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太石

把平臺當作數字田野

作者 |劉太石

作者單位 |布里斯托大學社會數字未來研究中心

華中科技大學數字社會研究中心

原文 |

拙作《數字時代的中國青年文化變遷：趣味模式、社會區隔與平臺化》有幸發表于《社會學研究》2025年第3期?；仡櫛疚膹某醢娴蕉ǜ逵馊甑臍v程，我要衷心感謝匿名評審專家和《社會學研究》編輯部老師對本文提供的所有幫助。作為青年作者，我在本文的往復修改中，獲益良多。特別感謝在本科和碩士求學期間，鄭丹丹與劉河慶兩位導師對我的悉心指導。在華科的七年時光里，兩位老師引領著我的學術與生活。其中深情，難于言表。

一、問題緣起：平臺為什么變了？

本研究源起于一個樸素的提問：平臺為什么變了？作為B平臺的老用戶，我從2013年就加入了社群。在2016年左右，我逐漸感受到B平臺社群氛圍發生了很大變化。起初，我認為身邊都是“網絡同好”，大家有著類似的青年文化趣味與生活境況。但隨著時間推移，我發現自己的文化體驗在社群中開始缺乏共鳴，曾經喜愛的內容在不斷減少，很大程度上，我覺得自己成了社區的“邊緣人”。我起初懷疑是自己跟不上潮流，直到我斷斷續續看到一批老用戶的評論，他們發出類似的感慨：“XX已經不是原來的XX了”。所以到底發生了什么？平臺變了這一感受，不僅體現在個人的文化實踐中，也應放回到結構構性的背景與動態中。為此，我試圖將“B平臺”所發生的“變遷”故事作為我的研究母題。

那么如何研究平臺變遷呢？當時，我閱讀了大量青年文化與網絡社區的訪談與民族志研究，但總覺得“不解渴”。后來，給我很大啟發的是黃榮貴老師在2017年發表于《社會》的文章《網絡場域、文化認同與勞工關注社群：基于話題模型與社群偵測的大數據分析》。這篇文章在國內學界較早引入了主題模型方法，并基于社交媒體數據進行了比較扎實的話語與社群分析。我由是想把這篇文章的思路進一步拓展到對“B平臺”上社群變遷的研究。在研究策略的啟示外，黃榮貴老師對模型解釋性的關注也給了我很深的印象。事實上，方法上的計算驅動不代表理論與解釋上的懶惰，相反，算法異質性與底層事實（Ground Truth）間的張力，恰恰要求社會學想象力的高度介入。

基于上述思考，我最終將澄清“B平臺”中發生的青年文化社群變遷作為自己的學術論文主題。當時，計算方法在國內方興未艾，尚無特別系統的網上教程或線下課程。我一方面自學了兩個月機器學習課程，一方面著手復現已有研究，結合零零碎碎的網絡博客以及軟件文檔自己學習（一位計算機專業的好友幫了不少忙）。最為艱難的還是數據獲取，以一己之力獲取足夠進行社群層面推斷的數據并非易事。從抽樣設計、代碼編寫、程序Debug再到數據清洗，生成變量以及可視化，在邊學邊做幾乎燃竭的半年里，我真是體會什么叫做“關關難過，關關過”。所幸，這項研究的最初稿在2020年順利完成，雖然在當時，這僅是個非常粗糙的對平臺中社群擴張進行案例研究的學士論文。在那篇論文中，我尚無平臺研究的意識，也無方法運用的嫻熟，在理論閱讀上也并不完整。后來伴隨著碩士升學，鄭丹丹教授作為我的導師繼續引導了本文的修改，我也作為劉河慶老師的研究助理，在計算方法上鉆研逾深。在近半年的進一步強化與調整后，2021年3月，本文的初稿完成，并在導師建議下投遞到《社會學研究》。文章非常幸運地進入了外審環節，兩位外審專家以極大的包容與耐心對本文的問題意識、研究方向及量化細節給出了深刻而富有建設性的意見，本文也至此開始了漫長的修改歷程。

二、計算扎根：把平臺作為數字時代的田野

我花了不少的時間來消化外審意見，并和我的兩位導師就進一步修改的癥結之處“碰”了很多次。在近一兩個月的思考后，我最終將初稿中的深層問題確定為了以下幾個。

一、雖然始終提醒自己關注計算研究的解釋取向，但我仍陷入了“方法陷阱”。一部分源于方法掌握的稚嫩，一部分源于對模型的過度信賴，在數據分析中，我僅是把方法應用到了材料，任由模型“自由發揮”，沒什么“問題意識”，也缺乏對數據背后“真實”情況探索的方法論自覺。對此，當時審稿人批評我在文章結尾“陷入無話可說的境地”，我思忖良久。二、是樣本的選擇問題，另一位審稿人指出原始的案例數據在推斷平臺整體狀況上的不可靠。我考慮再三，最終還是決定重新搜集數據。為此，我重新制定了抽樣策略，并花費了近兩個月重新搜集數據。由此，本文的實證相當于完全重新開始。三、另一個振聾發聵的意見來自于審稿人對平臺數據之來源的關鍵提醒。在本研究的早期階段，我天真地將平臺中的數字青年文化實踐，視為“給定之物”，進而是“自然”演化的結果。然而，審稿人對平臺背后復雜發展邏輯及動力的提醒，讓我對數字痕跡與數字平臺的本質產生了更深層的思考，進而將其視作復雜社會-技術過程的產物。

