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裕舜（Brian Wong）

香港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

羅德學者

全球貿易正經歷演變，但并非走向終結，因為美國保護主義的結構性限制和不受美國影響的區域協議興起，正支撐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美國仍然是全球貿易的重要力量，但以其為中心的貿易體系正在逐漸衰落。

有不少公共知識分子告訴我們，美國總統特朗普重返白宮，敲響了全球化的“喪鐘”。換句話說，1991年冷戰結束后自由貿易肆無忌憚發展的好日子不僅已經見頂，而且基本上已經終結。在這樣的時代，將自由貿易說成是好事不僅聽起來有些過時，或許從某些西方國家輿情看來，乃政治自殺。

這氛圍固然要歸功于近十年冒起的民粹主義浪潮。它不僅將特朗普、歐爾班、約翰遜和米萊推上臺，也助長了諸如德國選擇黨和法國國民聯盟等的排外運動。新冠疫情和烏克蘭戰爭導致供應鏈斷裂和重組，再加上美國、歐洲和中國等主要經濟體之間的貿易壁壘不斷加高，更加劇了這種轉變。

由此可見，“喪鐘”論并非完全錯誤，盡管頻繁重復這種論調往往導致與現實不符的宿命式論斷。4月2日，特朗普這位聲稱“關稅”是他字典中最喜愛詞匯的民粹主義者宣布臨時實施“對等關稅”。但七天后，他又同意暫停實施這些關稅90天。

▲在宣布將“對等關稅”暫緩期延長至8月1日后，特朗普于8日表示，這一日期“不會再改”，并宣布將對所有進口銅加征50%關稅。

接下來兩個月的局勢發展都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套路：特朗普先是威脅大幅提高針對關鍵貿易伙伴的關稅，讓債券市場和股市出現災難性恐慌，試圖迫使焦躁不安的美國的盟友尋求妥協。幾周后，特朗普卻又會退讓，宣布已經達成協議。為此出現了一個術語——TACO（特朗普總是臨陣退縮）。

特朗普保護主義為何不會從根本上摧毀全球貿易

特朗普保護主義給全球貿易造成致命打擊的說法，忽略了三個重要事實。

首先，盡管特朗普可能傾向于實施更多貿易限制，但其也受國內政治因素的制約。初步證據似乎表明，在特朗普反復無常的執政前100天里，通脹低于預期。但是，真正對美國金融體制所出現的威脅在于“對等關稅”宣布后，股市與債券價格“雙殺”的狀況，因為這正意味著，“在宏觀經濟動蕩時美國國債是安全資產”這一長期市場認知，再也不是鐵板定律。再加上中國策略性地將稀土武器化，阻礙了美國國內汽車制造商的生產，這給特朗普施加了龐大壓力，也導致他最近幾周的政策急劇轉變。中美代表團在日內瓦和倫敦的會談，就是明證。

▲6月24日至25日，特朗普出席在荷蘭海牙召開的北約峰會。

其次，特朗普重返白宮，只是后工業化時代失望的西方民眾對自由貿易產生更深層次反感的癥狀，而非所謂的“病因”。與國家間不平等相比，國家內部的不平等日益突出，即使在最貧窮的國家，全球化也讓一小部分特權精英致富，而他們的成功被普遍認為是以犧牲弱勢群體為代價的。特朗普主義根植于這種看似擁有道德意味的不滿，并受虛無主義的憤怒所驅動，它是這一潛在力量的表現形式和受益方，但非主要傳播者。

第三，在美國缺席的情況下，世界其他國家陸續達成新的貿易協定，繼續保持全球貿易運轉。以東南亞和阿拉伯灣這兩個自然資源豐富的地區為例，海灣合作委員會和東南亞國家聯盟不僅大力宣揚地區貿易，還分別承諾增加區域間貿易。預測顯示，海合會與東盟的貿易額將從2020年的130億美元飆升至2030年的6820億美元，十年內年增長率達到7.1%。

