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張培生，這個名字也是源自網絡流傳，我們無法確知這位宿管大爺的具體信息。他從哪里來、家里有哪些人、有怎樣的人生故事，我們只能通過他愛貓的細節，來猜測他是個有愛心的大叔。谷雨實驗室做了一篇《在夏日，紀念一位普通的宿舍管理員》，寫到了他的點滴，“有同學記得大爺和她一起找過遺失的畢設論文，也有人記得大爺在畢業時幫自己搬行李，還有人去看演唱會錯過宵禁，不得已敲醒大爺的窗戶，張培生關切的問：怎么這么晚才回來啊？”

他倒在這個夏天，生命停留在58歲，因為高溫。悲傷的是，“他去世前一天，學校開始在宿舍區安裝空調，青島大學計劃今年在宿舍區全面安裝空調，已完成采購7217臺。”

青島大學無疑應該為此事擔責，我心生怨懟，但又難以憤恨。近萬臺空調的采購、安裝，不是一個小數字，校園管理者同樣需要在有限的資金中精打細算。我也無法因管理者辦公室里裝著空調，便覺得他們毫無人性，利己只不過是基本的人性，我無法用圣人的標準來要求他人，那不現實，更不可行。反而可能催生出一幫天天喊著高大上的口號，轉身干著齷齪事的兩面派，那才可悲。

我也不敢貿然用階層視角來審視個案。階層天然存在，有先天因素，有后天環境，有個體差異，有結構性問題，我無法因一個悲劇而投身斗爭論或沖突論。仿佛砸碎一個高高在上的階層，便能全民大碗喝酒大塊吃肉。歷史已經多次證明，這種烏托邦的幻想，最終往往帶來更大的悲劇。有朋友痛斥貧富分化，宿管大叔張培生這樣的低收入者不得不面對惡劣的工作環境，而在上海人均800的餐廳晚餐竟要預約排隊等二十多天才能等到。她感嘆“貧富差距如此大的社會，不再共情弱勢群體的社會”。

我想換個角度，我不太想用以上這種文學敘事來分析。上海的高端餐廳與底層的貧困生活并不存在邏輯上的關聯，更要警惕這種思維方式下的削富濟貧。無論大城市“看不見的頂層”如何紙醉金迷，只要是合法所得，都該保護甚至鼓勵。消費是經濟動力，遙遠的哭聲和遙遠的歡笑始終存在，貧富差距始終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才有經濟流動性。但貧富差距又不能太大，貧者無立錐之地，不僅危險，更無人性。

貧富差距索性交由“看不見的手”來調節，“看得見的手”需要做的是，保障每個人在看不見的手面前，足夠公正。并且需要提供基本的兜底機制，我看過一個數據，我國每年因為中暑，尤其是熱射病去世的人大約有300人，死于高溫導致相關的并發癥死亡大約4000人，如果把高溫與死亡相關聯，這個數字可能達到數萬人。而中暑所荼毒的，往往是需要在高溫環境下工作的人，他們常常是底層人員。盡管有高溫補助，可高溫高濕環境難以避免，每一例在工作環境下的中暑死亡，都是我們的恥辱，我們應該怎樣提供更好的勞動保障措施，這是每個掌握相關權力的人，都需要反思和解決的事。

再說回青島大學，無論宿管大叔張培生是不是外包員工，他是否真的被欠薪？他的工作環境到底是否是由逼仄的儲藏室改造而成？這些追問具體而有價值，如果一個外包公司欠薪，這樣的乙方有什么資格被采用，如果值班室由儲藏室改建，這樣不通風的環境是否不夠人道？追問更加細節的問題，不要陷入情緒中，發現和解決問題，才是還宿管大叔最基本的正義，哪怕已經遲到。

我們依然應該紀念他，那個愛貓的、熱心的、和善的宿管員永遠離開了我們。生命的逝去永遠值得悲傷，任何一場非正常死亡都該反思。我們需要的不是對弱勢群體的共情，而是對每個人的基本尊重。銘記點什么，改變點什么，他叫張培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