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2日，山西太原的刑場上，晉綏軍第61軍軍長李服膺被閻錫山下令槍決。這位曾參與長城抗戰的將領，因在南口戰役中失守天鎮，成為全面抗戰爆發后首個被處決的國民黨高級將領。閻錫山此舉震動全國，表面看是“整肅軍紀”，實則背后交織著抗日戰局的壓力、地方軍閥的生存邏輯與復雜的派系博弈，成為抗戰初期一段耐人尋味的歷史注腳。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后，日軍迅速沿平綏線西進，目標直指山西。閻錫山的晉綏軍負責防守晉北門戶——天鎮、陽高一線，而61軍軍長李服膺被推到最前線，承擔天鎮主防任務。這是一場從一開始就注定艱難的戰役：李服膺的61軍雖名義上有4個旅，實則兵力不足2萬，裝備多為晉造老舊步槍，重武器僅有十余門迫擊炮，而進攻的日軍第5師團（坂垣師團）配備坦克、重炮和空中支援，兵力是守軍的3倍以上。

更關鍵的是，閻錫山的防御部署充滿矛盾。他既想利用天鎮的山地地形阻滯日軍，為山西腹地布防爭取時間，又不愿將晉綏軍的核心主力投入硬拼——這支部隊是他維持山西割據的根本。因此，李服膺接到的命令含糊不清：“堅守三天，掩護主力集結”，隨后又被改為“再守三天”，卻始終未得到實質性增援。日軍以重炮轟擊天鎮城墻，飛機輪番轟炸，61軍將士雖浴血抵抗，傷亡過半，但防線仍在9月11日被突破，天鎮、陽高相繼陷落。

從軍事角度看，天鎮失守是實力懸殊下的必然結果。李服膺在戰前曾多次電請閻錫山增兵，甚至直言“兵疲力竭，再不增援，恐難支撐”，但均未獲回應。然而，戰敗的責任卻必須有人承擔，李服膺成了最合適的人選。

閻錫山下令槍斃李服膺，絕非單純的“軍法從事”，而是多重現實壓力下的政治抉擇。

其一，推卸責任，平息輿論。天鎮失守后，山西輿論嘩然，民眾指責晉綏軍“抗戰不力”，蔣介石的中央軍也借機施壓，暗示閻錫山“保存實力”。作為山西的“土皇帝”，閻錫山必須迅速平息風波。將李服膺定為“臨陣脫逃”，既能向國人展示“抗日決心”，又能將戰敗責任歸咎于“將領失職”，掩蓋自身部署失誤與兵力吝嗇的問題。他在公開場合宣稱：“李服膺失守天鎮，動搖軍心，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實則是轉移矛盾的政治表演。

其二，整頓軍紀，震懾軍心。晉綏軍是閻錫山靠鄉土紐帶、家族關系維系的軍閥部隊，內部派系林立，將領多有“保存實力、避戰自保”的心態。全面抗戰爆發后，日軍攻勢猛烈，部分將領開始動搖。槍斃李服膺，可殺雞儆猴，強化“抗命即死”的鐵律。事實上，李服膺并非晉綏軍核心派系——他雖屬“晉軍老人”，但與閻錫山的五臺同鄉集團（如楊愛源、趙承綬）關系疏遠，用他的人頭立威，既能震懾其他將領，又不會觸動核心利益集團。

其三，平衡各方，穩固權力。當時的山西戰場，除晉綏軍外，還有八路軍、中央軍等多股力量。閻錫山既要借助八路軍的游擊戰牽制日軍，又要防備中央軍借機滲透山西。槍斃李服膺，既能向蔣介石表“服從中央軍令”的姿態（軍法處決需報備中央），又能向八路軍展示“治軍嚴厲”的形象，避免被指責“消極抗日”。這種左右逢源的算計，正是閻錫山多年軍閥生涯的生存智慧。

李服膺之死，從一開始就充滿爭議。臨刑前，他曾悲憤高呼：“我李服膺抗日有罪，守土無責！”這句話道破了冤案的本質——他確實“守土”，卻因實力不足而失敗；所謂“罪”，不過是替閻錫山背負了戰敗的黑鍋。

事實上，天鎮戰役中，61軍傷亡達4000余人，團級以下軍官犧牲過半，絕非“臨陣脫逃”。李服膺的部下曾回憶：“軍長在陣地上親自督戰，士兵們餓著肚子拼刺刀，直到接到撤退命令才撤離。”甚至日軍也在戰報中承認“天鎮守軍抵抗頑強，我軍進展遲緩”。而閻錫山給李服膺定的“罪名”——“擅離職守、放棄陣地”，更與事實矛盾：撤退命令正是閻錫山通過電報下達的。

李服膺死后，晉綏軍內部暗流涌動。不少將領私下抱怨“閻司令長官卸磨殺驢”，更有人開始對閻錫山產生離心。這種猜忌與隔閡，為后來晉綏軍在抗戰中的消極表現埋下伏筆。而閻錫山雖暫時穩住了局面，卻也留下了“冤殺忠良”的歷史污點。

李服膺之死，是抗日戰爭初期中國地方軍閥與中央、民族大義與派系私利矛盾的縮影。閻錫山作為割據一方的軍閥，其決策的核心始終是“保山西、保實力”，抗日只是其維系統治的手段而非終極目的。在這種邏輯下，李服膺的犧牲成了必然——他不是敗給了日軍，而是敗給了軍閥政治的冷酷算計。

歷史終將還原真相。1946年，國民政府為李服膺平反，追認為抗日烈士。但這段往事仍在警示后人：當個人命運與派系利益、民族大義與軍閥權術交織時，即便是浴血奮戰的英雄，也可能成為權力博弈的犧牲品。而閻錫山槍斃李服膺的槍聲，不僅回蕩在太原的刑場，更成為那個時代中國抗戰艱難處境的一聲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