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3日，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發表文章《一種數字化、高效率的戰爭模式》（A Digitized, Efficient Model of War），分析了當代戰爭中日益盛行的以數據化和效率至上為核心的作戰模式產生的風險。文章指出，這種模式將復雜的戰爭簡化為對敵人的一維數字表征，其背后不僅是對技術效率的盲目追求，更是一種微妙的制度性權力和控制的體現。隨著人工智能等自動化技術在未來沖突中日益普及，這種過度簡化的戰爭模式所帶來的風險——即混淆效率與功效、忽視戰爭的復雜現實——正變得愈發不容忽視。啟元洞見編譯整理了其中的核心內容，以供讀者參考。

戰爭的實施，正日益演變為一場與敵人的一維數字表征的對抗。

從烏克蘭到加沙的戰場，與過去二十年的諸多沖突相似，其顯著特征是廣泛運用空中資產、監視系統與計算能力以求取勝。精確制導武器和無人載具的普及，對訓練、后勤乃至專門負責目標搜索的組織架構提出了全新且嚴格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戰場的數據化與目標選擇的自動化，在歷經數十年“信息優勢”戰爭理論的演進后，已然達到了現代的頂峰。

然而，這一數字時代的作戰流程，其根基是極致優化與效率優先的信條。由此產生的戰爭模式，既是物理觀察的產物，也是數字建構的結果。它以流程為驅動，以技術為中心，并最終以“一切皆可計算”為前提。一種將效率置于首位的戰爭模式，不僅可能助長對實用主義與實際功效的漠視，更可被視為一種行使制度性權力與控制的巧妙掩護。本文分析了在自動化與人工智能應用需求日增的背景下，被過度簡化的戰爭模式的風險。

（高效）戰爭，何善之有？

（Efficient）War, What is it Good For? [1]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大規模計算的普及催生了一種組織文化，即通過尋求普適性規律來駕馭復雜性，并深度依賴量化與數據處理。各組織機構，包括軍隊在內，都期望通過篩選和運用其認為最恰當的數據與處理方法，來獲得競爭優勢。其核心假設在于，利用此類技術能提升效率、優化任務。然而輕率地依賴這些技術潛藏著巨大風險。例如，大語言模型（LLM）及其衍生產品已多次被證明會產生不可靠的答復。

在軍事領域，對數字表征力量的信奉源遠流長，但其內在風險的警示也從未間斷。數字時代的技術進步，旨在為軍事行動者提供一套高效的解決方案，以期節約時間、人力乃至生命與財富，從而達成戰略目標。通過在可重復的流程框架內運用數字表征，能夠實現作戰優化并最大限度減少“戰爭摩擦”。這一模式效仿了私營部門在激烈市場競爭下的邏輯。因此，計算技術雖被置于現代戰爭的核心，其效率驅動所帶來的深遠后果卻常被低估。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戰爭模式的根基早在數字計算機誕生前便已奠定，當前對計算的依賴，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加速了既有的思維定勢。

早在20世紀20年代，空權論者便試圖證明，通過系統性轟炸敵方工業基礎設施即可贏得未來戰爭。然而，對二戰戰略轟炸的評估表明，若無地面戰役的配合，其本身難以取得決定性勝利。到了六七十年代，美國空軍將此構想與數字計算能力相結合，在越戰中運用傳感器數據處理來打擊北越補給線，但這個昂貴且技術復雜的項目收效甚微，且易于被敵方在地面欺騙。盡管缺乏確鑿證據表明系統性目標選擇能帶來實在戰果，但至冷戰末期，北約已建立起一套完備的戰場信息采集與處理能力，用以數字表征戰場，并固守著一套旨在系統打擊蘇聯軍隊、后勤及其戰略縱深的作戰理論。

隨著時間的推移，由此產生的“空地一體戰”理論演變為后來廣為人知的“軍事事務革命”，并成為貫穿反恐戰爭始終的現代軍事理論基石。“沙漠風暴”行動被視為該理論的成功試驗，美軍對關鍵節點和決策者的精確打擊被認為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技術優勢帶來速戰速決、低傷亡的承諾極具誘惑力：在海灣戰爭中，美軍精確制導彈藥占總投彈量的8%；在科索沃，這一比例為29%；而到2003年伊拉克戰爭，該數字已飆升至68%。

