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輩子第一次被人稱呼“同志”，是2018年12月10日午后。當時我坐北京到無錫的高鐵商務座，回家去。鄰座有位白寸頭穿軍大衣的老人。大概是兒女買的票，他對車上的許多細節(jié)不大懂，用方言問列車員：這個按鈕是干什么的？這個墊子是用來干啥的？如此云云。

商務座為圖安靜，列車員慣常不在車廂里，有事打招呼叫他們即可。那老人兩次要上洗手間，并沒叫人，獨自站起來——他站起來時，我才發(fā)現(xiàn)，他左手左腿似乎動不了，靠右手的四腳拐杖撐著，斜身走。我起身，扶著他：開門（移動門，站一刻即開，但他不知道，還在尋門把手）、開洗手間門，關洗手間門。等他上完洗手間了，彎腰沖水的事，我代勞了。

他很客氣，中間不停說謝謝，我遜謝幾句，彼此無事。

列車員因不在車廂里，看到我扶老人家出來才發(fā)現(xiàn)，事后也謝了幾聲。

老人在滁州站下車時，我扶他到車門口。

他回頭，對我說了一句：

“同志，謝謝你。”

同志這詞，我從小聽。老電影里字正腔圓的聲音，老連環(huán)畫里剛正不阿的英雄形象。多用此語。后來戰(zhàn)爭題材電視劇，對這個詞用得越來越少，而喜歡用“兄弟”之類詞的用意：的確，歷來對同志的用法，太剛毅了，所以說成“兄弟”，大概想顯得更人情味，更生動，更血肉連心。

我外公——他出生在1929年——跟我說過，他年少時，這個詞很光榮，亮堂堂。

“同志”二字對那年代的人，的確意味不同。1946年3月5日，葉挺將軍出獄第二天，給延安發(fā)電報。延安擬回電時，在“葉挺將軍”還是“葉挺同志”的稱呼間斟酌許久，最后如此稱呼：

“親愛的葉挺同志”。

孫文先生遺言“同志仍需努力”，也是這個意思。齊心合力，圖創(chuàng)理想，不是兄弟，不是同胞，是為同志。

而且寄托了別的意味。

現(xiàn)在我們知道，同志這個詞，在日常口語里，不太用了——哪怕用了，也有別的意思。

當初林奕華先生在港辦了個以LGBT為主題的電影節(jié)，其中文名定為“香港同志影展”。他的意思，該是取孫文先生“同志仍需努力”。的確LGBT一向弱勢，需要彼此協(xié)力，為LGBT的權益鼓呼。

但新意思流行、舊意思淡去，還有一重原因：

“同志”這詞原初意味，帶了一種獨特的年代氛圍感。

我小學的語文課本里，還保留著1980年代初質(zhì)樸和諧的審美：我國幅員遼闊，各族相親相愛，農(nóng)民伯伯勤勞勇敢，城市居民積極向上，春天萬物復蘇，夏天爛漫璀璨，秋天豐收圓融，冬天瑞雪紛紛；孩子們?nèi)绾稳槲灞衾蠣敔敀哐绾问敖鸩幻粒绾瘟⒅具h大……甚至連數(shù)學課本里，都會不經(jīng)意的編些諸如“紅星農(nóng)場秋天蘋果豐收，一共有30噸蘋果，問能載重2噸的3輛卡車需要多少次才能運完”，如此云云。那是一種互敬互愛、推心置腹、萬眾一心的審美。

多年以后，經(jīng)歷了些世情的我們，難免覺得，這種氛圍消散了。

“同志”這兩個字負載了太多那個年代的意味，所以這氛圍消散時，再要說，就覺得有些沉吧？

1990年代，有雜志報紙討論過當時社會對其他人的稱呼：師傅？聽來像在稱呼體力勞動者。先生？太生疏。

現(xiàn)在想，老師這稱謂恰好：不親不疏，還恰如其分地表達了尊重。

我印象里，老師這詞，最初是大城市文化圈里流行。我某個編輯說，最初他們是稱呼作者的——作者們普遍沒頭銜，叫先生太生疏，叫名字沒那么親昵；老師這詞，不分性別，表達了尊敬，而且是對文化的尊敬，挺好。

——上海司機有時叫老板，敬重的是您的腰包。紹興以前有段時候還反諷，有人叫你老板，你回一句“扳牢”，意思是咱不是老板。

——重慶出租車師傅對誰都叫老師。

日常叫老師，如果是前輩，表敬重，老師二字，跨性別，永不會錯。如果是平輩，老師可以表一點調(diào)皮、揶揄和小恭維，而且適合在第三人場合使用。

比如我和甲朋友見乙朋友，那么：

我（對乙）：甲老師上個月剛出了本新書，可棒了。

甲（對乙）：張老師每天就這么擠兌我，我寫可慢了。

但老師這詞用多了，又衍生點別的意思。比如，許多人明明不是老師，而且年紀也不大；稱呼一聲老師，既表敬重，又帶點借著賣萌透出親昵戲謔的味道。

比如，蒼井空蒼老師，這就精確地表出一種，既敬重，又親昵之感了。想想，如果沒有老師這個詞，我們要么直呼其名蒼井空，要么很生疏的蒼女士，偶或還有人表達遙不可及的蒼女神，那都不如蒼老師三個字，既敬重又親近還帶點戲謔。

所以“同志”的淡去，“老師”的浮起，也可算是兩個時代的交替。

前者代表著曾經(jīng)“萬眾一心不分你我”的時代氛圍。

后者是相對有個體邊界感、同時尊重知識的姿態(tài)。

當一個時代給予一個稱呼太深厚的意味時，如果想讓這個稱呼重歸其本初意味，也需要相應的時間：

畢竟這個詞承載了多久的過去，就需要相應的時間來重新沉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