在真正消化了上述觀點后，2022-2023年間陳云松、羅家德、陳茁等學者對“計算扎根”策略的倡導也給了我很大的啟發與影響。我模糊中有一種新的方法論意識：“把平臺作為田野”。

這一立場與我后來接觸的批判性數據研究具有精神上的共鳴，即，研究者總應對平臺、算法與數據背后的本體論狀況保持反思性：后者是高度動態復雜的社會、技術以及政治經濟過程的產物。面對這一復雜性，計算社會學家的目標是創造性地使用他的方法工具箱（質性、量化或計算的），以觸及表象背后的深層“真實”。

由此，對作為復雜社會過程之側顯的數據，適用針對性的方法組合，以追溯到數據背后的真實發生的結構、事件與過程，就是我理解中的“計算扎根”。在我的個人體驗中，“計算扎根”所面對的困難，并不比現實田野中的停頓、困境與張力要少。尤其考慮到“計算扎根”的“重理論”策略，我逐漸把平臺看作數字時代的田野，唯一的差異是，研究者所面對的現象特性與問題領域，所需要的理論自覺及方法儲備有所不同。

循著上述思考，我至少三次對重新搜集的數據進行建模嘗試。在大量“作廢”的計算實驗中，模型呈現的結果距離讓數據“說出自己的故事”仍有很大距離。斷斷續續的嘗試直到我應用了HDP模型后才收尾。在該模型的幫助下，我第一次真正對“B平臺”中文化實踐的異質性進行了分析。在查閱主題建模結果時，我看到青年文化空間被分解為了超過200個高度可解釋化的趣味（taste）維度。我知道，我終于接近了數據背后的“真實”。

不過，對非結構數據進行相對漂亮的“向量化”并非研究的終結，而是開始。如要呈現B平臺的完整變遷，其核心在于揭示在平臺化進程中青年文化的結構變遷，這依賴于對各類概覽或可視化技術的使用。就這一階段的研究，2018年的《網絡左翼的三重面相：基于個案觀察和大數據的探索性研究》與2023年的《計算扎根：定量研究的理論生產方法》這兩篇文章為我提供了不少方法論參照，前者在計算與理論的雙重支持下進行了扎實而系統的類型學研究；后者則展示了預測模型的社會解釋性應用。最后，與另一位國內量化研究前輩的溝通中，我進一步意識到了“過程-事件”思維在分析平臺變遷中的潛力。這種思考引導我將“平臺動力學”作為重要的考察維度，并必須結合平臺歷史中的重要事件進行解釋。上述考慮，最終匯聚為了本文實證部分的具體安排。

總體而言，比起最初對青年文化社群的興趣，在文章修改的后期，我認為呈現“平臺化”進程中的結構與動態成了更為重要的研究目標，希望我初步做到了。

最終，在又一次“關關難過，關關過”的歷程后，本文在去年10月接近了目前版本的內容呈現，至此，我可以大致松口氣，算是給手中的材料有了個交代。在最后的修改階段，本文在編輯部幾位老師的建議下，對實證材料進一步凝練，并在對材料的理論化上進行了幾輪迭代。從最初以“青年文化研究”為線索，到目前以Savage及其團隊的“新興文化資本”理論為中心，最終版本或更為清晰可讀。

此時，回看整個修改過程，竟已逾三年，考慮到這個曲折過程中的學習、思考與交流，我感慨，終于給這個2019年的問題以一個2025年的交代。

三、余論：數字何為？

最后，我還想簡要談談對平臺化的一些思考，作為余論。這是個流變的數字時代。從上世紀90年代，克林頓政府塑造了數字技術的基礎設施與國際事務框架后（例如，信息高速公路計劃、數字千年版權法案等），數字化進程席卷世界，重塑了這個行星上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毫無疑問，數字化是一個全球性的政治經濟議程。

放眼世界，在數字技術的萌芽年代，人們期盼千禧年的去中心世界，互聯網初創企業高呼用技術改變世界；但短短20年時間，以谷歌模式的誕生與增殖為標志，數字技術與資本主義機器的嚙合形成了新的社會裝置，我們稱之為算法，稱之為平臺。與早期數字化的解域夢想相比，深度數字化指向全球化及后金融危機時代，新資本主義（或后資本主義）模態的成形：一個全球數字平面被政治經濟因素創造、重塑并調動，形成了歐陸理論家如今憂心忡忡的“數字封建主義”。大型技術公司日益成為國家之外的超地緣力量。

在我的研究樣例中，平臺化同樣折射著深度數字化的進程，但幸運的是，數字中國正尋找其自身的全新路徑，并試圖為平臺社會尋求一種新的棲居方式。如果技術能為社會生活的福祉賦能，而不是成為控制、再現或透明化不平等的幕布，那么我們將創造歷史，并邁向中國的“技術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