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秉君（華語智庫高級研究員、新華社瞭望智庫特約軍事觀察員）

一架 B-2 轟炸機在測試中投下了一枚 GBU-57/B 巨型鉆地炸彈（MOP）。USAF

2025年 6月21日至22日 ， 美國空軍出動7架B-2 “ 幽靈 ” 隱形轟炸機 ， 向伊朗的福特沃德和納坦茲核設施投下了 14 枚? 3 萬磅重的 GBU-57/B 巨型鉆地炸彈（MOP），這次 代號為“午夜之錘”的 襲擊 ， 標志著 MOP 自2010年代初服役以來首次投入實戰使用。 此次行動不僅讓GBU-57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更暴露了美國空軍對其升級 迭代 的迫切需求——就在行動后不久，美國空軍發布合同通知，明確要求為GBU-57研發新型戰斗部、擴展組件生產來源，并同步推進其替代型號 “ 下一代穿甲彈 ” （NGP）的研發。這一系列動作背后，既是對實戰經驗的總結，也是對未來戰略威脅的前瞻布局。

一名美國空軍成員正在檢查一架部分組裝的 GBU-57/B，該炸彈明顯缺少尾翼套。 美國空軍

一、研發背景：從“快速反應”到“非核威懾”

GBU-57/B的誕生，本質上是美國軍方對 “ 深層地下目標打擊需求 ” 的直接回應。21世紀初，全球范圍內地下軍事設施、核設施的建設進入高潮：伊朗在福爾道山體中深挖核濃縮工廠，朝鮮在東倉里等地修建地下導彈發射井，中國和俄羅斯也在擴建用于保護指揮中心、戰略武器的深層地下工事。這些目標通常覆蓋數十米厚的鋼筋混凝土或巖石層，傳統鉆地彈（如2000磅級GBU-28）的穿透深度和爆炸威力已難以滿足需求。

在此背景下，美國國防威脅減少局（DTRA）與空軍于2002年啟動GBU-57的研發計劃，將其定位為 “ 快速反應能力 ” 項目——即繞過傳統武器研發的冗長流程，直接基于現有技術快速迭代，以應對緊迫的戰略威脅。2007年，首枚原型彈完成測試；2010年代初，GBU-57正式服役，成為當時全球威力最大的常規鉆地彈。

從技術參數看，GBU-57的 “ 巨型 ” 屬性堪稱 “ 暴力美學 ” 的代表：全重30,000磅（約13.6噸），彈長6.2米，彈徑0.8米，戰斗部僅含約20%的高爆炸藥（約2.7噸），其余重量由高強度鋼質彈體構成——這種設計使其能以超音速撞擊目標時，保持彈體結構完整，穿透至少60米厚的鋼筋混凝土或150米厚的松散巖層。其制導系統采用GPS輔助慣性導航（INS），理論精度在最佳條件下可達米級，確保能精確命中地下設施的通風口、豎井等關鍵節點。

值得注意的是，GBU-57的研發從一開始就被賦予 “ 非核威懾 ” 的戰略意義。2000年代，美國曾考慮對伊朗核設施使用B61系列戰術核彈，但核打擊的政治和人道代價過高。GBU-57的出現，為美國提供了 “ 用常規武器實現類似核打擊效果 ” 的選項——既能摧毀深層目標，又避免核戰爭風險。這一設計目標在2025年伊朗行動中得到驗證：五角大樓明確表示，選擇GBU-57正是為了 “ 在不升級沖突的前提下，癱瘓伊朗核能力 ” 。

衛星圖像顯示了 2025 年 6 月 21 日至 22 日夜間美國空襲后 MOP 對 Fordow 的影響點。 衛星圖像 ?2025 Maxar

二、 實戰效果：精準打擊的“高光”與破壞局限的“隱憂”

