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自由主義的崛起

“后自由主義”這一標簽，旨在描摹英美世界中一個新興的非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思潮生態系統。它涵蓋了自2016年美國大選以來聲名鵲起的知識分子、理論家、政治企業家和活動家群體。八年之后，2024年的美國大選——尤其是JD·萬斯被選為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以及隨后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勝選——標志著后自由主義思想的勝利時刻。它不僅是一系列思想和政策取向的集合，更是一個從政治邊緣走向影響力中心的個人網絡。盡管意識形態的發展軌跡難以預測，但2024年大選極有可能證實，后自由主義將在未來數年持續作為美國右翼更廣泛意識形態矩陣的重要組成部分。“后自由主義”這一標簽，正被用來描述英美世界中一個持續演進的非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思潮生態系統。作為一個富有藝術概念意味的術語，且日益被實踐者所選用，它囊括了諸多相互交織又多元的思想群體，包括知識分子、理論家、政治企業家和活動家，這些群體尤其在2016年美國大選之后迅速崛起。盡管其用法依然兼收并蓄、紛繁多樣，但“后自由主義”已成為美國及受其影響的右翼圈子中眾多知名人士的首選術語。尤其引人深思的是，后自由主義已然擺脫了意識形態企業家小圈子的局限，開始助力外部觀察者更精準地刻畫新的政治現象。2024年美國大選——其中最為關鍵的，是時任參議員JD·萬斯被選為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以及隨后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憑借移民限制、經濟保護主義、激進的反精英官僚改革以及道德文化反動的競選策略而最終勝出——無疑代表著后自由主義思想的勝利時刻。毋庸置疑，2024年的政治事件能夠通過一種特定的后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視角進行分析和描述。以此觀之，我們不僅能捕捉到一系列日益相關的思想、世界觀和政策取向，更能描繪出一個不斷壯大的、明確帶有后自由主義標簽的個體網絡，他們正從政治邊緣邁向具有重要國家影響力的領域，并成為反動改革主義治理議程中的一環。簡言之，2024年是美國歷史上首次“后自由主義選舉”。盡管意識形態的軌跡難以預料，但2024年大選的競選經驗和最終結果，很可能確保了某種或更可能是多種形式的后自由主義，在未來數年仍將是美國右翼更廣泛意識形態矩陣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我們必須首先理解“后自由主義”一詞的內涵，進而把握它對世界上最古老民主國家不斷演進的政治格局意味著什么。本文將首先對“后自由主義”這一術語在英美世界中的演變用法進行初步概述，重點關注實踐者，并探討其與現有“非自由主義”學術研究項目的良好互動，以及它如何幫助外部觀察者描述美國新興的政治趨勢。學術界對“后自由主義”作為一個清晰意識形態描述詞的接受，與主流英語新聞媒體中日益增長的新用法模式不謀而合。“后自由主義”這一標簽涵蓋了多個參考群體，從英國社群主義者到美國天主教徒，再到新一代的古保守主義者以及更廣泛、更多元化的現代新右派，它表征了一個充滿活力的意識形態生態系統的諸多面向，其中融合了各種兼收并蓄且各具特色的思想流派。在初步闡明術語和概念譜系之后，本文將轉而以后自由主義為框架，審視2024年大選及其直接的政治結果。在此過程中，本文旨在將其他領域對非自由主義的學術研究與更普遍的分析性解讀相結合，以深入探究2020年代美國的后自由主義議題。本文絕非對后自由主義的最終定論，其含義、應有的含義以及未來的含義均未完全涵蓋。一些后自由主義者或許不樂于賦予該術語新的廣義。但本文旨在對一個高度相關的語義和意識形態領域進行一次建設性的探索，而該領域如今在權力殿堂中的地位，遠比幾年前許多人所想象的要深遠得多。

作者：朱利安·G·沃勒

編輯：阿K

論后自由主義

2024年標志著“后自由主義”——一個相對新穎且用法已然豐富的術語——出人意料地進入了美國政治詞匯。令人遺憾的是，后自由主義在英語世界中承載著諸多截然不同的含義和思想傳統，盡管它們各自以獨特的方式與其他概念保持著某種程度的廣泛關聯，有時甚至彼此疏離。隨著2020年代的到來，在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國家，一種不斷發展的后自由主義大眾政治的通用形式正在顯現，并最終在2024年的特朗普競選活動及其2025年的初始執政時期達到頂點。

為了理解2024年大選的后自由主義時刻及其深遠影響，我們首先需要簡要（當然，這顯然不夠全面）概括一下那些使這個此前鮮為人知的術語及其使用者近期聲名鵲起的思想脈絡。如此一來，我們最終會將那些自稱“后自由主義者”的這些使用模式，與更廣泛的非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反應描述聯系起來，而美國版本的非自由主義最終可以用同一個術語來概括。簡而言之，后自由主義最初是一個自我認同的標簽；隨后演變為一個被不同行為者用來描述不同批判性非自由主義思想流派的標簽；自2024年大選以來，它已成為一個實用的、行為者可接受的、全面的術語，用來描述美國非自由主義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廣泛應用。

