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丁毅超

一提起新保守主義，如小布什，切尼之類的“戰爭販子”的形象就躍然紙上。這種形象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在過去的三十年中相當一部分的左翼知識分子都將傳統保守主義與新保守主義混為一同，都視為戰爭的代名詞。科里·羅賓以恐懼為母題的《從埃德蒙·伯克到唐納德·特朗普的保守主義》一書就是這種偏頗觀念的典型表現。（關于美國傳統保守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區別見我們之前文章）

但真相遠比標簽更吊詭。今天，當我們回望塑造了美國外交鷹派面孔的這股力量，一個驚人的事實浮出水面：這群被視作“右翼”的戰爭推手，其思想內核竟深深植根于左翼革命的搖籃，甚至流淌著托洛茨基“世界革命”的狂熱血液。

用“新保守主義之父”歐文·克里斯托自己的話說，新保守主義者是“被現實‘打醒’的自由主義者（a liberal mugged by reality）”（耳熟嗎，某些角度很類似網絡上今天流行的“覺醒”）。這促使上世紀30年代紐約校園里激辯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社會主義青年，在幾十年后搖身一變，成為揮舞美式民主大旗、發動全球“政權更迭”的新保守主義教父。

更令人深思的是，驅動這場思想“變形記”的，不僅是托派的遺產，還有這群人另一個鮮被深究的共同標簽：美國城市猶太知識分子。他們對普遍主義的渴求、對彌賽亞式救贖的轉化，最終與美國霸權奇特地結合，孕育出好戰的新保守主義怪物。這，才是“被現實打醒”背后，更驚心動魄的思想暗流。

托洛茨基的美國遺產

對舊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場殘酷的記憶；對新世界，這是它第一次站上世界政治的舞臺中央。咆哮的二十年代是后人對戰后黃金世界的回顧，汽車、電影和無線電廣播的普及為人類社會帶來了深刻的變革。那是一個阿爾·卡彭在芝加哥橫行無忌的時代，也是一個菲茨杰拉德寫下《了不起的蓋茨比》的時代。民眾似乎永遠沉浸在由爵士樂歡快的節奏所編制的美夢中，直到名為“黑色星期五”的大蕭條將一切付之一炬。

與救亡圖存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樣，美國的年輕人也試圖在眼花繚亂的各路思想中找到危機的解決方案。與今天的中國有些類似，社會主義是那些城市中下階層知識青年最熱衷的意識形態，歐文·克里斯托所就讀的紐約市立學院（CCNY）甚至有“無產者的哈佛”這一別稱。

同樣具有巧合意義的是，在如何踐行社會主義道路這一問題上，阿美利加的年輕人也具有無限可分性。遵從斯大林主義的美國共產黨，與遵循托洛茨基主義的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之間，反復爭奪國際共運和美國社會主義的話語權。

克里斯托在多年后生動地描繪了自己所參與的學生激進政治運動。“二號活動室是校園內最具政治氛圍的學生群體之一，在約兩萬名學生中，能夠動員參與抗議集會或其他‘行動’的人數通常不超過四五百人；而在我們一號活動室，經常參與活動的核心成員大約只有30人，能夠吸引50至100名聽眾已屬難得。……在我大學前三年，校報的主導權掌握在對方手中；直到我最后一年，我們才成功掌控了校報的編輯權。這對我們而言是一次具有象征意義的勝利，我也確實認為我們所出版的報紙在內容上略顯真誠、少了一些虛偽——盡管如今我已經記不清具體是在哪些方面有所改進。”

更為有趣的是，與托洛茨基主義的糾葛在第一代新保守主義者中并不罕見。實用主義哲學家悉尼·胡克、新保思想家丹尼爾·貝爾，甚至里根的外交政策顧問珍妮·科克帕特里克都與托洛茨基主義存在深淺不一的聯系。

珍妮·科克帕特里克

甚至其中不少人（包括克里斯托本人）就是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青年團青年社會主義聯盟的成員。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所有的第一代新保守主義者都與托洛茨基主義存在聯系，不少學者試圖以此淡化兩者的聯系。但這樣的淡化顯然無法回答，為什么只有在美國的新保守主義中才發現與托洛茨基主義由如此密集的交叉。顯然，更有可能的答案是，新保守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之間存在緊密的思想譜系連續性。

托洛茨基主義影響決定性地體現在激發了新保守主義強烈的歷史目的論。在此之前，無論是美國的傳統保守主義還是以實用主義為主導的美國思想界都沒有如此強烈的歷史目的論趨向。

對傳統保守主義而言，他們秉持伯克式的理解，即歷史可能是目的的，但人類無法通過個體理性理解歷史的神圣目的，所以審慎才能成為傳統保守主義的主要方法論。對美國的實用主義而言，真理可能只是一種權宜之計，所謂的社會進步也并不以某種終極的烏托邦作為前提。