2025年6月的 “ 午夜之錘行動 ” ，是GBU-57的首次實戰檢驗。根據美國軍方公開信息，12枚MOP由B-2隱形轟炸機投送，全部命中福爾道核設施的預定目標。每枚炸彈通過 “ 精心編程的引信 ” 控制爆炸時機，有的在穿透至目標內部后延遲引爆，有的在關鍵樓層觸發，最終形成 “ 分層破壞 ” 效果。衛星圖像顯示，目標區域出現多個深達數十米的彈坑，部分隧道入口被完全摧毀。

此次行動的 “ 高光點 ” 集中在兩點：其一，打擊精度遠超預期。盡管伊朗可能對GPS信號實施干擾，但MOP的INS系統仍確保了CE90（圓概率誤差90%）在2.2米以內的精度，12枚炸彈全部命中預設的兩個撞擊點，形成 “ 接力鉆地 ” 效果——前一枚炸彈炸開缺口，后一枚沿同一軌跡深入，最終穿透至地下設施核心區域。其二，引信技術的成熟應用。MOP的引信能根據目標材質（巖石、混凝土、空氣層）自動調整引爆時機，部分炸彈甚至實現了 “ 計數樓層 ” 功能，確保在地下設施的關鍵層（如濃縮鈾離心機所在層）爆炸，最大化破壞效果。

然而，實戰也暴露了GBU-57的局限性。首先，破壞效果存在爭議。盡管五角大樓稱行動 “ 成功推遲伊朗核計劃1-2年 ” ，但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指出，伊朗可能在 “ 幾個月內 ” 恢復濃縮活動——這暗示MOP未能徹底摧毀地下設施的核心設備（如離心機），僅破壞了部分上層結構或通道。其次，載機與彈藥的 “ 數量瓶頸 ” 凸顯：B-2轟炸機每次僅能攜帶2枚MOP，執行福爾道任務需多架次出動；未來B-21隱形轟炸機預計每次僅能攜帶1枚，若打擊多目標或高價值目標群，需大量飛機協同，效率低下。此外，MOP的 “ 無動力投放 ” 特性要求載機必須飛臨目標上空，即使B-2具備隱身能力，在面對先進防空系統（如S-400）時仍存在風險。

更關鍵的是，實戰讓 其他大國及 潛在對手獲得了MOP的關鍵參數（如撞擊角度、引信邏輯、穿透能力）。伊朗在行動后公開表示，將 “ 升級地下設施的防護標準 ” ，包括增加混凝土層厚度、采用吸能材料、分散核心設備布局等。這意味著，現有MOP的威懾力可能隨對手反制措施的升級而快速下降。

2011 年的簡報幻燈片，以圖形方式描述了遠程打擊系列系統的要素，包括具有遠程能力的下一代穿甲彈 （NGP） 和遠程對峙 （LRSO） 核武器巡航導彈。 美國空軍

三、雙重驅動：美國空軍加速推進研發新彈頭和替代型號

美國空軍對GBU-57的升級需求及NGP的研發計劃，本質上是對 “ 技術局限 ” 與 “ 戰略壓力 ” 的雙重回應。

（一）技術局限：現有MOP難以應對“更硬、更深、更智能”的目標

首先是引信技術的瓶頸。盡管MOP的引信在伊朗行動中表現良好，但其對 “ 復雜地下結構 ” 的適應能力仍有限。例如，若目標包含多層空洞（如地下指揮中心的通風層、設備層、核心層），現有引信可能無法準確識別核心層位置；若目標采用 “ 分散式布局 ” （核心設備分布在多個子通道），MOP的 “ 單點鉆地 ” 模式破壞效率將大幅下降。美國空軍在合同通知中明確要求研發 “ 空腔感應引信 ” 和 “ 樓層計數引信 ” ，正是為了突破這一限制——前者能檢測彈藥進入的空間大小（如判斷是否進入主廠房），后者能通過震動頻率或加速度變化 “ 數層數 ” ，確保在正確深度引爆。

