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政委郭于瑋 何帆(魯政委系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貨幣政策
當前,穩定銀行體系凈息差成為貨幣政策持續關注的因素,而穩息差的“難點”和“堵點”主要出現在商業銀行負債端。那么,近年來的歷次政策利率調整,向銀行負債成本的傳導效率如何?未來如何進一步提升傳導效率?
2020年以來,銀行負債端成本下行幅度遠小于資產端收益率,也明顯低于政策利率下行幅度。2024年,上市國有大行和股份行的計息負債成本率為2.07%,與2019年相比僅下降21bp,同期生息資產收益率下行78bp,7天逆回購利率下行100bp。
從政策利率下調向銀行各類負債的傳導效果來看,存款成本的傳導效率最低,同業存款和應付債券的傳導效率相對較高。
存款成本方面,2019年至2024年,存款成本長期保持在1.90%-2.00%之間,主要是由于存款利率下調幅度低于貸款利率、存款定期化、存款“手工補息”等原因。規范存款手工補息后,企業存款成本有所下行,但企業存款定期化比例再度上升。
同業負債成本方面,上市銀行同業負債成本和DR007走勢大多數時期較為一致。2022之后,同業負債成本開始明顯高于DR007,主要是同業存款出現了定期化、期限拉長趨勢。2024年報顯示,同業存款定價自律后,同業存款的定期化比例可能進一步提升。
應付債券成本方面,上市銀行應付債券的付息成本和3年AAA商業銀行普通債的收益率走勢較為一致,和資產收益率下行幅度也較為相當。不過,由于商業銀行債券的期限較長,在2024年債券利率下行較快的時點,應付債券付息成本的下行滯后于債券利率下行。
對比其他經濟體銀行業在低利率下的經營環境,我國銀行業當前面臨兩大不同條件,對負債成本下行形成了制約:一是更嚴重的存款定期化,不僅居民存款定期化,企業存款、同業存款的定期化比例都在進一步上升;二是面臨更嚴格的監管指標,巴塞爾III下更嚴格的監管指標,加劇了拉長資產久期和降負債成本的矛盾。
從后續的政策應對來看,可以從以下方面入手,推動負債成本下行:一是繼續推動定期存款利率相較于貸款利率的更大幅度下降,或簡并定期存款利率檔次。2016年以來,1年期存款掛牌利率累計下行幅度低于1年LPR,需要補調50bp左右。二是下調存款利率上限,探索構建存款利率上限與LPR聯動的機制。存款利率上限僅在2021年進行了調整,此后保持不變。三是適時調整利率風險監管指標。建議盡快依據巴塞爾委員會2024年7月更新后的規則,下調銀行賬簿利率風險中對于人民幣利率的沖擊幅度假設。
當前,穩定銀行體系凈息差成為貨幣政策持續關注的因素,而穩息差的“難點”和“堵點”主要出現在商業銀行負債端。由此,降低銀行負債成本成為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關鍵節點。
那么,近年來的歷次政策利率調整,向銀行負債成本的傳導效率如何?未來如何進一步提升傳導效率?
一、銀行負債成本的走勢和結構
自2020年以來,政策利率多次下調,銀行資產端收益隨之下行,而負債端成本率下行幅度遠小于資產端收益率,這是近年來銀行凈息差持續收窄的主要原因。從上市國有大行和股份行生息資產收益率和計息負債成本率走勢來看,2024年,生息資產收益率和計息負債成本率分別為3.52%和2.07%,與2019年相比,生息資產收益率累計下行78bp,而計息負債成本率僅下行21bp。在此期間(2020-2024年),7天逆回購利率累計下調100bp,1年LPR和5年LPR分別累計下調105bp和120bp。
從銀行負債主要分項的成本走勢來看,應付債券的成本持續下行,但同業負債成本和存款成本均出現了階段性的上升。2020年至2024年,銀行應付債券的平均成本下行了82bp,和資產端收益率的下行幅度較為相當;對比來看,同業負債成本自2022年下半年至2024年上半年出現上行,存款成本則自2021年下半年至2023年上半年出現上行,此后轉為下行。
從負債結構來看,國有大行2024年以來同業負債占比有所上升。從上市國有大行和股份行的負債結構來看,國有大行存款占比多數超過70%,而股份行存款占比多數在60%-70%左右;國有大行同業負債占低于股份制銀行,但自2024年以來,國有大行同業負債占比(不含NCD,下同)已經從11%左右提升至13%左右,而股份行同業負債占比反而從18%左右下降自17%左右。在同業負債的構成中,多數銀行同業存款占比在60%-80%,其余為拆入資金和回購融入。
二、央行政策利率和銀行負債成本的關系
2.1 政策利率和存款成本
2015年之前,貸款基準利率和存款基準利率作為我國銀行體系的主要基準利率,通常同步下調,因而政策利率向商業銀行存款成本的傳導較為直接。2015年之后,存款掛牌利率累計下調幅度不及貸款利率,而存款定期化等現象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貨幣政策傳導效率。
