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磊
佳片有約
熱播劇集《長安的荔枝》,將大唐嶺南的風土人情如畫卷般展現在廣大觀眾面前——種荔枝、喝早茶、清遠土雞、胡商洋貨,不一而足。官府運轉,商賈經營,乃至庶民謀生,都離不開錢,而劇情中呈現的實物還是比較準確的,就是一串一串的銅錢,合理推測應該是開元通寶。唯一的槽點,是刺史府趙掌書,劇中他兩次隨身攜帶唐代船形銀鋌,且鋌的形制大小不一,這與目前已有公論的貨幣史實不符。
那么,就讓我們順著《長安的荔枝》劇組道具上的白玉微瑕,去探究一下盛產荔枝的嶺南,在白銀貨幣的歷史進程中扮演了何種角色吧。
鮮~!
掛綠、桂味、糯米糍,嶺南的荔枝又甜又鮮,但是對于唐玄宗時期嶺南的白銀貨幣來說,就不是一聲調的鮮,而是三聲調的鮮,引申之意就是稀少、罕見。
事實上,當時大唐帝國的統治者更加重視銅錢的鑄造,認為一枚枚方孔圓錢關乎國運,畢竟李唐皇族距離那個被后世稱為白銀帝國的時代,有著1000多年的時空間隔呢。當時,白銀的貨幣化進程處于初始階段,具體表現為其僅僅承擔了部分貨幣職能,如作為國家賦稅的變通支付手段,或是作為進貢朝廷和宮廷賞賜的大額財富儲藏。在民間商業交易中,白銀尚未具有作為貨幣最重要、最基本的價值尺度和交換媒介職能。因此,趙掌書隨身攜帶的白花花銀子,在高州城內是無法進行商品交易的。
另外,從目前遺存的唐代白銀實物分析,其普遍存在鑄造不規范的特點,形制上早期以長方形的笏型和圓形的餅型為主,屬于白銀冶煉的坯料形狀,如河南博物院館藏唐代 “專知采市銀使右相兼文部尚書臣楊國忠進”五十兩笏形銀鋌,陜西歷史博物館館藏西安何家村窖藏金銀器中,唐代開元年間懷集縣(今肇慶市懷集縣)、洊安縣(現已不存,位于今肇慶市轄區內)庸調銀十兩銀餅等,前者與劇中人物右相密切相關,后者則是嶺南地區距離長安路途遙遠且開礦產銀,故而將收取的勞役稅、特產稅折變成 “ 輕貨 ” (即白銀貨幣)運往國庫的歷史實證。至于趙掌書懷里的船形銀鋌,應該是唐代后期出現的白銀貨幣形制,并一直使用到北宋初期,逐步轉變為平首束腰形銀鋌。這種銀鋌形制上的改變,其最基本的原因就在于船形銀鋌兩端高高翹起的大翅,不利于日常隨身攜帶——容易扎到自己,由此看來,帶著一堆船形銀鋌逛書局的趙掌書,夠生猛!
先~!
劇中上林苑荔枝宴的次年,安史之亂爆發,大唐帝國自此由盛轉衰。男主角李善德開辟出的荔枝運送商道,成為北方官宦士族的南遷避禍之路,卻也為嶺南地區帶來了更為先進的銀礦開采和冶煉技術。
及至趙宋王朝建立,嶺南的白銀在貨幣化進程中又向前邁出了一步,數量更多,類型也更為豐富。如循州(包括今廣東省惠州市、河源市、汕尾市、梅州市等大部分地區)上供銀二十五兩銀鋌,新州(今廣東省云浮市新興縣)解發淳祐四年(1244)鄂州綱銀二十五兩銀鋌等與地租田賦有關的白銀實物,如霸頭里角廣州經制銀十二兩半銀鋌,霸北西街惠州經制銀一十二兩重銀鋌等與商稅雜稅有關的白銀實物。另外,嶺南地區宋代銀鋌上留有名號的,還包括廣東運司、廣東賣鈔庫、廣東鹽司等機構,為后世的金融史、財稅史和貨幣史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實物遺存。其中,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北宋哲宗時期英州(今廣東省清遠市代管的英德市)軍資庫紹圣二年(1095)十二兩銀鋌,它差一點兒就由蘇老——不是劇中胡商蘇諒,而是大名鼎鼎的蘇軾——負責監督存放保管或解送入京。若不是紹圣元年(1094)蘇軾被貶英州途中接到再次貶謫的圣旨,轉而前往惠州去深(大)刻(吃)反(荔)省(枝),這件本就非常珍罕的北宋銀鋌,便會因蘇大學士的名人光環加持,更加熠熠生輝了。