其次是載機與彈藥的適配性問題。MOP的重量（30,000磅）和尺寸（6.2米長、0.8米直徑）使其僅能由B-2和測試中的B-52攜帶，未來B-21雖計劃兼容，但每次僅能攜帶1枚。這種 “ 大而重 ” 的特性限制了打擊靈活性——若需同時打擊10個目標，需10架B-21出動，而F-35等戰術飛機因彈艙尺寸限制完全無法攜帶。因此，美國空軍在NGP研發中明確要求 “ 彈頭重量22,000磅或更少 ” ，目的是適配更多載機（如B-21內部彈艙、甚至未來的無人轟炸機），提升打擊效率。

最后是抗干擾能力的不足。MOP依賴GPS/INS制導，在GPS信號被干擾或拒絕的環境中，其精度可能從米級下降至數十米級。伊朗行動中，盡管美國通過電子戰壓制了部分干擾，但未來面對俄羅斯或中國的 “ 綜合電子戰體系 ” ，MOP的制導可靠性將面臨更大挑戰。因此，NGP的技術要求中特別強調 “ 在GPS降級或拒絕環境中實現CE90≤2.2米 ” ，可能引入慣性導航增強技術（如激光陀螺）、視覺導航（通過彈載攝像頭匹配地形）或多模制導（融合GPS、INS、毫米波雷達）。

（二）戰略壓力：對手地下設施“軍備競賽”反推能力升級

美國空軍參謀長大衛·奧爾文在參議院聽證會上直言： “ 這不是一個靜態的環境。既然我們證明了MOP的成功，潛在對手必然會調整防御措施。 ” 當前，全球主要國家的地下設施建設已進入 “ 第三代 ” ：

伊朗：在福爾道核設施中，隧道入口采用 “ 迷宮式設計 ” ，主廠房被50米厚的花崗巖覆蓋，內部通道填充吸能材料（如泡沫混凝土），核心設備分散至多個子洞穴。

朝鮮：擴建東倉里、順天等地下導彈基地，部分發射井深度超過200米，頂部覆蓋多層鋼筋混凝土+花崗巖復合結構，并配備快速密封門，防止鉆地彈 “ 接力穿透 ” 。

中國與俄羅斯：中國在南海島礁、西北高原建設地下機場和潛艇洞庫，部分設施入口采用 “ 山體偽裝+電磁屏蔽 ” ；俄羅斯則在西伯利亞、加里寧格勒修建 “ 核指揮中心 ” ，地下深度達300米，配備抗核爆沖擊波的結構設計。

這些升級后的地下設施對鉆地彈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僅要穿透更深（如300米以上），還要具備 “ 多向打擊 ” （從不同角度鉆地）、 “ 智能毀傷 ” （識別并摧毀關鍵設備）的能力。現有MOP的 “ 直上直下 ” 鉆地模式和 “ 接觸式引信 ” 已難以適應，必須通過升級引信、優化彈體結構（如采用更堅硬的鎢合金）或開發 “ 動力鉆地彈 ” （通過火箭助推增加撞擊速度）來應對。

此外，美國的戰略重心從 “ 反恐戰爭 ” 轉向 “ 大國競爭 ” ，也推動了對NGP的需求。在亞太或歐洲方向，若與中國或俄羅斯發生沖突，美國需要對其地下指揮中心、戰略導彈發射井等 “ 高價值目標 ” 實施快速打擊。此時，MOP的 “ 載機依賴 ” （需B-2/B-21冒險突防）和 “ 打擊效率低 ” （單次僅能投送2枚）將成為短板，而NGP若具備 “ 動力對峙能力 ” （如加裝火箭助推器，射程達數百公里），則可讓載機在防區外發射，大幅提升生存能力。