在進行這項考察時，或許最令人驚訝的是，那些自詡為后自由主義知識創業家的寥寥無幾的群體（以及他們所信奉的理念和總體政治框架），如何發展到如此強大的影響力，并如此迅速地在美國國家政治中得到體現。部分原因在于該術語的定義不斷擴展，它已與其起源漸行漸遠，如今包含了相當不同且獨特的元素，但所有這些元素都具有普遍的意識形態家族相似性。

三個自稱“后自由主義”的圈子

最直接的譜系來看，“后自由主義”一詞源于英國。它最初是指在主流基督教會等級制度的轉變和中世紀自由主義神學的主導地位之后（因此，稱之為“后”），運用后現代哲學語言工具，對宗教敘事進行神學批判和社群主義的重建。當然，這一思想未必是保守派或右翼的（事實上，在許多重要方面，它與歐洲大陸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傳統有更多共同之處）。但相對于主流宗教機構事實上的部分世俗化及其在過去半個世紀里對西方社會原子化“新自由主義”文化發展的接受，它無疑也更為正統。由此，最初的后自由主義批判從一個相當學科特定的視角應運而生。

通過約翰·米爾班克和其他具有宗教思想的作家們的神學項目，這種思潮在“后自由主義”的標簽下得到了最明確的推進。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它在少數尋求基督教神學新哲學基礎的思想家中的影響力達到頂峰。在此過程中，該項目還引入了更廣泛的思想，探討一個健康、煥然一新的社會的需求，這種社會擁有緊密的社區聯系，社會和文化疏離感也得到了減少。這種方法與對所謂新自由主義經濟和社會秩序的普遍批判交織在一起，這些批判也越來越多地使用“后自由主義”的標簽，其中包括頗具影響力的英國思想家約翰·格雷和阿德里安·帕布斯特。到了21世紀20年代，這一術語已完全從其神學根源轉向更普遍的英國社群主義批判和批判性學術平臺。

這一群體的思想聲望，在很多方面，都體現在其將社群主義和社團主義批判與一定程度的左右翼融合相結合，有時被稱為“藍色工黨”或“紅色托利主義”，以表明其英國血統。歸根結底，盡管這一思潮賦予了英語知識界“后自由主義”一詞，并將其與社群主義和社會批判的普遍聯系融合在一起，但它與美國后來的發展卻存在一定程度的脫節。它對英國政治的影響遠不如美國政治的后續演變清晰，盡管美國后自由主義思想對英國作家的反饋循環也顯而易見。

后自由主義的第二次生命同樣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在這里，它指的是21世紀知識分子政治天主教主義的一場新運動，主要發源于美國。這一意識形態體系的基石在于拒絕中世紀和后冷戰時期關于天主教與市場資本主義以及我們所稱的自由民主這種世俗、社會自由、個體化和原子化的政治體制相兼容的主張。

這種新的天主教后自由主義政治行動方法主張宗教與政治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聯系，這種聯系主要植根于天主教傳統，并主張一種反框架，即不再從世俗角度嚴格解讀政教分離的理念，轉而主張兩者之間更大程度的融合和協調。它最重要的特點是強調利用積極的政府活動來追求意識形態目標，關注經濟保護主義以支持社區凝聚力，重申自然法在法理學和治理中的作用，并對21世紀關于家庭、性別、性關系、生育、世俗主義的進步假設做出廣泛的道德文化反應，與其他社會保守主義問題保持一致。

這種理智化的后自由主義思潮或許是當今最突出、定義最明確的一種。它在思想上汲取了更激進陣營所培育的哲學和神學框架，例如一小群“整體主義”思想家，他們主張回歸教會的優越性和對教會的尊重，以此糾正腐朽的社會政治秩序，并與上帝的等級意圖保持一致。整體主義后自由主義者包括西多會修士埃德蒙·沃爾德斯坦神父和托馬斯·平克等少數其他哲學家，以及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阿德里安·維爾繆爾以及政治學家兼匈牙利智庫專家格拉登·帕平。非整體主義后自由主義者包括圣母大學政治理論家帕特里克·德尼恩、美國天主教大學神學家查德·佩克諾爾德和愛爾蘭法律理論家康納·凱西等人。所有整合主義者都是后自由主義者，但并非所有后自由主義者都是整合主義者。不過，他們確實互相閱讀——而且大多數人是共同的朋友。

美國天主教后自由主義以其相對的學術和制度影響力而著稱，因此盡管其直率的追隨者寥寥無幾，卻在思想界享有令人意外的崇高地位。其公開支持者就讀于知名大學，在知名出版社出版著作，最重要的是，他們更容易以一種奇特的意識形態對手的身份接觸到主流自由派和進步派的受眾。丹尼恩的名著《自由主義為何失敗》（2018年，耶魯大學出版社）曾被前總統、2010年代建制派自由主義的典范巴拉克·奧巴馬大力推崇。與此同時，哈佛大學的弗米爾是美國最重要的行政法學者之一，他的《共同利益憲政主義》（2022年，政體出版社）出自2020年《大西洋月刊》一篇極具影響力的文章——這又是一個自由主義優雅的堡壘。