嶺南采訪使兼南海郡太守臣李忠五十兩銀錠
明清時期,特別是從明代中后期隆慶開關和施行“一條鞭法”開始,既連接古老帝國與外部世界,又出產白銀的嶺南地區,為白銀帝國的形成中助力頗多。對內而言,無論是承襲前朝的明代南雄府椒木銀五十兩官鑄銀錠,還是數量龐大兼具地方特色的砝碼形十兩銀錠,嶺南都是白銀作為稱量貨幣在其發展歷程中重要的環節;對外而言,作為明清海禁時期的唯一外貿港口,大量成色統一、制作規整、便于流通的番洋——包括早期的西班牙本洋、荷蘭馬劍銀元,以及后期的墨西哥鷹洋等,經由嶺南,流向內地。
在這片花常開樹常綠的帝國南疆,古老的稱量貨幣銀錠(鋌)與西方工業革命的產物機制銀幣混雜行用、融合沖突、此消彼長,最終在廣州城內出現了中國第一家采用西方機器設備生產機制銀元的大型工廠——廣東錢局。“廣東省造光緒元寶”系列銀元,為嶺南的白銀寫下了最新的篇章,也在冥冥之中暗合了廣東香山縣(今廣東中山市)人孫文提出的革命口號——“敢為天下先”!
仙~!
廣東錢局造幣廠
作為中國近代機制銀幣的濫觴之地,嶺南地區從晚清到民國,社會上商貿交易使用的流通貨幣單位,居然不是“元(Dollar)”而是“分(Cent)”,也就是廣府話里的“仙”。這個有些無厘頭(粵語方言,含難以理解之意)的金融現象,延續了半個世紀之久,波及到南方數個省份,成為嶺南地區白銀貨幣發展歷程的最終章。
追本溯源,嶺南地區銀幣單位與“仙”結緣這件事,還得從侵占中國香港的英國殖民當局說起。1863年,港英當局從倫敦皇家造幣廠定制了一批專供香港殖民地使用的流通貨幣,其中就包括機制方孔圓錢“香港一文”。不久,“香港一文”銅錢被形制相同的“香港一千”銅錢替代,而最終演變成圓形無孔的銅元樣式——正面為英國維多利亞女王頭像,背面珠圈內為漢字“香港一仙”。所謂“一文”、“一千(系指其價值為壹圓銀幣的千分之一)”和“一仙”,均相當于英文的“one cent”。別看它的面額不大,在當時經濟相對落后的南粵地區,是可以買到如白粥+油條這樣的簡單早點的。因此,以“仙”論價的貨幣使用習慣,迅速被底層民眾接受,加之當時粵港兩地人員往來頻繁,其影響自然而然地波及到嶺南地區。
1866年香港造幣廠落成開工之后,其生產的五仙、壹毫、貳毫銀幣,均以“cent毫”為單位。這些港產銀憑借著精美的制作工藝、直觀的紀值方式、便捷的交易計算,特別是其背面標有漢字等優勢,迅速被受到需要稱重量、驗成色的銀兩和都是外國字、洋字碼的番洋困擾的嶺南民眾所接受。1889年“廣東省造光緒元寶”系列銀幣誕生后,廣東當局既要考慮廣東錢局的盈利情況,也需照顧嶺南民眾的用錢習慣,最終“Twenty Cents(即紀值二十仙的貳毫)”銀幣脫穎而出,成為嶺南地區白銀貨幣的主流幣種。
廣東錢局開辦十年后,貳毫銀元的產量竟然占到當年總產量的九成。與此同時,貳毫銀元的影響也迅速擴大,波及毗鄰廣東的福建、廣西等省。及至民國建立,廣東當局更是將清代龍洋銀元回收熔化,全部用于生產“中華民國廣東貳毫”銀元,并逐漸成為長江以南各省商賈貿易的重要輔幣。然而,由于廣東省內軍閥勢力呈現“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局面,各路人馬都將制作發行“廣東貳毫”銀元作為生財之道,造成其成色一減再減,貨幣信譽也最終破產,如上海江海關和商會曾發布公告,停止民國十一年(含十一年)后鑄造的廣東貳毫銀元在滬流通。
自此,廣東“中華民國貳毫銀元”再無受人歡迎的“仙氣兒”,在動蕩的歲月中染上了無底線逐利的銅臭味,隨著1935年法幣政策的實施,與嶺南白銀的歷史一起遁入煙塵。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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