新保守主義則與這種美國傳統格格不入。一切必須如同福山《歷史的終結》一般，將歷史導向必然的結果。

這種強烈的歷史目的論又導致新保守主義在兩個相互糾纏的具體側面上對托洛茨基主義邏輯展開的進一步復刻。第一，同時最明顯的是，對不斷革命論邏輯結構的完美運用。

托洛茨基認為，社會主義革命無法孤立存在，必須在全球范圍內不斷推進以改造整個資本主義體系；他強烈反對“一國社會主義”理論，主張進行永久的世界革命。新保守主義者則主張積極推動海外民主，通常采取軍事干預和“政權更迭”的方式，認為在全球傳播民主對美國的安全和價值觀至關重要。雖然兩者都最終愿景不同，但在邏輯框架下如出一轍。

甚至一直被部分學者強調的目的論區別也沒有想象中那么大。新保守主義將推廣普遍的民主制度同時也視為一場不斷的自我革命，他們所推崇的美式制度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事實上，正是通過與福音派結盟，新保守主義才能將基督教狂熱與普遍制度的追求聯系起來，展示出美國制度更豐富的維度。

第二則是強烈的二元論世界觀，或者也可以稱為摩尼教世界觀。新保守主義者是以一種道德絕對主義的方式看待世界，這使得他們在本性上非常難以忍受現實政治中的道德模糊。以克里斯托自己為例，他將自己加入托洛茨基主義的心路歷程之一就是強烈的道德直覺。

在與斯大林主義者的辯論中，他無法容忍“這些主流共產主義者”無視蘇聯集中營的問題。甚至，選擇托洛茨基主義不僅是一種道德優越感，也是“智識免疫力”的體現。1939年《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與波蘭被瓜分，更讓他們確認：斯大林主義與納粹主義實為“一丘之貉”。

“新保守主義之父”歐文·克里斯托

可以說，正式上面這種想法，促使新保守主義者生成先發制人和非此即彼的強硬對抗邏輯。世界必須被劃分為絕對光明與絕對黑暗的陣營，妥協即是道德淪喪。當冷戰鐵幕降下，這套邏輯無縫轉化為對蘇聯共產主義的“終極圣戰”敘事，美國與蘇聯的對抗不再是地緣博弈，而成為“善與惡的宇宙決戰”。

可能托洛茨基本人也未曾想到，他的革命狂想曲會在書十年后成為美利堅最強大的政治力量。這，便是托洛茨基留給美利堅最危險的遺產。

美國的猶太人問題

猶太人問題一直是一個高度西方中心主義化的問題。它與西方漫長的排猶歷史聯系在一起，賦予這一問題在西方極為特殊的地位。作為猶太人，馬克思本人也專門撰寫過《論猶太人問題》，認為唯有擺脫“實際上的猶太教”，或者說當猶太人不再作為猶太人存在時，才能真正擺脫猶太人問題。

馬克思的意思可能比較復雜，但大體上讀者可以理解為，只有當猶太人這一身份不在具有特定政治意義時，排猶主義問題才能夠得到真正解決。用馬克思的話說，從政治解放到人類解放。在歐洲熾烈的民族主義時代，馬克思的方案與政治現實存在相當巨大的張力。考慮到政治現實，強制同化或種族滅絕才是更常見的政治選項。

這激發了另一種主張，即猶太復國主義。這種主張認為反猶主義將永遠存在，猶太人是其他國家的“永久外國人”。猶太人問題只能通過建立屬于猶太人的民族國家才能真正解決。這一觀念在經過納粹主義的殘酷洗禮后被進一步強化。

關于猶太人問題的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爭論是圍繞在猶太人身上的永恒難題。以至于托洛茨基在晚年在批判猶太復國主義的同時也不得不承認，“有一段時候，我以為猶太人會同化在他們在其中間生活的人民和文化。這在德國，甚至在美國，就是如此。而且為了這個理由，是可能作這種預測的。但是現在，是不可能這樣說了”。

為什么要討論猶太人問題呢？除了與托洛茨基主義的深度關聯外，猶太身份也是第一代美國新保守主義者的高頻標簽。當然與之前的新保守主義者并非全是托洛茨基主義者一樣，第一代美國新保守主義者當然也不都是猶太人。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和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就是典型的非猶太血統的新保守主義者。

然而同樣的問題是，在美國其他思想流派中我們也沒有發現過如此高密度的猶太知識分子具有如此強烈的趨同偏好性。這同樣意味美國的猶太知識分子普遍偏好與新保守主義之間也存在更為密切的聯系。

那么美國猶太人，或者更明確的說，美國城市猶太知識分子階層在猶太人問題上又有什么普遍傾向呢？一方面，由于大多數猶太知識分子并不是一代移民，所以他們不像自己同時代的歐洲同胞那樣安全感極度缺失；

