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國家發展改革委、教育部等七部門聯合發布《關于加快推進普惠托育服務體系建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明確提出，到 2025 年實現每千人口擁有 3 歲以下嬰幼兒托位數 4.5 個，新增普惠性托位 66 萬個；到 2030 年，普惠托育服務體系基本建立，家庭托育成本有效降低，基本滿足群眾需求。

國家衛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長楊文莊在政策解讀會上表示：“當前托育服務已成為影響家庭生育意愿、制約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關鍵民生問題。新政的核心目標是通過多元供給破解‘托育難’，讓普惠托育從‘奢侈品’變成‘必需品’。”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盡管近年我國出生人口有所下降，但 3 歲以下嬰幼兒人口基數仍較龐大。同時，雙職工家庭對托育服務的需求日益迫切，卻面臨 “家庭送托難” 與 “機構收托不足” 的矛盾。相關調查顯示，超三成 3 歲以下嬰幼兒家庭有送托需求，但全國實際入托率仍處于較低水平，供需矛盾突出。

有專家分析：“低入托率背后是三重矛盾 —— 高端機構價格虛高、普惠機構數量不足、家庭托育人力成本攀升。新政通過構建多元化服務體系，有望從供給端打破這一僵局。”

供需失衡下的千億市場潛力

托育市場潛力巨大，據測算，隨著政策推動和需求釋放，未來幾年有望成長為千億級別市場。

從市場格局看，民辦托育機構占據主導地位，但收費偏高讓許多家庭望而卻步。數據顯示，平均托育服務收費（不含餐費）處于較高區間，一線城市更是遠超平均水平。高昂費用使得不少家庭只能依賴老人照護或母親放棄工作，加劇了育兒壓力。

北京某連鎖托育機構創始人李女士坦言：“民辦機構運營成本居高不下，場地租金占比 30%，人力成本超 40%，定價低于 5000 元很難盈利。但普惠托育價格紅線通常在 2000 元左右，需要政府在場地、補貼等方面給予實質性支持。”

與之相對的是普惠性托育服務供給嚴重不足。盡管各地加大投入，但普惠性機構數量和托位數仍遠不能滿足需求，部分城市普惠托班出現 “一位難求” 的現象。

多元服務體系打開發展空間

《意見》提出構建以托育綜合服務中心為樞紐，以托育機構、社區嵌入式托育、幼兒園托班、用人單位辦托、家庭托育點等為網絡的 “1+N” 托育服務體系，為不同家庭提供便捷、實惠、優質的普惠服務，帶來多重機遇。

對幼兒園而言，新政鼓勵有條件的幼兒園開設托班，為面臨招生困境的行業帶來新契機。教育部數據顯示，2020 至 2024 年，全國幼兒園數量從 29.17 萬所降至 25.33 萬所，學前教育在園幼兒從 4818 萬人減至 3583.99 萬人。開設托班可盤活閑置資源，增加生源和收入。例如山東今年 1 月發布相關措施，鼓勵幼兒園在滿足 3-6 歲幼兒需求基礎上，廣泛開設 2-3 歲托班。山東省教育廳基礎教育處副處長孫永泗表示，山東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已超 94%，支持其開托班能發揮資源優勢，減輕家庭負擔。

北京市家庭教育研究會會長徐凡認為：“鼓勵幼兒園開托班能有效減輕家庭育兒負擔，尤其對二胎家庭，規范的托育服務可緩解照料壓力，為生育決策提供支持。” 但也有專家提醒，2-3 歲嬰幼兒照護與 3-6 歲學前教育有本質差異，不能簡單套用現有教學模式，需針對性調整。

社區嵌入式托育將迎來快速發展。《意見》提出利用街道、社區現有設施，提供免費或低收費場地建設托育設施，解決服務可達性問題。公建民辦模式能吸引社會力量參與，提升服務質量。如銀川在中央財政支持下，依托社區配套設施開辦嵌入式托育機構，提供免費場地和租金補貼，預計新建社區托育園 55 家。

銀川市衛生健康委人口家庭科科長馬曉東介紹：“我們要求社區托育機構與周邊醫療機構建立綠色通道，每季度開展兒童健康評估，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引入專業早教團隊，確保服務質量。”

用人單位辦托也獲政策鼓勵。《意見》明確，用人單位開展職工子女普惠托育的支出可從職工福利費列支，工會經費也可補充。機關、事業單位和國企要發揮帶頭作用。以哈爾濱為例，哈電企業管理公司托育中心不僅服務本企業職工子女，還接收部分社會嬰幼兒。

哈電集團工會副主席周先生表示：“自 2022 年開辦托育中心以來，職工出勤率提升 12%，女性員工返崗率提高 23%。雖每年投入約 80 萬元，但綜合效益遠超成本，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體現。”

政策落地遭遇三重梗阻

然而新政實施面臨不少挑戰。資金方面，盡管《意見》提出多渠道籌資，但地方財政壓力大，部分地區市縣配套資金到位率不足 60%，經濟薄弱地區甚至出現 “先申請后擱置” 的情況。

師資隊伍建設是另一難題。托育行業專業人才短缺，從業人員素質參差不齊。中國婦幼保健協會托育服務專業委員會調研顯示，全國托育從業人員中，具備育嬰師資格證的不足 30%，持有嬰幼兒發展指導師等專項證書的僅 17%。某職業院校學前教育系主任趙老師指出：“托育專業在職業院校開設不足 5 年，年培養規模僅 3 萬人，遠低于 20 萬市場需求缺口，建議將托育師資納入義務教育階段教師培訓體系。”

此外，監管機制有待完善。上海某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劉律師提醒：“新政鼓勵家庭托育點發展，但現有法規對其界定、規模限制、安全標準等不明確，易出現監管真空，需加快地方立法填補空白。”

資本競逐托育新賽道

托育新政吸引各路資本和企業入局，市場競爭漸趨激烈。大型教育集團憑借品牌和資源優勢布局托育，部分連鎖幼兒園向下延伸開設托班，計劃全國拓展。

某上市教育集團托育事業部總經理透露：“已與 12 個城市簽訂普惠托育合作協議，采用‘教育集團 + 地方國企’模式，政府負責場地和部分補貼，我們輸出標準化管理，預計 3 年內新增托位 1.5 萬個。”

新興托育企業則以創新模式突圍，如推出 “互聯網 + 托育”，通過線上平臺提供實時監控、育兒知識分享等服務；或打造蒙臺梭利、感統訓練等特色課程，滿足個性化需求。

房地產企業也跨界涉足，將托育服務作為樓盤配套。某頭部房企康養事業部負責人表示：“新開發樓盤配套托育中心，作為‘適兒化社區’核心賣點，雖增加 5%-8% 建設成本，但能顯著提升房屋去化率，實現雙贏。”

在這場千億市場爭奪戰中，無論是傳統教育企業、新興機構還是跨界房企，都在探索發展路徑。但最終能立足的，必然是那些真正滿足家長需求、提供優質服務的企業。

托育新政為行業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也伴隨著諸多挑戰。未來，誰能率先解決資金、師資、監管等問題，更好滿足家庭對普惠、優質托育服務的需求，誰就能在競爭中占據優勢，推動行業健康發展，切實解決家庭 “帶娃難” 問題。

本文來源：綜合自網絡

監制：張倩

編輯：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