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十年代的“交情”，在如今的年輕人眼中，或許已成為一段難以理解的歷史。

每個時代都有其獨特的標記，這些印記是那一代人的專屬記憶，是公開卻又隱晦的秘密。它們看似觸手可及，卻常常遙不可及。

我們生活在同一個世界，但因視角不同而有著截然不同的體驗。同樣的一輪明月，在我們眼前經歷陰晴圓缺，而我們的感受和思索卻大相徑庭。

不同年代的人，注定難以彼此理解。我兒子因為打游戲和他的朋友小盧鬧翻了，兩人在房間里戴著耳機爭吵不休，說的話極其刺耳。

這種年輕人的事，我看得見、聽得到，卻始終無法真正理解。小盧和我兒子從小學起就是好友，算下來也有多年的交情了。我無法明白，為何如此親密的朋友，會在某些情況下說出那么傷人的話？

兒子與小盧結識，是因為我與小盧的父親老盧是生死之交。在我和老盧像他們這么大的時候，我們早已成家立業，肩負起養家糊口的責任。而我們的兒子們，要么無所事事，要么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地混日子。

他們明明都快三十歲了，卻依舊像孩子般懶散任性，每晚沉迷于游戲至深夜，然后理直氣壯地睡到中午。我倒還好，有嚴妻坐鎮，兒子至少表面上不敢忤逆，而老盧就沒那么幸運了。

他每次聽到小盧叫他“打野爸爸”或“我的野爹”時，總會抄起拖鞋罵罵咧咧地讓小盧認清誰是他親爹。盡管我們自覺尚未老去，但年輕人的世界，我們真的已無法參透。

若是在我們那個年代，我兒子和小盧恐怕早就被冠上“懶漢”的名號，讓我們這兩個做父母的也跟著丟臉。我和老盧在他們這個年紀時，都已經拉起板車，徒步往返于山西與河南之間，用體力拉煤掙錢養家了。

當時一次來回耗費半個月時間，經受風霜苦難，但掙到的錢寥寥無幾，甚至不夠現在孩子們點一次外賣。在那個充滿希望與挑戰的80年代，用一句時下流行的話來說：錢不是問題，問題是沒錢！

在我的記憶中，那是一個空前繁榮、令人激動的時代。許多以前僅聞其名的東西忽然出現在你面前，全世界美好的事物仿佛變得觸手可及。

然而前提是你得有錢，把那些東西收入囊中。盡管現代人喜歡批判金錢，但對那時的我們而言，金錢最大的優點就是它簡單透明，可以公開獲得；而之前很多東西連想都不敢想，更別說擁有。

我們那代人大多兄弟姐妹眾多，所以父母能給予幫助有限，大多數人都沒有多少積蓄。當時父母會在十八九歲為你訂下一門親事，二十出頭安排婚禮，然后你就得靠自己過日子了。

那個年代，如果父母能做到這些已經很不錯了，其余日子只能靠自己琢磨。我和老盧都是結婚后生活拮據，無奈之下才去拉煤討生活。

80年代天然氣尚未普及，人們普遍使用煤火爐取暖做飯，那種圓形帶孔的煤球需求量很大，以至于經常買不到煤，因此拉煤的人很多。我開始拉煤的時候，其實已經有些晚，因為當時許多人開始用柴油三輪車運輸，而我因為資金不足，只能用人力架子車。

科技確實是第一生產力！別人踩油門，我踩地，不僅貨運量比不過，還跑得慢。而老盧當時情況類似，也用的是架子車。

由于住得近，又都是掏苦力活，一來二去便認識了老盧。其實，他脾氣與我大相徑庭，我們能成為生死之交，只能說緣分使然。我性格沉悶，不善言辭，更不懂如何討好陌生人。

正是在這條艱辛路上，我們逐漸建立起深厚友誼，共同面對風雨，共擔艱辛。這份友情，是現代年輕人難以體會的一種珍貴存在。老盧與眾不同，他性格開朗，見人三分熟。每次我們一起拉煤，沿途的干店都是他打點安排的。

提到“干店”，年輕一代可能不太了解。這種旅店，我也有二三十年沒見過了。所謂“干店”，就是只提供房間和床鋪的簡陋旅館，有的床上甚至連麥秸都沒有。

大多數“干店”是路邊村民或鎮民利用自家空置房屋經營的，雖然條件簡陋，但價格便宜，一晚通常只需幾毛錢。老盧嘴巴利索，與許多老板混得很熟，不僅能在這幾毛錢里砍下幾分錢，還常能討些被褥和熱水等小便利。