2016年至今,存款掛牌利率累計下調幅度低于LPR,1年存款掛牌利率和1年LPR的下調幅度累計相差50bp。2016年至2020年,存款掛牌利率和存款利率上限未進行調整。在此期間,LPR經歷了報價機制改革和數次下調。2021年6月,自律機制將存款利率的上限決定方式由存款基準利率的倍數改為加點;2022年4月開始,存款掛牌利率掛鉤10年國債和1年LPR,2022年9月,存款掛牌利率自2015年10月之后首次下調。自2022年至2025年上半年,7天逆回購利率和1年LPR累計下調80bp,1年存款掛牌利率下調80bp,和政策利率下調的幅度相當。不過,若計算2015年至2022年期間各類利率的累計下調幅度,1年LPR累計下調130bp,而1年存款掛牌利率僅累計下調80bp,二者相差50bp。
從實際存款成本來看,由于存款定期化現象、存款“手工補息”等行為存在,2019年至2024年,存款成本長期保持在1.90%-2.00%之間。其中,盡管2021年開始,存款利率上限和掛牌利率先后下調,2021年至2023年,定期存款成本持續保持在2.80%左右,主要是企業定期存款成本上行;2024年,規范存款“手工補息”后,定期存款成本較2023年下降20bp至2.60%。從活期存款成本來看,2017年以后,平均活期存款成本出現了持續上升的現象,2023年下調協定存款、通知存款利率上限后,活期存款成本才轉為下行。
從存款定期化影響來看,定期存款占比每提升1個百分點,對存款成本的影響大致為2bp,每年影響5bp左右。2015-2016年,存款出現了階段性的活期化現象,帶動存款成本下降;2017年之后,存款再度走向定期化,且持續至今。2021年以來,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成本相差大約1.90%,定期存款占比每提升1個百分點,平均存款成本提升2bp。從信貸收支表口徑的存款結構來看,2021年以來,定期存款占比每年提升2-3個百分點,因而,每年存款定期化對銀行業存款成本的影響約為5bp。
2.2 政策利率和金融市場融資成本
上市銀行同業負債成本和DR007的走勢在大多數時期較為一致,但2017-2018年、2022-2024年,二者走勢兩次出現背離。2017年至2018年,在金融去杠桿、資管新規發布期間,銀行存款類機構存款、非銀存款先后出現規模下降,同業負債成本明顯高于DR007。2022年之后,銀行同業負債平均成本再度相較于DR007出現明顯偏離。
自2022年開始,同業存款出現了定期化趨勢,且平均期限拉長;同業存款定價自律后,同業存款的定期比例進一步提升。這可能有兩方面原因:一是2022年現金管理類產品整改、可以配置的NCD期限縮短,長久期同業存款在彼時扮演了替代作用;另一方面,隨著中長期貸款持續投放、政府債發行期限拉長,國有大行銀行賬簿利率風險指標壓力上升,銀行對長久期負債的需求持續上升。2024年11月末,自律機制規范非銀存款定價后,非銀活期存款參考7天逆回購利率定價。根據上市銀行2024年報披露,2024年全年的同業負債成本為2.38%,較2024年上半年下降16bp,不過,同業存款中的定期存款占比進一步提升。
上市銀行應付債券平均付息成本和商業銀行債券收益率曲線的走勢較為一致。從上市銀行應付債券的付息成本來看,和3年AAA商業銀行普通債的收益率走勢較為一致。需要指出的是,商業銀行報表顯示的應付債券付息成本,是存續債券的平均付息成本,因而相較于市場利率存在一定的滯后性,在2024年債券收益率下行較快的時點,付息成本的下行滯后于債券收益率曲線。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盡管2022年之后存款掛牌利率下調,但平均存款成本較為剛性,保持在1.90-2.00%的水平;而同業負債同樣出現了定期化現象、應付債券成本率下行則存在重定價相對緩慢的制約,導致銀行的計息負債平均成本率并未跟隨政策利率下行、甚至一度上行,2024年,上市銀行的計息負債成本率為2.07%,基本與2021年持平。
三、推動負債成本下行的政策應對
與其他經濟體的銀行業在低利率環境下的經營情況相比,我國銀行業當前面臨兩大不同條件,對負債成本下行形成了制約:一是更嚴重的存款定期化,不僅居民存款定期化,企業存款、同業存款的定期化比例都在進一步上升;二是面臨更嚴格的監管指標,巴塞爾III下更嚴格的監管指標,加劇了拉長資產久期和降負債成本的矛盾,相關規則于近年來才逐步落地,這是其他國家銀行業在低利率時期并未經歷的。
從后續的政策應對來看,可以從以下方面入手,推動負債成本下行:
一是繼續推動定期存款利率相較于貸款利率的更大幅度下降,也可以簡并定期存款利率檔次。2016年以來,1年期存款掛牌利率累計下行幅度低于1年LPR,二者仍相差50bp左右,需要進一步加大定期存款利率的下調幅度。
二是下調存款利率上限,探索構建存款利率上限與LPR聯動的機制。存款利率上限僅在2021年進行了調整,此后保持不變。后續可以通過下調存款利率在存款基準利率上的加點幅度,或者下調存款基準利率,推動銀行實際存款成本的下行。
三是適時調整利率風險監管指標。我國銀行業在巴塞爾III下面臨較為嚴格的流動性和利率風險監管指標,銀行資產端拉長久期和負債端降低成本之間存在矛盾。在超長期國債、地方政府債務置換債券持續發行的背景下,銀行資產端久期拉長,為了滿足最新的利率風險和流動性指標,對長久期負債的需求存在剛性。各類負債普遍的定期化,反映了這種矛盾。建議盡快依據巴塞爾委員會2024年7月更新后的規則,下調銀行賬簿利率風險中對于人民幣利率的沖擊幅度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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