兩者之間，一個由憤慨的批評家組成的小圈子出現了，試圖反駁他們。這一現象本身就彰顯了天主教后自由主義的思想影響力，以及它在一大批哲學家和法學家中引發的意外恐慌。因此，這個術語最初主要是通過天主教后自由主義進入美國政治和思想界的。然而，最近，“后自由主義”也被追溯應用于美國的其他思想傳統，從而為其更廣泛的使用奠定了基礎。

后自由主義的第三條脈絡如今越來越多地被用來指稱美國傳統保守主義中一個較老的陣營，有時被稱為“古保守主義”，有時也被稱為“老右派”。在這里，后自由主義本身不再直接被用作一種實質性的路徑，而更多地被用作一種描述這一傳統所共有的世界的手段。我們可以稱之為老右派系的路徑。該陣營認為，正確理解的古典自由主義傳統早已隨著大眾政治、普選權、大規模移民、福利國家、中央集權治理、國際主義以及法律和習俗中公私區分的消亡而消亡。

對于古保守主義者而言，20世紀的管理型進步國家主義與“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在19世紀獲得普遍認可時人們的理解）毫無關聯，更不用說它在21世紀的轉變了。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已經在后自由主義的社會和政治秩序中生活了幾十年，甚至可能長達一個世紀，這取決于思想家的觀點。古保守主義學派影響廣泛，歷經數代發展。它涵蓋了政治學家保羅·戈特弗里德、哲學家詹姆斯·伯納姆的著作，以及二戰以來美國政治光譜中極右翼的眾多作家。其最著名的政治倡導者是20世紀90年代的民族民粹主義政治家帕特里克·布坎南。

這種運用“后自由主義”術語的方式頗為新穎——古保守主義者過去曾使用不同的標簽來描述他們的批判——但近年來，這一說法已被重新詮釋。在這種情況下，批判性的古保守主義傳統因當代對2010年代社會文化激進化的回應而重新煥發活力（一些人稱之為“大覺醒”）。這場激進化發生在美國精英左翼進步人士群體中，并通過意識形態傳播和政府間協調，在跨國整合機構中得到擴展。

這導致文化進步的治理假設在經濟和社會中泛濫（例如多元化授權、事實上的言論規范、抗議和商業限制、強制性的氣候緩解技術等等），并由名義上非政府的金融、教育和行業協會機構強制執行。新冠疫情封鎖和其他技術官僚強制措施的經歷在2020年代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批評的蔓延，讓人們親身體驗到了一種被認為不負責任的技術官僚自由主義，這種自由主義似乎與傳統意義上與“自由”相關的自由或解放幾乎毫無關聯。

然而，古保守主義思想的巔峰已是幾十年前的事了，“古保守主義”一詞本身也已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一小群自詡為后自由主義者，他們汲取了這一思想流派的精髓。這種增長與天主教后自由主義者的崛起相呼應，他們也批判美國自由主義的發展軌跡，盡管他們在聲稱自由主義本身曾經是規范性良善這一點上有所不同。對于后自由主義天主教徒來說，自由主義本身一直是錯誤的，而對于老右翼后自由主義來說，在某個時刻，存在著一種值得推崇的自由主義。

從受古保守主義啟發和影響的當代后自由主義者的角度來看，近幾十年來，當代政治建制派——民主黨以及特朗普之前共和黨日漸衰落的體制骨干——的政治，無疑將世界推入了“后自由主義”時代。因此，這迫使我們思考接下來會發生什么。

佛羅里達大學政治學家內森·平科斯基在將舊右翼血統與新后自由主義聯系起來方面尤為突出，他最近強調了國家、商業和國際監管機制之間相互交織的聯系，從而進一步削弱了個人權利。他將此稱為“實際存在的后自由主義”，用該術語來描述對社會的批判，同時也采用了這個標簽本身。也就是說，我們生活在后自由主義時代，只有自我理解的后自由主義解決方案才有可能。平科斯基在新一代右翼學者中地位顯赫，他此前也曾為天主教后自由主義者辯護，使其免受“法西斯主義”的污蔑，并在其學術著作中指出，凱撒主義思想（指打破僵化分裂的民主制度的果斷、權威的治理）的復興是思考后自由主義現實的關鍵。

與此同時，其他作家，例如夸張的后自由主義影響者奧倫·麥金泰爾，則嚴重依賴古保守主義者伯納姆關于管理主導的理論（被理解為自由主義在不承擔政治責任的情況下維護社會權力的重要手段），將過去幾十年文化、社會和治理的負面變化歸咎于此，并嚴厲譴責自由民主是一種有害的準極權寡頭政治。事實上，平科斯基評論過麥金泰爾的作品，稱其為一種后自由主義批判，混合了一種舊形式的自由保守主義（即古保守主義）。對兩人來說，后自由主義是一個實用術語，很適合他們，用來描述一個充斥著舊觀念的新時代，即美國社會和政治出了什么問題。

