福建廈門，南洋美術專科學校創辦人及首任校長，他提出“南洋風”概念，主張融合東南亞地理與文化特色，推動本土藝術與中華文化交融。

6. 中央醫院 全名“新加坡中央醫院”，創建于1821年，是新加坡最大的急癥三級醫院。

7. 葛拉斯戈 Glasgow, Eric Ferguson (1931 - 2001) 解剖學家，是澳大利亞、美國和香港等多家大學的解剖學教授。

8. 麻省總醫院 始建于1811年，是美國歷史悠久的醫院之一，哈佛大學醫學院下屬的教學醫院，常年位于美國研究型醫院榜單第一。

9. 頤和園 始建于1750年乾隆時期，皇家園林，1998年被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10. 中國冠心病介入沙龍（CISC） 2004年由中華醫學會心血管病學分會介入心臟病學組和中華心血管病雜志主辦。

11. 陳傳榮 我國心臟介入治療先驅之一，1985年在國內率先開展經皮球囊二尖瓣成形術，也是新中國成立后首個在NEJM雜志上刊發研究的中國學者。

12. 威廉·歐斯樂（1849-1919） William Osler加拿大臨床醫學家，現代醫學奠基人之一，他開創了病床邊教學的觀念，建立了實習學生制度，并提出了“先有仁愛， 再重技藝才是認識論上的醫學之道”。

13. 林納克（1460-1524） 全名：托馬斯·林納克(ThomasLinacre) 英國文藝復興領軍人物，倫敦皇家內科醫師學院（RCP）首任院長。

14. 哈維（1578-1657） 全名：威廉·哈維（William Harvey）英國生理學家和醫生，他建立了血液循環的理論，奠定了近代生理科學發展的基礎。

15. 席德亨（1624-1689）全名：托馬斯·西登漢姆(Thomas Sydenham）英國內科醫生，醫學家，強調臨床才是醫學的基礎，回歸病床，細心觀察，以豐富的經驗作出診斷，被后人稱為“英國的希波克拉底”。

16. 孫思邈 唐代醫學家、道士，編著成《備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醫醫德規范和大醫精誠的制定人，被后人尊為“藥王”。

17. 艾伯特·塔克（1914-1999）出生于澳大利亞墨爾本，現代主義藝術家，二戰后澳大利亞最重要的藝術家之一，致力于通過不妥協的現代主義方法重振和重新神話澳大利亞景觀。

18. 吳冠中（1919-2010） 中國現代繪畫大師，融匯中西藝術，推動油畫民族化與國畫現代化，被譽為“國畫現代化的拓荒者。

19. 王羲之（303-361）東晉書法家，被尊為“書圣”，其代表作《蘭亭序》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開創行書新境界，對后世影響深遠。

20. 八大山人（1626-1705） 原名朱耷，明末清初杰出畫家，國破后遁入空門，以書畫抒寫家國之痛，開創水墨寫意新境，被尊為“清初四僧”之首，對后世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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