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業中心的形成需要溫度適宜的生產環境、高效的勞動力供給、完善的制度支撐等多重條件。從溫度與國家性格兩個維度分析，印度在成為世界制造業中心的道路上，面臨著難以逾越的結構性障礙。

在溫度對制造業的影響上，印度的氣候條件存在顯著劣勢。印度大部分地區屬于熱帶季風氣候，全年高溫天數遠超制造業所需的適宜區間。以印度主要工業城市孟買為例，每年 4-6 月的平均氣溫達 35-38℃，極端高溫時甚至突破 45℃；德里的夏季高溫天數年均超過 90 天，氣溫常維持在 40℃以上。

世界銀行 2023 年報告顯示，印度每年因極端高溫造成的 GDP 損失達 3%，其中制造業占比超 40%。高溫環境下，工人的勞動效率會下降 30% 以上，印度勞工部數據顯示，每年夏季制造業企業因工人中暑導致的停工時長平均達 15 天，而中國長三角地區的上海，夏季平均氣溫為 28-32℃，極端高溫天數年均僅 12 天，珠三角的廣州年高溫天數不足 20 天，完善的工廠降溫系統可將車間溫度穩定在 25℃左右，工人全年有效工作時長比印度同類工廠多 200 小時以上。

溫度還直接推高制造業成本。印度工廠為維持生產需投入大量資金用于降溫設備，孟買一家汽車零部件廠的測算顯示，夏季空調系統的能耗占總生產成本的 18%，而中國蘇州同類工廠僅為 7%。高溫還加速設備老化，印度電子制造業的設備故障率比中國東莞工廠高 2.3 倍，維修成本增加 15%。世界氣象組織數據顯示，印度極端高溫天氣頻率自 2000 年以來上升了 67%，而中國通過氣候適應性建設，制造業集聚區的高溫應對成本十年間下降了 11%。

從國家性格來看，印度的社會文化特征與制造業發展需求存在深層矛盾。印度社會長期受種姓制度殘余影響，2023 年調研顯示，占人口 15% 的低種姓群體僅占據制造業技術崗位的 3%，勞動力市場呈現階層固化特征。而中國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指數是印度的 4.7 倍，長三角地區農民工跨行業流動率達 38%，形成了靈活的人力資源配置體系。

印度的官僚體系效率制約制造業擴張。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顯示，印度企業開辦流程平均需 21 天，中國僅為 8 天；印度工業用地審批耗時是中國的 3 倍。這種低效源于其 “多元妥協” 的治理文化，2022 年古吉拉特邦一個工業園區因 17 個部門的審批分歧，建設周期延長至原定計劃的 2.5 倍，而中國深圳同類園區從審批到投產僅用 14 個月。

在集體協作層面，印度社會的個體主義傾向明顯。某跨國企業的對比數據顯示，印度工廠的生產團隊協作效率比中國工廠低 40%，返工率高出 27%。中國制造業強調的 “產業鏈協同” 文化，使長三角地區實現了 90% 的零部件本地配套，而印度同類產業集群的本地配套率僅為 53%，物流成本占比達 14%，遠高于中國的 8%。

基礎設施與供應鏈韌性也凸顯差距。印度的公路密度僅為中國的 1/3，港口集裝箱吞吐量不足中國的 1/8。2023 年印度制造業 PMI 年均值為 51.2，中國為 52.8；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達 30%，印度僅為 3.5%。這些數據背后，是溫度條件與國家性格共同作用的結果 —— 高溫削弱生產基礎，社會文化特征制約發展動能。

綜合來看，印度在溫度適應性改造、社會協作效率提升等方面面臨長期挑戰，而中國已構建起適配制造業發展的環境與文化基礎，這使得印度在可預見的時期內，難以超越中國成為世界制造業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