后自由主義運動的整體特征

這就引出了“后自由主義”的第四種用法——它是學術界越來越多地稱之為“非自由主義”思想或“非自由主義”的英美特有變體。非自由主義是一個通用的學術術語，最初是為了描述21世紀以來后共產主義東歐和中東歐地區令人驚訝的政治動蕩現象而發展起來的——即維克托·歐爾班領導的匈牙利、法律與公正黨領導下的波蘭，以及如今喬治亞·梅洛尼領導下的后共產主義世界之外的意大利所表現出來的文化保守主義、移民限制主義、國家主權、文明自豪感和直率的國家主義等反應性政治。這樣，我們可以引入后自由主義作為非自由主義的學術概念規范。在這里，我們不再將后自由主義視為政治思想家和知識企業家自我應用的手段，而是將其視為一種分析工具，用于描述整個當代政治現象，供外部觀察者參考。

因此，后自由主義在此被歸類于“非自由主義”這一總括性標簽之下。這一標簽日益被用作一種概念，用來概括針對所謂的霸權自由主義經驗而產生的、以政策和政治為導向的實質性意識形態反應，這些反應體現在文化、社會、政治和經濟層面。這種現象通常表現為**“明顯不信任由非政治專家組成的制約性或少數主義政治機構，并致力于推廣各種集體性、等級性、多數性、國家層面和/或文化融合的當代政治社會方法”。許多學者使用“非自由主義”一詞來描述中東歐和東歐的意識形態反應及其實證政治模式，其中有由馬琳·拉魯埃勒、佐爾特·恩耶迪等學者提出的著名定義和“最佳用法”論證，同時，在美國、法國、德國和其他國家，手冊、項目和會議等相關資料的出版也日益增多。

就我們的目的而言，以這種方式使用“后自由主義”恰好可以描述美國版的非自由主義，尤其因為當今美國主要的非自由主義行動者自稱是“后自由主義者”，將普遍的政治范式稱為后自由主義，或在其他方面受到這些思想的影響。后自由主義的時代含義也恰好可以捕捉到21世紀各種蓬勃發展的非正統愿景，所有這些愿景都被賦予了活力，成為對公認的建制派自由主義霸權的一種意識形態上實質性的、政治上強有力的回應。

當我們放寬概念的特異性，轉而追求廣度時，我們可以使用非自由主義的分析工具包，將廣泛而迥異的意識形態領域中可識別的政治模式聯系起來。從這個意義上講，后自由主義在英語語境中可以充當一個總稱，涵蓋其他學科學者或政治評論員可能稱之為“反動派”、“新右派”、“極右派”、“民族保守派”、“民族主義者”、“基督教民族主義者”、“異見右派”、“未來主義者”、“科技加速主義者”、“科技右派”或“新反動派”的一切。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明確而謹慎地使用這些術語，但也有充分的理由在分析中將它們歸類到一個更廣泛的、實質性的意識形態反動的家族生態系統中。

盡管這些是截然不同的思想流派（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互相排斥的），但它們都可以被有效地描述為后自由主義，在抽象的階梯上更上一層樓，并幫助我們關注普遍的共性。隨著后自由主義開始定義這種廣泛的意識形態反應現象，我們使得更廣泛的觀念工具包能夠進入后自由主義的語義場，其中包括許多現代右翼的部分，這些部分原本與社群主義、宗教或舊右翼血統幾乎沒有關系，但所有這些部分都對建制派、現狀自由主義懷有敵意，并尋求未來。

最值得注意的是，后自由主義更廣泛的運用將涵蓋尼采活力論者圍繞著青銅時代變態者等行為藝術家，以及硅谷的科技右翼，后者包含超人類主義者、理性主義者、威權自由主義者和人工智能加速主義者。這些都不應該與上文強調的自稱后自由主義者產生良好共鳴，但他們占據著類似的反應空間，對自由主義的萎縮或失敗提出了截然不同但相關的批判，支持截至2020年代中期的同一項普遍政治運動，并幫助構成了美國后自由主義思想的更廣泛經典。

截至2025年初夏，至少有兩位美國新右派學者正在完成他們的書稿，這些書稿將提供他們自己對后自由主義的學術定義和描述，進一步豐富日益豐富的學術概念。我們可以預期，這種情況將持續到2020年代的剩余時間，本文僅代表對“后自由主義”作為一個標簽本身的突然興起的初步評估，目前仍在進行中。

有益的是，那些自稱其他著名標簽的思想家和知識分子越來越多地使用“后自由主義”標簽來指代自己——就像不自由的匈牙利總理維克托·歐爾班用“不自由民主”來描述他在匈牙利的政治傾向一樣。英國當代西方秩序的批評家，如阿里斯·魯西諾斯和瑪麗·哈靈頓，也同樣使用這個術語，既用于描述，也用于自我指涉。非常成功的美國右翼道德文化活動家克里斯托弗·魯福和那些積極看待他的事業的人也是這樣做的。美國最著名的威權主義理論家和新反動知識分子柯蒂斯·雅文最近也開始使用“后自由主義”標簽來描述美國自己的新反動政治。

