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沈戰役蔣軍一敗涂地，蔣介石氣得七竅生煙，恨不能馬上把東北“剿總”總司令衛立煌“軍法從事”，最后卻只能咽下這口悶氣：遼沈、淮海兩戰皆敗，桂系趁機發難，老蔣已經顧不上處置衛立煌了。

衛立煌接替陳誠指揮東北蔣軍，并沒有完全消極避戰，他也有自己的戰略設想，但他的設想與老蔣的企圖背道而馳，老蔣甚至想讓杜聿明直接架空衛立煌，一場大戰三易主帥，犯了兵家大忌。

據時任“國防部”第三廳（作戰廳）中將廳長的郭汝瑰回憶，蔣介石和衛立煌當時分歧的焦點，就是固守待變還是主動出擊，作為戰役計劃的制定者，郭汝瑰認為老蔣的主動出擊想法并不全錯，“衛總”的固守策略也有巨大漏洞，不管聽誰的，蔣軍都必敗無疑。

國民黨軍隊在解放戰爭中每戰必敗，并不完全是戰略戰術失誤，而是民心盡失、軍心渙散、高層內斗、將領違令，這都犯了兵家大忌。

我們用《孫子兵法》來逐條對照，就會發現蔣介石要為他們的東北之敗負首要責任：“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者，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

陳誠、衛立煌、杜聿明和其他兵團司令乃至軍長師長也不是一點責任都沒有：“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識眾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細看看戰爭解讀文章的讀者諸君，對《孫子兵法》自然也是了然于胸，不用筆者解讀，大家也能看出當年蔣軍把不該犯的戰略戰術錯誤犯了個遍。郭汝瑰總結得出結論：老蔣和衛立煌的分歧焦點就是糧食，就是衛立煌認為自己有足夠的武器彈藥和糧食能守得住戰略支撐點，老蔣則認為不主動尋找戰機只靠防守，長春與沈陽、錦州都撐不了多久——不被打死，也會被餓死。

1948年7月長春被圍，糧食彈藥全靠空投補給，蔣軍雖然有空中優勢，但是要想用空投維持數萬甚至十數萬、數十萬軍隊的糧彈供應，還是萬萬不可能的——當年除了美軍，沒有任何一支軍隊有那樣的空中運輸能力。

老蔣的運輸機原本就沒有多少，只好雇傭民間航空公司，由“飛虎隊”轉型的陳納德航空隊就成了“運輸承包商”，而承包商是按次數收錢的，老蔣實在付不起錢了，郭汝瑰回憶：“陳納德索運費甚多，幾乎要支出國民黨全部軍費的二分之一。（本文黑體字，均出自郭汝瑰《蔣介石與衛立煌的戰術分岐》）”

陳納德大發戰爭財，當然是希望這場仗打得越久越好，但是老蔣卻撐不住了，他屢次電令長春守軍突圍、衛立煌派兵接應，但是鄭洞國和衛立煌都拒絕服從命令：“長春回電都認為突圍會被殲滅，衛立煌也不肯干，總說東北被分割為三段，在沈陽他們只有二十一個師（實有二十四個），能堅守沈陽；要出去，則兵力不足。如果與錦州兵力合在一起，還可考慮。”

長春的鄭洞國不肯出來，沈陽的衛立煌也不肯打過去，最后衛立煌提出了一個折中方案：放棄錦州，退守錦西機場及葫蘆島海港，以七個師駐守，抽出七個師由葫蘆島海運營口登陸，再從承德抽調傅作義的第十三、三十五軍，大家分進合擊到長春外圍接應鄭洞國。

傅作義表面上答應調兩個軍過去，實際是一兵一卒都不想動。傅作義肯定是讀過孫子兵法和三十六計的，他想出了“偷襲石家莊”的“圍魏救趙”之計，讓老蔣找不出理由再從他那邊調兵。

老蔣好說歹說，傅作義才答應調第九十二軍和已經在煙臺的第三十九軍去葫蘆島，但自己的嫡系部隊三十五軍堅決不動。

老蔣得到傅作義的承諾，滿心歡喜第飛到沈陽讓衛立煌出兵，結果從衛立煌到兵團司令官、軍長，沒有一個肯服從命令離開沈陽防御圈，這時候雙方分歧的焦點就出來了：“衛立煌還堅持他的一貫主張，說沈陽每月可造步機槍、大小口徑炮若干，防御圈內農田可產高粱米若干，可以保證軍食，如再堅守一年，他的軍隊可以轉弱為強；蔣介石指出此糧食不足情況，說沈陽成為長春第二，他無力空投。”

蔣家王朝已經沒有余糧，各地搶米風潮不斷，即使老蔣能從老百姓口中搶到糧食，也運不到遼沈。

老蔣說自己不能給衛立煌運糧食，還真沒說假話，但衛立煌卻沒說實話，郭汝瑰已經調查清楚了：沈陽地區剛剛遭受蟲災，高粱米的收獲只有兩成，不外調糧食的話，老百姓都得餓肚子，哪有余糧充軍糧？

實事求是地說，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富得流油，但是蔣家王朝的國庫早就空了，老蔣實在拖不起了，所以他一直希望衛立煌能像模像樣地打幾仗，這樣才好再去請求美援助。

事實證明，長春守軍就是餓得受不了而投降的，后來的淮海戰役，杜聿明和邱清泉李彌兩個兵團，也是餓散的。

大軍未動糧草先行，這個連古代末流將軍都知道的常識，衛立煌不可能不知道，他之所以堅守不戰，還是不想在內戰中表現得太過積極——他其實比老蔣更清楚：所謂的“秋糧”根本就指望不上，今冬都過不去，就更別說支撐一年了，至于兵工廠能生產多少槍炮彈藥，那得有原料和人工才行，大家連飯都吃不上了，誰給你干活？

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第一兵團司令官、吉林省主席鄭洞國在《從猖狂進攻到放下武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輯）中回憶，長春被圍之初，高粱米只幾元一斤，后來竟漲到一億元一斤，還發生了拆房屋、挖馬路（取瀝青作燃料）準備過冬的事情——軍隊拆的當然不是兵營，而是老百姓的房子，至于老百姓怎么過冬，鄭洞國管不了：“我雖有命令禁止，但在那種情形下，命令等于虛文。”

當年的蔣軍已經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我軍以農村包圍城市，從根本上斷絕了敵人的糧食補給，所以不管是蔣介石的急于求戰，還是衛立煌的固守待變，都解決不了糧食問題。

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諸君，看了郭汝瑰及相關將領的回憶，是否也發現了蔣軍必敗的真正原因？在您看來，老蔣和衛立煌的戰術分歧，誰的錯誤更大？在當時的情況下，扭轉戰局是完全沒有可能的，老蔣和衛立煌、杜聿明還有什么辦法，能讓蔣軍的損失小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