另一方面，猶太人在新大陸也受到白人至上主義者的歧視，但自林肯建立事實上的“美利堅第二共和國”以來，開放移民是美國的基本國策。相對更高的寬容度使得美國猶太人更容易融入社會，這促使美國的猶太知識分子更偏好猶太人問題的普遍主義方案。

克里斯托試圖通過對猶太教進行再詮釋，為猶太人與普遍主義的融合提供進一步的理論支撐。他將猶太教分為兩種形式，即預言式和拉比式。前者更強調虔誠宗教情感的重要性，后者則試圖維護猶太教的律法主義外觀。

克里斯托認為，猶太人的普遍主義方案需要在保持宗教情感的同時，弱化律法主義對猶太人的生活約束。這可以帶來雙重的優勢。一方面，保留了宗教情感的猶太人可以抵抗世俗的虛無主義侵蝕；另一方面，擺脫律法主義的猶太人也可以更自然地融入世俗生活，不需要拘泥于特定的猶太社區。

猶太新保守主義者對猶太教的改造帶來了一對非常有趣的結果。結果之一是他們將猶太教的彌賽亞精神內涵轉移到對美國制度的道德拯救之中，這種聯系為他們在與福音派的聯盟構建了神學上的一致性。結果之二則是將美國利益等同于普世價值，他們事實上建構了一種新特殊性（美利堅例外主義）——這與其追求的普遍主義背道而馳，卻與猶太復國主義以特殊載體實現普遍救贖的路徑驚人相似。

這最終為新保守主義的先發制人提供了另一層支撐，即美國有道德義務和責任在全球范圍內推行其自由民主制度，以此作為消除威脅（包括潛在的排猶主義土壤）和實現普遍安全的終極方案。

這形成了一種阿倫特意義上的諷刺。任何試圖以抽象的普遍性——無論是階級還是種族——的名義消除人類存在的特殊性的行為都必然會導致新的例外的產生，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將被視為“非人”。

“篡奪”保守主義

嚴格而言，筆者并非強調新保守主義完全由猶太人和托洛茨基主義構成。冷戰地緣政治局勢的變化、美國國內政治勢力的重組，以及美國民眾的態度搖擺都會對新保守主義產生影響。筆者所要強調的是，在所有這些影響要素中，猶太身份和托洛茨基主義即便不是關鍵性，也是主要性的角色。

在這一意義上，作為前左派和自由主義者，第一代新保守主義者與美國的傳統保守主義幾乎不存在連貫的思想譜系。對當時的主流保守派而言，他們更多是出于防御性的心態試圖避免美國被蘇聯影響，也沒有強烈的對外干涉欲望。甚至以小塔夫脫為例，他不僅反對聯合國，也質疑北約的存在價值。小塔夫脫的表態至少表面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的傳統保守主義依舊保持強烈的反干涉主義傾向。

小塔夫脫，傳統保守主義代表人物，三度競選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失敗

這可以從側面解釋，直到上世紀60年代，第一代新保守主義者依舊沒有明顯轉投保守陣營的跡象。這些自認為是自由主義者的知識分子，雖然民主黨日益左傾的軌跡深感失望，但美國的保守陣營看上也沒有足夠的道德決心。這使得他們當中許多人仍然認為自己“仍然是自由主義者，在努力從他們認為已被腐蝕和劫持的左翼手中奪回自由主義的傳統原則”。

新保守主義者的大面積轉向始于1972年。這一年喬治·麥戈文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他的對手就是尼克松）。他主張美國從越南戰爭撤軍，并赦免離開美國的逃避兵役者，以及在三年內全面削減37%的國防開支。

對那些將蘇聯視為道德上你死我活的自由主義者而言，這些競選綱領嚴重挑戰了他們的基本原則。這一轉變使得他們認為，即便保守陣營依舊看上去缺乏道德決心，也比日益墮落的左翼自由陣營更能夠對抗蘇聯。這種陣營轉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美國民主社會主義領袖邁克爾·哈靈頓在1973年創造了新保守主義一詞諷刺這些前左派的轉變。

拉塞爾·柯克雖然是偉大的傳統保守主義者，但當年在對待新保守主義者的問題上卻犯了致命錯誤。他不僅淡化了新保守主義者的自由主義本質；甚至反過來積極歡迎新保守主義者的加入，并將這種加入視為保守主義終于擁有智識吸引力的表現。

拉塞爾·柯克，最有影響力的保守主義思想家之一，著有《保守主義的心靈》、《美國秩序的根基》

筆者可以理解柯克對擴大保守主義地基的迫切心情。一方面，二戰后的政治重組嚴重削弱了傳統保守主義的政治同盟，傳統保守主義需要找到新的政治多數派；另一方面，保守主義一直對知識分子階層缺乏吸引力。以克里斯托為代表的新保守主義者恰恰充斥在美國大學的各個角落。