然而，美國軍事霸權的所謂“黃金時代”更像一個虛假的黎明。在隨后的二十年里，同樣的方法論反復暴露出其內在缺陷。通過打擊敵人的數字表征能否取得戰略勝利，至今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例如，在伊拉克戰爭中，旨在清除伊高層的精確打擊行動不僅未能達成目標，反而造成上百名平民的附帶傷亡；在阿富汗，對叛亂活動進行的工業化規模打擊，也未能從根本上削弱其卷土重來的能力。即便以色列在加沙使用了人工智能輔助的目標選擇系統，到2023年底造成的破壞程度也堪比1945年廣島原子彈爆炸的兩倍。而伴隨這類規模化“精確打擊”的平民傷亡、附帶損害和輿論反噬，卻往往被選擇性地忽視了。

在烏克蘭，目標打擊扮演著一種輔助性角色，其表演與支撐意義或許大于其獨立擊敗依賴數量優勢的俄軍的實際作用。但這種戰法契合了西方對戰爭制勝因素的文化預期——一種由工程主導的創新和經濟競爭驅動，而非領土防御或征服的文化。從戰場的數字表征中，誕生了經由海量信息和復雜算法處理的目標。在經濟、技術期望和效率承諾的共同驅動下，傳統觀念極度推崇速度與效率的敘事。然而，問題在于，為何這種模式未能促使俄軍防線崩潰或哈馬斯投降？對技術監視的巨大投入，其最終成果似乎仍只能用雙方的傷亡和物資損耗來衡量。與理論的宏大愿景相反，精確打擊本身，尚未找到數據驅動軍事概念所承諾的那個“重心”（Schwerpunkt）。

毫無意義（控制除外）

Absolutely Nothing（Except Control）

歷史學家西蒙·溫切斯特（Simon Winchester）曾指出，對精確（precision）而非準確（accuracy）的偏好，意味著“結果未必能反映期望終點的真實價值……準確忠于意圖，精確忠于自身。”一塊走時不準但計時極度精確的瑞士手表便是絕佳例證。隨著新技術和組織指令的介入，精確與準確、效率與功效之間的界限變得愈發模糊和復雜。

推而廣之，西方對技術和戰爭的態度，深受科技探究中實證主義（positivist）思想的影響。這種思想傾向于將戰場主要通過可測量、可觀察的數據進行數字建構，并假定其代表的實體遵循著某種固定的、普適的法則。數據隨后通過線性流程被轉化為一個可辨識的數字世界，而非試圖去詮釋沖突本身這一復雜的物理現象。其背后潛藏著一種文化預設，即認為人類的主觀性可以通過依賴更“原始”、因而也更“客觀”的數據來規避。然而，戰爭不可避免地兼具物質與社會雙重屬性，其進程受到傳感器（無論多么精密）無法捕捉的力量所影響，這些力量憑直覺可知，卻被數字系統所忽略。

由這種系統生成的目標，其背景被完全剝離，僅僅是基于系統當下可用數據所構建的產物。目標如何進入系統的視野，變得既不可知也無關緊要。這種對不可測量、不可觀察因素的排斥，最好通過將目標選擇過程理解為一個社會技術系統來解釋。在此視角下，目標選擇機制不僅是在生成關于戰場的知識，其本身就是一種控制機制。正如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言：“任何大型社會過程或事件，都遠比我們為之設計的任何模式要復雜得多。”美國及其盟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短暫嘗試的“人類地形小組”便是一個富有啟發性的案例。這些小組旨在收集文化知識等定性信息以輔助作戰決策，但隨著沖突日益由遠程監視和目標打擊主導，這些難以量化的洞見，因與既有的、高度流程化的知識聚合范式相悖，最終被邊緣化。這種選擇性忽視究竟排除了哪些對勝利至關重要的知識，我們不得而知。但這種高度數據化的對手表征，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們自身的軍事組織，并驅動著關于“如何戰”與“用何戰”的決策，深刻揭示了這些內在偏好對我們作戰實踐的支配程度。

效率本身即為目的

技術可以服務于更廣泛、有時甚至是隱性的目標。它既可以作為通向軍事勝利的中立、理性工具，也同樣可以成為施加制度控制的管道。這一點常被“效率”這一技術發展的核心驅動力邏輯所掩蓋。

