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燕十三妹

南京紅姐事件237人參與，11人HIV陽性？

隨著南京紅姐事件持續發酵，一些謠言也在挑動公眾神經。

昨晚傳播最多的兩條謠言是，“237名涉事人員身份已核實”，“11人檢出HIV陽性”。

幸好抖音平臺及時出手，聯合南京警方迅速辟謠，并處理了超過1.4萬條相關謠言，處罰了相關帳號。

南京紅姐事件的核心本是一起惡性違法案件：38歲外省來寧人員焦某某假扮女性與多人發生性關系，并偷拍視頻上傳網絡。

然而在輿論發酵過程中，事件卻被裹上層層謠言外衣——從“60歲大叔”的人設扭曲到“1691人發生親密行為”的夸張渲染，讓這起事件更具傳播性。

當虛擬世界的信息污染已如沙塵暴般席卷現實，謠言傳播的規模與速度就暴露了網絡治理的薄弱環節。這種情緒組合成為謠言傳播的超級燃料，在算法推薦機制的助推下，真相在信息洪流中節節敗退。

平臺數據顯示，“237人身份核實”與“11人HIV陽性”等虛假信息在短時間內裂變擴散，最終形成1.4萬條謠言內容的龐大體量。此類謠言精準地利用了公眾的兩大焦慮點：道德恐慌與健康危機。

當“男扮女裝”“性行為偷拍”等標簽刺激著傳統倫理觀，“HIV陽性”的虛假結論則直接點燃了對公共衛生安全的擔憂。

更深層的社會焦慮在疾控部門的回應中得到印證。事件曝光后，大量市民致電疾控中心咨詢健康風險，工作人員不得不反復強調：“官方肯定都會采取措施，不放心可隨時檢測”。

公眾的恐慌并非空穴來風——當隱蔽的性行為網絡與傳染病防控產生交集，這種擔憂體現了社會對健康危機的集體創傷記憶。

然而耐人尋味的是，疾控部門一方面介入排查，另一方面堅守法律邊界：“焦某某是否有傳染病屬于個人隱私”。這種平衡恰恰揭示了現代社會的治理困境：在公眾知情權與個人隱私權的鋼絲上，任何一步都可能引發新的爭議。

隱私權在數字時代遭遇了雙重踐踏。焦某某偷拍并傳播他人私密影像的行為，已被法律專家明確界定為對隱私權與肖像權的雙重侵犯。

更具反諷意味的是，在受害者隱私遭加害者剝奪的同時，網絡謠言機器再次碾過他們的尊嚴——虛假的“HIV陽性”標簽使本已遭受傷害的個體面臨二次傷害。

當私密空間被技術暴力侵入，當個人健康數據成為謠言素材，我們不得不直面數字時代的權利悖論：技術在賦予個體表達權的同時，也創造了新型的侵害工具。

從法律視角審視，焦某某的行為已觸碰多條紅線。根據刑法規定，其傳播淫穢視頻行為涉嫌構成傳播淫穢物品罪，律師分析指出，鑒于社會影響惡劣，可能面臨2年以上有期徒刑。

同時，男性間的性交易行為被法律界定為賣淫嫖娼，需接受行政處罰。更復雜的是民事責任——視頻中的受害者可主張隱私權、肖像權侵權賠償。

一案三責的法律后果映射出違法行為的輻射性危害，也檢驗著司法系統應對新型網絡犯罪的能力。

構建清朗網絡生態需要多元主體的協同。此次事件中，抖音平臺主動與監管部門核實并處置謠言的舉措值得肯定，但1.4萬條謠言的存在也反映出事前防范機制的不足。

法律層面需加大對網絡造謠的懲戒力度，技術層面應建立謠言識別與阻斷系統，而個體層面則呼喚媒介素養的提升——

當技術賦予每個人擴音器時，學會在發聲前思考，在傳播前辨別，才是對“網絡不是法外之地”這一原則最深刻的踐行。

這年頭，如何當好一名合格的吃瓜群眾，不僅需要情緒，更需要理性，需要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