來自硬目標空隙感應引信 （HTVSF） 計劃的圖表，該計劃側重于為小于 MOP 的掩體破壞炸彈開發高級引信。 美國空軍

四、連鎖反應：美國空軍的這一決策將產生多重影響

美國空軍對GBU-57的升級及NGP的研發，不僅是單一武器的更新，更可能引發技術、戰略與地區安全層面的連鎖反應。

（一）技術層面：推動鉆地彈向“智能化、多用途化”發展

GBU-57的升級需求（如新引信、抗干擾制導）和NGP的技術指標（動力對峙、高精度），將推動鉆地彈技術向 “ 智能化 ” 和 “ 多用途化 ” 演進。例如：

引信技術：空腔感應、樓層計數等功能的實現，需要集成微型加速度計、壓力傳感器和人工智能算法，這可能帶動微型機電系統（MEMS）和彈載計算機技術的進步。

材料技術：為提升穿透深度，NGP可能采用鎢合金或陶瓷基復合材料彈體，這些材料的研發將反哺其他領域（如高速飛行器的熱防護）。

制導技術：應對GPS拒止環境的需求，將推動慣性導航、視覺導航、量子導航等技術的實用化，甚至可能催生 “ 無衛星依賴 ” 的新型制導系統。

（二）戰略層面：強化美國“非核戰略威懾”體系

GBU-57和NGP的核心價值，在于為美國提供了 “ 介于常規武器與核武器之間 ” 的威懾選項。過去，美國對深層地下目標的打擊依賴B61-12等戰術核彈，但其使用門檻高、政治風險大。GBU-57的實戰成功及NGP的研發，將降低美國對核武器的依賴，同時保持對對手地下設施的 “ 可信威脅 ” ——這種 “ 非核戰略威懾 ” 能力，可能成為美國在大國競爭中的重要籌碼。

此外，NGP若實現 “ 動力對峙 ” 能力（如射程500公里），將與B-21、F-35等隱身平臺形成 “ 遠中近 ” 打擊體系：B-21在防區外發射NGP，F-35使用GBU-72等中型鉆地彈打擊次深層目標，MOP則作為 “ 最后手段 ” 打擊超深目標。這種分層打擊能力將大幅提升美國對復雜戰場環境的適應力。

（三）地區安全層面：可能加劇“地下設施-鉆地彈”軍備競賽

美國的技術升級可能刺激對手加速地下設施的防護技術研發。例如，伊朗可能引入 “ 主動防御系統 ” （如在地下設施入口部署攔截彈，摧毀未穿透的鉆地彈）；俄羅斯可能研發 “ 電磁脈沖防護層 ” ，干擾鉆地彈的電子引信； 其他大國 可能優化地下設施的 “ 分散式布局 ” ，讓單個鉆地彈無法摧毀多個核心節點。這種 “ 矛與盾 ” 的對抗，可能導致全球范圍內地下設施的建設成本和技術門檻進一步提高，甚至引發 “ 地下軍備競賽 ” 。

在中東、東北亞等敏感地區，GBU-57和NGP的存在可能改變局部力量平衡。例如，伊朗若認為其核設施無法被常規武器摧毀，可能更激進地推進核計劃；朝鮮若判斷其地下導彈發射井易受打擊，可能加速發展機動發射能力（如鐵路導彈、公路機動導彈）。這種 “ 威懾-反威懾 ” 的互動，將增加地區沖突的不確定性。

結語：從“巨型鉆地彈”到“下一代打擊體系”

美國空軍對GBU-57的升級和NGP的研發，本質上是其 “ 全球精確打擊能力 ” 演進的縮影。從GBU-57的 “ 暴力穿透 ” 到NGP的 “ 智能毀傷 ” ，技術的進步始終圍繞 “ 如何更高效、更精準地摧毀深層目標 ” 展開。

然而，在 美國深層打擊能力向 “ 智能化、體系化 ” 轉型的過程中， 也面臨諸多挑戰，如技術突破的復雜性、成本與生產的雙重壓力、 體系協同的適配難題 、 地緣風險的連鎖反應 等， 每一步跨越都需突破多重現實約束 。

從 “ 巨型鉆地彈 ” 到 “ 下一代打擊體系 ” 的轉型，不僅需要突破技術瓶頸、解決成本難題，更需在戰略適配與地緣風險中尋找平衡。最終，真正的 “ 深層安全 ” 或許不在于 “ 誰的鉆地彈更深 ” ，而在于通過國際軍控對話 和 建立危機 管控 機制（避免誤判），從根源上降低沖突風險。否則，技術優勢的追逐可能淪為 “ 安全困境 ” 的推手，讓全球深層打擊能力陷入 “ 無限升級 ” 的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