無論這些思想家是否認同任何自詡為后自由主義的團體的具體綱領，他們都越來越多地使用“后自由主義”一詞來描述當代美國右翼意識形態的發酵。許多人仍然傾向于使用其他術語——保守派、新右派或其他一些小眾標簽。但我們正在到達這樣一個臨界點：“后自由主義”不再是一個人必須用來描述自己的標簽，而是一個其他人（無論是否友善）用來捕捉普遍現象及其參與者的標簽。

這最終將我們引向“后自由主義”的第五個含義，它囊括了以上所有內容，并增加了兩個關鍵要素：（1）大眾政治與2024年特朗普競選活動所體現的一套實質性可識別的政策取向相結合，以及（2）隨后的選舉后反動改革主義執政議程。我們可以稱之為意識形態的反動大眾政治。直到2024年，“后自由主義”一詞的使用，或上述后自由主義批評和發展計劃的眾多變體，僅限于知識分子、學者、思想家、影響者及其不斷擴大的讀者群，主要是在線的，通常是在社交媒體或博客和Substack帳戶上的短暫討論中。隨著2024年的競選活動，后自由主義環境相對較高的社會經濟和社會文化地位隨后被堅定的活動家并通過結構性發展轉化為更廣泛的政治現象。后自由主義從數字筆的世界走向了競選集會的世界，并最終走向了高級民選公職。

事實上，后自由主義思想在美國從邊緣知識分子群體向更廣泛受眾的傳播取得了非凡的成功。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消除了讀者和模仿者的大部分門檻。與此同時，后自由主義作家恰好來自社會上合法的職業——學術界、法律界、神學界以及方興未艾、收入豐厚的科技領域。這反過來又賦予了他們一定的合法性，使他們與2010年代后期那些低調的爭議主義者（通常被稱為“另類右翼”）有所區別，盡管他們之間存在著持續的重疊。

自2024年以來，后自由主義已突破美國政治體系內的血腦屏障。這歸因于兩個新的發展。首先，新興右翼精英群體本身也受到了各種后自由主義思想流派的影響。最顯著的例子是副總統JD·萬斯，他自稱是一位后自由主義者，并且對后自由主義思想的整個多元化生態系統——從天主教后自由主義的終結到硅谷蓬勃發展的科技右翼——都非常了解。但我們也可以在其他國家精英的身上找到后自由主義的影子，例如密蘇里州參議員喬什·霍利，他在受人尊敬的右翼期刊上撰寫了關于一種新教、基督教民族主義形式的后自由主義的文章。

第二個載體是民粹主義政治的成熟，其體現為特朗普總統的“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2016年，“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僅僅是特朗普式民粹主義的一個術語，充斥著各種矛盾和情緒。2025年，“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仍然是民粹主義的，充滿矛盾，充滿政治情緒，但它明顯帶有后自由主義色彩。2024年的競選活動圍繞著一個意識形態連貫的平臺展開，該平臺包括移民限制、經濟保護主義、積極的反精英官僚改革和道德文化反動，并以一系列活躍的智庫機構、普及組織以及旨在從特朗普上一任總統的行政和人事混亂中汲取教訓的具體計劃為支撐。

事實上，后自由主義的現代政治表達直接體現在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的連任上。隨著他第二次執政，一批新的支持者、思想家和活動家涌現出來，他們推崇一種強硬的、反動改革的治理模式，如今他們的影響力遠超特朗普上一屆意識形態上更加不連貫的政府時期。

后自由主義全集

歸根結底，后自由主義在其整個領域都具有一套共同的特征。如果我們將這個詞視為不僅僅是一個自指的術語，而是英語中對非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反應的具體體現，那么，盡管存在著核心分歧（宗教與世俗、傳統與科技右翼、民主與更明顯的威權主義等等），后自由主義的每一種變體都始終表明，世界不必如此——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的庸俗理解并非終結。

幾乎所有后自由主義者都普遍對自由民主政體（即其被認為不可改變的左翼進步主義和寡頭政治決策傾向）感到不滿，并聲稱這并非21世紀組織政治和社會秩序的唯一途徑。他們都對當代文化和政治現狀抱有反動模式的厭惡和蔑視，并從過去（從中世紀到開國元勛，甚至羅斯福或尼克松政府）汲取未來治理的經驗教訓。

此外，大多數形式的后自由主義都強調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和治理模式的失敗、國家權力的重要性、實質性政策行動的效用、參與顛覆性改革的意愿，并著眼于對抗現有機構，摧毀和減少它們（并著眼于隨后重新格式化和重新填充至少一部分），而不是依靠市場力量或官僚善意來希望實現所青睞的政策目標。盡管看似自相矛盾，但2024年競選活動中的后自由主義是在民粹主義幌子下進行的意識形態反動改革主義活動。