然而，或許早已不復存在的，是長期以來美國文化中與全球各國所達成的不明文“契約”（不是和平協議，因為它不完全是和平的），也就是：美國將引領世界走向自由貿易和經濟開放，為結盟各方提供貿易收入這一公共品，以換取其他國家在地緣政治與戰略國防等問題上的忠誠。這一“契約”正面臨翻天覆地的變更。

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貿易體制的終結？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隱性契約出現不穩定性并不意味著美國主導的經濟秩序的“終結”。即使真出現這種結果，美國全球主導地位的終結也將是一個非線性、不均衡且極其漫長的過程。最后一位羅馬皇帝羅穆斯·奧古斯都倒臺后，西羅馬帝國真正走向“衰落”需時200多年。目前，美國仍然是世界上占主導地位的金融、軍事和經濟強國。那些聲稱美國整體實力已不復存在的人，應該三思自己的說法，不能過度魯莽地蓋棺定論。

然而，我們確實看到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貿易體系正走向終結，在這個體系里，美國是所有經濟和商業規則的主要制定者和仲裁者。以下三個預測與美國暫且保存相當影響力這一點，并無矛盾：

首先，沒有美國參與的自貿協定將不斷興起和發展。上任伊始，特朗普就宣布美國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因為他料想各成員國最終會對美國的要求讓步（后來證明這是妄想）。最新的結果是出現了“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而美國沒有加入。如今，就經濟總量和人口而言的史上最大貿易協定“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同樣不包括美國，該協定極大地受益于中國、日本和韓國的技術進步，以及印尼、越南等東南亞新興經濟體的制造業實力。

這些協議并非空洞無物。近年來，歐盟和東盟已超越美國，分別成為中國第一和第二大貿易伙伴，“頭把交椅”在這二者間頻繁交替。2018年，對美出口占中國GDP的3.5%，五年后降至2.9%，在相當短時間內降幅巨大（近1/5）。隨著中國不斷擺脫對美國的依賴，中國作為制造業強國加入的區域協議將蓬勃發展，盡管存在一些我們很快就會看到的副作用。

▲7月6日至7日，第17屆金磚峰會在巴西舉行。

其次，把不同地域國家聚在一起的小型多邊經濟機構將異常突出，不僅在原材料直接貿易方面，也在塑造并決定貨幣和資本流動方面。“金磚+”的出現證明，那些已經受夠美國單方面脅迫、哄騙和譴責的經濟體能夠且將尋求在貿易法規、資本流動和商業協定方面協調一致。盡管“金磚+”機制目前仍不夠有力，但未來幾十年，在發展可再生能源項目跨境融資、強化數字商品和服務貿易方面，它仍存在巨大潛力。

因此，在尋求與新興經濟體進行小型橫向聯合過程中，中國必須保持警惕，不能像對發達經濟體那樣，疏遠新興經濟體內部的關鍵利益相關者。中歐關系依然有爭議，不僅是因為意識形態或地緣戰略分歧，也因為過去十年雙方貿易逆差不斷擴大。制造業發達的歐洲經濟體（包括過去的和現在的）政客認為，有必要對他們眼里過于廉價且競爭力過強的中國商品口誅筆伐，甚至采取政策予以反擊。“產能過剩”之說顯然帶有政治色彩，但這種批評也有一定道理。實際上，提振內需，消化過多產出，進行經濟再平衡，這也符合中國的長期利益，因為中國不能也不應完全依賴以出口為主的國際貿易方式。隨著中國國際地位和戰略地位上升，世界期待中國承擔消費責任，無論是通過進口還是轉而把部分出口商品賣給其快速增長的中產和中上階層。

最后一個點涉及低關稅和開放經濟體的作用。在關稅再次盛行的時代，那些愿意減少貿易壁壘的經濟體能且一定會受益。例如，香港是一個自由港，這便是《基本法》規定的。香港選擇不對美國出口產品征收對等關稅，而中國大陸則對美國出口產品征收了對等關稅。如果中美之間的關稅繼續遠高于歷史平均水平，香港就有空間恢復其歷史角色，即作為轉口港，將美國和中國商品轉口給大陸居民和美國游客。現在，經濟自由地區應加快步伐，踐行無障礙貨物與服務貿易的精神。

自由貿易仍可繼續存在，但形式必然會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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