1989年春節前夕，我和老盧各自拉著五六百斤煤從山西返鄉，為了賣些錢過年。這條路我們走過很多次，本以為不會有什么問題。

然而，那天下午忽然刮起了大風，傍晚時分又下起鵝毛大雪。那場雪真是罕見，大風夾雜著像小孩手掌般大的雪花，不到兩個小時地面就白茫茫一片。本計劃在一個鎮子歇腳，卻被突如其來的風雪打亂了。

當時柏油路尚少，我們頂著狂風暴雪，在黃泥路上拖著沉重的煤車步履維艱。老盧心急快步，在一個土坡轉彎處失足，連人帶車滾下十米高的土坡。我聽到他的喊聲，趕緊用磚頭塞住車輪跑過去查看情況。

土坡下是一條小河，老盧的一車煤撒得到處都是，最后連同煤車翻進河中。雖然天氣寒冷，但河水湍急，并未完全結冰。幸運的是，老盧在板車失控瞬間跳到一旁，沒有被碾壓。但由于肩膀上的助力繩未及時解開，他還是被拖拽到了河里拼命掙扎。

看到這種情景我心急如焚，但自己不會游泳，只好脫下軍大衣當作繩子拋向老盧，我們各抓一端才把他拉出水來。所幸天冷，他穿得厚實，從土坡滾下來頭臉受了些擦傷，肋骨似乎撞到了樹樁疼痛難忍。

天寒地凍，道路上無人。我只好先用自己架子車上的被子裹住老盧，然后徒步跑到附近村子求助，把他的煤車撈上岸。當時剛買完煤，我們身無分文，我只能將自己的煤賤賣湊錢，請人幫忙把老盧送往鎮上的衛生院。

醫生初步檢查后認為他可能肋骨骨折，需要送至設備齊全的大醫院進一步診治。但我們的積蓄不足以支付異地治療費用。而且醫生警告，無論是否骨折，都不能讓他再運動，否則可能危及生命。身在異鄉無親無友，又無法聯系家人的情況下，我們決定由我拉著他回家再說。

于是我將他的架子車倒扣在我的板車上，用繩牢牢捆綁，再扶他躺在空隙中，用被子裹緊。從山西到家的幾百里路程，我一路走走停停，將他安全帶回家。當我們終于抵達時已是臘月二十八，再晚兩天就要在路上過年了！

看到丈夫躺在兩輛架子車之間，盧嫂哇哇大哭，她緊握我的手，說他們家欠我一條命，這份恩情永遠銘記于心。當時，我心里其實想的是，所謂的“大恩”記不記得并不重要，關鍵是能把煤錢還我，讓我好好過個年。然而，這種想法只能在心里打轉，絕對不能說出口。

安頓好老盧后，我就拉著空架子車回家了。

到家門口時，卻猶豫著，不敢進門。我妻子是那個時代少有的高中畢業生，模樣也算清秀。我們結婚后日子一直緊巴巴的，這是我們婚后的第一個新年，而我卻兩手空空，什么都給不了她。

深感羞愧的我，只能坐在架子車上發呆，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待了多久。

直到妻子從娘家回來，看見了我，她站在我的面前，問道：“怎么到了家門口不進去，是不是又丟鑰匙了？”她努力裝作若無其事，但我還是看見她眼框微紅、淚光閃爍。

那一刻，我既心疼又慚愧。我低下頭，小聲告訴她路上出了事兒，煤沒了，錢也沒了……但妻子沒有等我說完，只是抽了一下鼻子，然后拉著我的手往家走，一邊走一邊說：“人回來就好，我們快回家吧，外面很冷。”

春節前的那兩天，對我們來說格外艱難。剛結婚，本來就沒有多少積蓄，現在賠了一車煤的錢，更是雪上加霜。但賢惠的妻子不僅沒有責怪我，還四處借錢張羅過年。然而即使如此，也依然捉襟見肘。

雖然妻子借來了些錢買了一點豬肉做餃子餡，但因為經濟拮據，她第一次回娘家過年卻無法帶上像樣的禮物。這讓我這個大男人感到無比羞愧和失落。

在今天看來，我們那個年代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些“大男子主義”，但這種責任感與“大男子主義”是并存的。

除夕夜，我仍舊悶悶不樂，即便妻子不斷哄勸，這時，盧嫂帶著一個大籃子來了。她性格爽朗，沒有廢話，把籃子的東西倒在桌上：幾個包子，兩封紅糖，還有四個馬口鐵肉罐頭和兩個水果罐頭。在那個年代，這些都是稀有珍品。

盧嫂笑著解釋道，由于老盧肋骨骨折住院，今年他們要在醫院過年。這些原本準備送娘家的東西，現在用不上，所以拿來表示心意，希望我們不要拒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