值得注意的是，這與東歐和中歐的非自由主義形式并無本質區別，盡管它可能更為激進。事實上，匈牙利、波蘭或斯洛伐克等國家的情況更容易，它們擁有歐洲大陸右翼的古老政治傳統，可以從中汲取對這些意識形態主題的觸及，包括貫穿整個19世紀和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經典民族保守主義和右翼國家主義。但對美國人來說，這非常新穎且令人不適，或者說，在20世紀后期自由主義占主導地位的世代和政治動蕩中，它已被遺忘。

正是這一點——反動改良主義與民粹主義能量的結合——將所有種類和類型的后自由主義團結在一面寬泛、模糊且不斷發展的旗幟之下。同樣的觀點也影響著當代右翼（當然，甚至中右翼）政治：后自由主義的主張是，事情不必如此，可以采取具體步驟來改變。2024年的競選活動表明了后自由主義與新的反動大眾政治的相關性，而其執政的頭100天也進一步證明了這一強調的合理性。

后自由主義選舉

2024年總統大選見證了美國歷史上首次后自由主義的競選活動，第一位自詡為后自由主義的政治家躋身美國精英政治的高層，也見證了美國歷史上首次后自由主義的總統政策綱領。盡管受到美國右翼許多其他意識形態（無論傳統與否）的支持和融合，但特朗普-萬斯的競選活動依然清晰地展現了后自由主義的色彩。

這些發展與八年前后自由主義思想進入一般政治領域形成了鮮明對比。從意識形態生產和思想發展的角度來看，美國后自由主義在唐納德·特朗普2016年首次總統競選中獲勝后獲得了最初的聲望。在他獲勝后的一段時間里，大量期刊和在線出版機構應運而生，與持續的社交媒體對話（主要是推特）相結合，創造了一個足夠龐大的書面思想生態系統。天主教后自由主義首次在美國右翼站穩腳跟，當時不滿的思想家們發現或重新發現了古保守主義，另類右翼達到頂峰，硅谷部分科技右翼首次展現出真正的思想影響力。但總的來說，這部分著作也停留在了那里，未能對政策產生重大影響。

之前和之后

特朗普一世政府的治國之道并非特別后自由主義。立法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共和黨降低稅收和推行放松管制的標準政綱。司法系統的任命模式也遵循了同樣的模式，很難將其與任何其他假設的共和黨總統區分開來。這無疑是一個共和黨政府——而且是一個混亂的政府——但在意識形態上并不反動或激進，更不用說前后一致了。特朗普自身的個人主義訴求遠比任何其他方面更具民粹主義色彩（即僅僅訴諸于邪惡精英與善良民眾之間的分歧）。

一個在數十年保守政策取向的框架內執政的民選保守派政府不需要新的學術框架來提供新的解釋力。幾十年來，共和黨政府總體上（也許比通常描述得更溫和）在社會上保守、在國家上愛國、在官僚主義上持懷疑態度。2017年至2021年特朗普總統任期內最出人意料的成功是《亞伯拉罕協議》，該協議為中東帶來了一段意想不到的平靜期；以及刑事司法改革，這項努力釋放了大量美國人，其意識形態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符合進步改革主義。歸根結底，特朗普一世是一個民粹主義、狂熱、混亂、咆哮的保守派政府。它的非自由主義傾向雖然真實存在，但在實際政策制定中只是有時顯現出來，而且很難協調。

主要的例外是總統堅定不移的移民立場，這種立場可以被合理地稱為“非自由主義”——即對美國霸權自由主義傳統的假設和政策體制的深刻反抗——盡管當時人們不會稱之為“后自由主義”，盡管有些人確實利用了“非自由主義”的框架。由于特朗普之前的移民共識在形式上缺乏政治共識，事實上傾向于行政部門不執行，并得到了左翼進步學術界和媒體界的廣泛支持，因此特朗普的強制性執法做法可以被最好地理解為對霸權現狀假設的一種非自由主義反應。在任期的后期，總統還發現了在聯邦政府中進行文化制度變革的權力（例如，受克里斯·魯福啟發，頒布了一項反對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性[DEI]項目的行政命令），但這種權力在他離任前只持續了很短的一段時間。

2024年的后自由主義發展

2024年與早些年知識分子后自由主義與特朗普第一屆政府兼收并蓄的決策交織在一起的時期截然不同。在2020年落敗后，這位前任（也是未來的）總統在2024年大選中大力開展競選活動，嚴厲批評現任拜登政府，其原因正是我們預料到中東歐典型國家會采取的不自由主義反應。這不僅針對前任政府標志性的移民和執法問題，也不僅針對背信棄義的華盛頓精英的民粹主義個人崇拜，而是涵蓋了所有領域：文化、社會政策，以及利用國家行政權力實現右翼目標，既指揮又摧毀建制自由國家的種種想法。

這不僅僅是抱怨“取消文化”，而是動用一切可用的制度手段強行終止數字經濟。這不僅僅是談論他國領導人如何強硬，更是對回避決策的歐洲盟友的積極蔑視。這不僅僅是“抽干沼澤”，更是在招募世界首富埃隆·馬斯克帶頭清洗政府官員，理由是他們同時持有左翼自由主義、財政失控和官僚主義懶惰的觀念。