軍事理論家馬丁·范·克里維爾德（Martin Van Creveld）將效率（時間與勞動的優化）與功效（達成特定戰爭目標的能力）并置，并指出兩者遠非互補，實則相互沖突。他在批判五角大樓普及電子郵件的浪潮時一針見血地指出：

“最初引入計算機并將其聯網，是為了處理管理現代軍隊與戰爭所需的海量信息。然而，計算機與網絡一旦存在，其本身又催生了需要處理的信息量的劇增……這形成了一個沒有明確邏輯終點的升級螺旋。理論上，目標是達到唯有技術能及的完美。實踐中，人們日益清楚，這一目標只有在已無物可臻于完美時方能實現。”

與“市場”或“官僚體制”相似，自動化與人工智能的危險，并不在于它們會因產生自我意識或惡意而變得致命，而在于其使用者會因一條缺乏深思熟慮的路徑依賴，而不可逆轉地受制于它們。效率的目標最終變成了效率本身，它不再服務于務實的組織目標，而是異化為一種新的教條。作為一個沒有終點的目標，它也成了掩蓋其他組織目標的完美護盾——包括經濟學家丹·戴維斯（Dan Davies）所稱的“責任沉沒”（accountability sinks），即將人類對結果的責任巧妙地轉嫁給技術或流程。

結論：技術與可觀測數據的局限

支撐現代沖突的目標選擇邏輯，掩蓋了無數矛盾與不協調的目標。它既源于一種控制混亂戰場的理性卻不切實際的欲望，也源于施加制度控制的沖動。這種本能傾向于依賴技術來削平復雜性，包括敵我雙方的人類能動性與因果鏈條，其后果可能極具破壞性。對優化的無盡渴求，導致軍隊將效率與熟練度混為一談，并采納一種科學主義的戰爭觀，從而冒著為追求更精細的數字表征而忽視戰爭實體需求的風險。

認識到主流觀念對技術在戰爭中作用的理解深受實證主義影響，有助于我們看清目標選擇的局限性，以及進一步應用算法的現實危險。一種由西方工程技術主導的哲學方法，不允許我們探究敵人“為何而戰”，只關心“他們確實在戰斗”以及“他們必須被構建為一個可供打擊的目標系統”。當這些偏好被固化在技術與日益“黑箱化”的軟件中時，其根源便愈發難以追溯。軍事與國防領域正投入巨資整合人工智能工具，以增加數據處理量來提升精確度，但這是以犧牲戰役意圖為代價嗎？關于數據如何進入算法并生成目標的討論被有意回避。歷史偏好限制了對目標選擇后果的深入探索。于是，辯論被局限于精確武器的戰術局限，而非對目標選擇本身進行系統性質疑，盡管它在控制整個軍事組織與實踐中扮演著核心角色。軟件表征的敵人與真實戰場上的敵人之間的鴻溝，就在這場對控制與優化的無盡追逐中，被徹底忽略了。

戰爭的實施，正日益演變為一場與敵人數字表征的對抗。隨著目標選擇將戰爭從實體戰斗不斷抽象為官僚流程，我們對敵人的理解也被技術所中介。這種源于工程學的、對敵人的算法化表征，注定將永遠存在，因而也永遠無法被真正擊敗。那么，我們應如何改變審視戰場的哲學視角？本文旨在揭示，目標選擇過程不僅是尋找敵人的手段，更是在尋求對自身組織與戰場的雙重控制。效率與控制已被等同于功效，并淪為自身的目的。軍隊是否有可能認識并克制其“將人塞進機器，而非將機器融入人類處境”的固有傾向呢？

免責聲明：本文轉自啟元洞見。文章內容系原作者個人觀點，本公眾號編譯/轉載僅為分享、傳達不同觀點，如有任何異議，歡迎聯系我們！

轉自丨啟元洞見

研究所簡介

國際技術經濟研究所（IITE）成立于1985年11月，是隸屬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非營利性研究機構，主要職能是研究我國經濟、科技社會發展中的重大政策性、戰略性、前瞻性問題，跟蹤和分析世界科技、經濟發展態勢，為中央和有關部委提供決策咨詢服務。“全球技術地圖”為國際技術經濟研究所官方微信賬號，致力于向公眾傳遞前沿技術資訊和科技創新洞見。

地址：北京市海淀區小南莊20號樓A座

電話：010-82635522

微信：iite_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