從更深層的角度看，新保守主義者確實能夠在冷戰最關鍵的議題上與傳統保守主義在直接目標上達成一致，這也為兩者在冷戰期間的合作提供較為一致的框架。至少，在美蘇爭霸的背景下，新保守主義的抽象理性自由和傳統保守主義的歷史傳統自由可以策略性地蹲在一個戰壕。

問題是，無論如何修飾，新保守主義依舊是自由主義。傳統保守主義者確實珍視自己的美國生活，反對蘇聯對美國自由的侵蝕，但他們并不會像新保守主義一樣將冷戰視為永恒的道德戰爭。他們也并不認為美國人的自由模式具備什么普遍性。

他們對蘇聯的反感更多來自早起蘇聯試圖將自己的意識形態輸出到美國，從而破壞基于歷史所塑造的共識機制。或者更明確的說，伯克式的保守主義始終拒絕將抽象理性的普遍性至于人類歷史之上。

在柯克將他們當做有點過分愛出風頭的年輕人時，這些新保守主義者充分掌握了電視這一新興傳播媒介。通過頻繁地參加各類電視節目，新保守主義得以擴大自己在輿論中的影響力。與此同時，他們創造越來越多屬于新保守主義的雜志和智庫，最終以里根上臺為契機，他們成功主導了保守主義的話語權。所以在這一意義上，里根式的保守主義恰恰很難稱之為傳統意義上的美國保守主義。

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就能說明這種區別。對尼克松而言，甚至對更早些的小塔夫脫而言，他們是以現實主義的視角對待與蘇聯的競爭。二戰后的蘇聯早就不再是意識形態狂熱的國家，而是一個擁有特定地緣政治利益的超級大國。

里根則相反，他更契合新保守主義的摩尼教二元論世界。他在1983年關于“邪惡帝國”的演講就是最好的證明。（新保守主義者真的很喜歡邪惡帝國、邪惡軸心、無賴國家這種將地緣政治道德化的修飾詞）

柯克最終為自己的錯判付出代價。當蘇聯還在時，傳統保守主義者還能假裝通過“一中各表”的方式緩和里根主義與傳統保守主義的內在沖突。問題是，這些新保守主義者的戰爭號角不會因為蘇聯的消失而停止。

當1991年第一次海灣戰爭爆發時，柯克指責老布什違背保守主義傳統，正在讓美國陷入永無止境的戰爭。他不得不悲劇般地發現自己成為美國保守陣營的少數派，以至于喪失了對政府和政策實踐的影響力。

對美國的傳統保守主義而言，這是它最為痛苦的時代。它親手將自由主義者引入自己的陣營中，卻又喪失了對保守主義的掌控力。剩下的傳統保守主義者不是年事已高，就是像布坎南一樣無法奪回保守陣營的話語權。尼爾森在《揚基人問題》中甚至十分悲哀地認為傳統保守主義者只能在總統大選中選擇其中相對不那么自由主義的候選人。

直到特朗普在2016年當選，并通過八年的努力，才結束這段別子為宗的歷史，基本重新奪回保守主義的話語權。

曾經的曾經……

總而言之，美國保守主義在二十世紀后半葉經歷了一場深刻的、近乎本質性的異化。以克里斯托等人為代表的第一代新保守主義者，其思想內核并非根植于本土的伯克式傳統或柯克式的審慎智慧，而是脫胎于紐約激進校園的作品左派論戰與猶太知識分子對普遍主義救贖的執著。

他們將對斯大林主義的道德憎惡，異化為一種摩尼教式的全球圣戰沖動；將對猶太身份融入普遍主義的渴求，扭曲為通過武力輸出美式制度的傳教熱忱。這種本質上屬于激進左翼自由派變種的思潮，憑借其智識能量、對新興媒體的掌控以及冷戰提供的契機，成功“篡奪”了保守主義的名號與政治平臺。

柯克的誤判是悲劇性的。他本希望吸納這股力量壯大保守陣營的智識根基，卻最終目睹其徹底重塑了保守主義的議程，將其拖入無休止的全球干涉主義泥潭。新保守主義者從未真正擁抱傳統保守主義對秩序、連續性與地方性智慧的珍視，他們奉行的是一種披著保守外衣的革命輸出邏輯。

直到特朗普代表的民粹主義反彈，才打斷了新保守主義建制派對保守話語的壟斷。然而，這場“篡奪”留下的遺產——將地緣政治徹底道德化的二元思維、對“永久革命”（對象從無產階級變為美式民主）的迷戀、以及龐大的戰爭與意識形態機器依舊滲透在美國的政治機器之中。只有經歷一場漫長而成功的“內部顛覆”，真正的美國傳統保守主義才有可能能徹底贏來自己的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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