更引人注目的是，一股宗教思潮席卷了這個以無宗教信仰和略帶世俗主義而聞名的人的競選活動，他認為宗教是一種美好的東西，盡管對他來說最終是陌生的。然而，可能是因為在賓夕法尼亞州巴特勒市玩命的展覽場上，競選活動出現了重大轉折點，競選活動充滿了由候選人本人推動的神圣合法性感。“圣母頌”在集會上播放。瓜達盧佩圣母的圣像被發布在候選人的個人社交媒體網站Truth Social上。在他的第二次就職演說中，總統最終會說他被上帝選中再次領導國家。這是新的。這無疑是后自由主義的。

2024年大選也見證了第一位自稱后自由主義者的美國政治家從資淺參議員（這已經是一個很高的職位，并且象征著自2010年代中期以來頗具吸引力的后自由主義思想的巨大增長）一躍成為全國性競選的副總統。參議員JD·萬斯已成為后自由主義在美國千禧一代精英群體中傳播的典型代表。他從貧困出身，到常春藤盟校，再到軍人，再到風險投資家，再到全國名人，最后進入國會參議院，這一飛速崛起也反映了人們對2010年代互聯網上各種后自由主義思想日益增長的興趣。

萬斯于2019年在天主教會接受堅振禮，后來在后自由主義天主教藝術雜志《燈》上發表了一篇雄辯的文章，明確表示他的皈依故事與宗教后自由主義如此誘人的相同線索相呼應：現代、原子化的自由社會中意義的缺乏；對“真、美、善”的向往；以及希望被告知另一個世界終究是可能的強烈愿望。而這一切都發生在萬斯深入研究更廣泛的后自由主義環境之前，從整體主義者和政治天主教徒到科技右翼和新反動派等等。萬斯體現了后自由主義思想的多元而獨特的生態系統，而且不出所料，他也符合這一代人的特點，作為千禧一代，他精通2020年代占主導地位的基于社交媒體的意識形態生產形式。

最后，2024年大選見證了美國現代史上第一個主要政黨的后自由主義政策綱領，也見證了后自由主義顧問、活動家和煽動者首次在美國政策制定生態系統中發揮影響力。競選活動本身也得到了越來越多政策專家和智庫的支持，他們推行著明顯的后自由主義路線：經濟上國家主義，社會文化上非自由主義。這里僅舉幾個例子就足夠了。

經濟學家奧倫·卡斯和他的智庫“美國指南針”起草了支持關稅、產業政策和家庭組建政策的主要論據。像《美國事務》這樣的新期刊、在線雜志《契約》以及形態各異的科技和“兄弟”播客成為政策討論和宣揚通用的親特朗普路線的關鍵場所（同時也允許存在明顯的聯盟分歧）。曾經是老派共和黨保守主義堡壘的傳統基金會智庫，將自己重塑為華盛頓特區“讓美國再次偉大”思想的中心，并制定了一份名為“2025項目”的龐大綱領性目標清單。

“2025項目”的政策建議伴隨著一個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標，即為未來的特朗普二世政府列出一份忠誠且樂意效忠的未來工作人員名單，這些工作人員在監督官僚機構的職位上不會阻撓或破壞總統的意圖。全國保守主義會議協調組織舉辦的一系列會議在一次聚會中達到了高潮，這場聚會將“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共和黨活動家與所謂持不同政見的右翼中各種觀點的后自由主義作家和思想家，以及來自匈牙利、印度等國家非自由主義政治體系的代表聚集在一起。其他機構論壇，如保守主義政治行動委員會（CPAC），也效仿了這一做法。

簡而言之，2024年大選與2016年大選有著質的不同：特朗普的第一次勝利在思想上將后自由主義推向了主流，而第二次勝利則完成了后自由主義政治路徑與當時實際存在的特朗普時代共和黨的整合。這可以從無數舊有共和黨正統觀念的意外崩潰中看出。對保守國際主義或新保守干涉主義的虔誠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收縮和對西半球帝國建設的重新思考。絕對的社會保守主義也不復存在：在候選人本人的堅持下，共和黨政綱中關于墮胎和體外受精（IVF）的嚴格反墮胎主張被刪除，特朗普政治陣營對右翼、非自由主義同性戀者的普遍接受也已根深蒂固。

這兩個看似格格不入的例子實際上體現了后自由主義的廣泛路徑，即放棄自由秩序所做出的束縛性承諾，并認識到獲得并運用政治控制權比漂亮地、純粹地教條地失去政治控制權更為重要。但它們也代表了后自由主義現象的不同側面（前者是主張國際克制的民族主義者，后者是科技右翼和務實的競選者）。同一陣營的其他人（包括政治天主教徒和基督教新教民族主義者）出于社會保守主義的理由而感到沮喪，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并沒有瓦解聯盟。與其他地方一樣，美國版的后自由主義挑戰了關于聯盟成員組建必須具備哪些條件的過于嚴格的假設。這將我們引向未來。

后自由主義視野

特朗普政府二度上任后的前一百天，出臺了一系列后自由主義政策，從嚴格的移民限制到直接針對教育和既定研究團體中的自由主義堡壘的攻擊，再到新的保護主義關稅政策和行政國家的徹底重組。

許多政策變化反映了圍繞新政府的后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家族內部的多重分歧。移民限制以及支持試管受精和其他計劃生育政策，受到了一些政治天主教徒的嚴厲批評，而受自由主義影響的科技右翼則將保護主義和道德文化問題視為干擾。甚至在就職典禮之前，特朗普的支持者之間就高技能知識型員工的簽證問題與文化民族主義限制主義的相對重要性展開了爭論。各政府支持者之間也存在著分歧。

然而，后自由主義美國思想的核心主張依然將所有人團結在一起：與其被排除在陣營之外，不如掌權并對自由主義和官僚體制采取果斷行動；與其在政策制定開始前就采取溫和態度，不如更加激進、更加有力地推進；至關重要的是推進一項議程，以應對經濟結構、文化領域和政治機構中顯而易見的自由主義過度傾向。即使存在分歧，例如道德文化保守派、反移民支持者和技術右翼之間的優先事項，仍有可能找到統一的共識。到目前為止，副總統的公開講話就是這種情況，他反復強調，通過一系列快節奏的早期媒體和演講活動來爭取隱性的政策一致性。

展望2025年

特朗普二世政府上任后的頭幾個月，并非一切都是后自由主義的，但遠超2024年11月的預期。激進反動政策的宣布和實施速度甚至超出了其支持者的預期。即使在外交政策領域，這個通常受國內意識形態發展影響最小、可識別的后自由主義思想家和相關領域專家人數也明顯最狹窄的領域，也見證了后自由主義傾向于收縮和脫離所謂的自由主義帝國的傾向全面顯現。

新任國務卿馬爾科·盧比奧宣稱，世界正在向多極世界秩序過渡，美國無意阻止這一進程，而本屆政府則大力推動盡快以和平方式結束俄烏戰爭（而不是像拜登政府那樣，堅持模糊地規定戰爭將持續到俄羅斯最終失敗）。副總統認為，拒絕建制自由主義是美國聯盟網絡中普遍存在的現象，他在2025年2月出席慕尼黑安全會議期間親自表達了美國對左翼自由主義政策的不容忍，同時聲稱歐洲國家作為搭便車客戶的角色將終結。在泄露的政府高級官員關于干預胡塞武裝襲擊也門附近紅海航道的通訊中，萬斯代表了正在演變的試探性后自由主義立場，即對歐盟建制持懷疑態度，同時在地緣政治上有所收斂，而政府中其他與后自由主義思想無關的人則采取了更國際化的路線。

事實上，這條特定的短信線索揭示了上述完整后自由主義框架的局限性，頗具啟發性。總統為其新內閣挑選的執政精英代表了各種各樣的立場，從老派的共和黨國家安全國際主義者，到非意識形態的特朗普支持者，再到對現狀全球秩序持后自由主義批評態度的人。后自由主義并非描述政府內部決策的唯一方式，但它無疑是一種主流趨勢。

本文不打算探討一個充滿活力的新政府在上任幾個月后可能采取的舉措。借鑒其他政府明顯奉行非自由主義政策取向和治理方式的經驗，行政部門極度活躍的情況很可能會持續，與反對派司法結構的對抗也可能會持續，因為后者是對抗行政部門的制度性阻力。即使面臨巨大的反制壓力，進一步按照保護主義路線重組經濟的嘗試仍將影響人們的思維方式。文化政策將繼續推進“反革命”行動（用活動家魯福的話來說），打擊那些被認為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大學和其他教育機構。對官僚機構的沖擊戰必將持續，盡管這位世界首富的個人作用很可能會減弱。道德文化保守主義與科技進步之間的搖擺之舞將在政府內外更廣泛的后自由主義聯盟中上演。

后自由主義同時包含多種含義。對某些人來說，它是政治天主教主義，或許是基督教民族主義。對另一些人而言，它是對現代性的批判，援引了保護主義、文化民族主義、反管理主義以及從全球（盡管可能不是西半球）帝國中抽身的古老傳統。還有些人則泛泛地用它來描述一種反對當代建制自由主義的反現狀立場。

就我們的目的而言，它涵蓋了所有這些，甚至更多，是對美國新政府激進反動意識形態基調的廣泛刻畫。許多人尚未接受“后自由主義”的標簽，但這種混亂而漸進的動態正是這些寬泛術語產生并進入政治詞匯的方式。簡單的命名啟發法很有吸引力，自2024年大選以來，新聞媒體和意識形態企業家對這一術語的接受度已大大提高。政府的走向尚待觀察，但后自由主義在美國最高政治職位上的嘗試確實沒有失敗，并且它至今仍在尋求廣泛的政治目標。

作者

朱利安·G·沃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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