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渾的陰山山脈橫亙于內蒙古自治區中部，矗立在內蒙古高原南緣。這道山脈是我國200毫米等降水量線的標志性山脈、季風與非季風區的分界線、黃河外流區與內蒙古高原內流區的分水嶺，也是內蒙古草原牧區與河套平原灌溉農業區的生態分界線。陰山山脈的地理位置，決定了活動在其南北兩側的古代人群的經濟與文化差異，也見證了陰山南麓及河套地區各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

▲內蒙古大青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風光（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　李志鵬攝

陰山作為地理界標在考古學和文化史上的意義

陰山一帶是考古學者佟柱臣提出的我國大陸三條新石器文化接觸地帶（陰山山脈，秦嶺-桐柏山-漢水-淮河，南嶺-武夷山）之一，屬于北方狩獵經濟文化與南方黃河流域粟作農業經濟文化的接觸地帶。近年發現的裕民文化（距今約8400年—7600年），就分布于陰山山脈東段北麓草原的山地丘陵地帶，其經濟形態以采集、狩獵為主，兼有原始種植，考古學文化接觸地帶的特征突出。

陰山也是考古學者童恩正提出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的組成部分，這一地帶自大興安嶺經陰山山脈、賀蘭山脈、祁連山脈延綿至橫斷山脈，從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一直是游牧或半農半牧民族繁衍生息的場所。

陰山還處于“中國北方長城地帶”的中段，這一地帶東起西遼河流域，經燕山、陰山、賀蘭山，延伸至湟水流域和河西走廊。考古學者林沄認為，從文化地理的角度來說，這一地帶是北方草原文化與中原農耕文化長期交融的核心區域，其經濟形態時農時牧或農牧交錯，不斷發生變化。

作為我國自然地理的重要一環，陰山山脈在我國歷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見證了無數的歷史變遷和民族融合。

河套陰山地區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的早期脈絡

在歷史長河中，陰山山脈很早就成為中原農耕民族與北方游牧民族交融之地。

據考古確認，早在遠古時期，陰山地區就有人類活動的足跡。在地球全新世暖期的“盛期”（距今7200年—6000年）到來之際，中原農業居民北上至陰山以南從事旱作農業，成為河套地區的早期農人。

根據考古學者魏堅的研究，在新石器時代，河套地區先后出現了白泥窯文化、廟子溝文化、阿善文化、永興店文化、朱開溝文化等考古學文化，此外還有與白泥窯文化同時的石虎山類型，以及與永興店早期文化并行發展的老虎山文化。

盡管目前對于河套陰山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淵源、性質和發展序列還存在不同認識，但能夠確認，河套陰山地區早期農業的發展主要是在不同階段受到中原地區后崗一期文化居民、仰韶文化半坡類型居民、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居民持續北上的影響，同時也包括紅山文化、馬家窯文化的因素影響。

▲朱開溝遺址出土的灰陶蛇紋鬲。內蒙古博物院藏

上世紀70至80年代，河套陰山地區龍山時代晚期至早商時期的朱開溝文化遺存出土了環首刀、短劍等北方系青銅器，該文化是主要分布在陜西北部的李家崖文化（有學者認為是鬼方或白狄）的重要源頭。上世紀90年代，商代晚期至周代早期的西岔文化遺存出土了管銎戰斧等北方系青銅器，有學者認為可能是商代甲骨卜辭中的土方遺存。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在準格爾旗——和林格爾丘陵區以南，以西麻青墓地為代表的狄人遺存則明顯受到周文化的影響。

從考古發現來看，河套陰山地區夏商至春秋中期的考古遺存大多與戎狄有關，同時與中原地區也存在密切聯系，可謂“半是華夏半戎狄”。

▲朱開溝遺址出土的青銅環首劍、環首刀。來源：鄂爾多斯市文化和旅游局網站

河套陰山地區考古發現的包頭市西園、杭錦旗桃紅巴拉、烏拉特后旗呼魯斯太、涼城縣毛慶溝等春秋晚期至戰國墓地，成為討論我國北方游牧業起源和匈奴起源的重要材料。這些墓地主要有以下特征：多見流行帶扣、S形帶飾、斯基泰式短劍、鶴嘴鋤等北方系青銅器；普遍殉牲，反映了重視畜牧業的文化傳統；墓中常有骨弓弭與骨鏃、銅鏃，說明對這種武器的重視；墓中多見銅質或骨質的馬銜、馬鑣，而缺乏車器，說明騎馬術的存在。考古學者楊建華認為，“以馬和羊為主”的殉牲喪葬習俗表明，當時在內蒙古西部等水源稀少的地區已經出現了游牧經濟。

秦漢統一多民族國家建立以后，將中原郡縣的居民大規模遷徙至河套陰山地區，漢武帝“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史記·匈奴列傳》），“募民徙朔方十萬口”（《漢書·武帝紀》），“徙貧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萬口”，“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史記·平準書》）。西漢王朝從武帝開始，在北方邊疆設置屬國以安置匈奴降眾，西河屬國、上郡屬國即位于河套地區；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呼韓邪單于入居光祿塞下。東漢時期，匈奴南單于入居西河郡，烏桓入居塞內，拓跋鮮卑也在東漢晚期南遷“匈奴故地”，不斷南下的北方游牧民族紛紛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中。

河套陰山地區在中華民族共同體早期形成發展過程中的作用

考古學者蘇秉琦指出，距今六千年至四五千年間，自關中西部經渭河、黃河、汾河北上，分別延伸至內蒙古河曲地區、遼西老哈河及大凌河流域的“Y”字形地帶，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總根系中一個最重要的直根系”。他以“華山玫瑰燕山龍，大青山下斝與甕。汾河灣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晉文公”的詩句稱頌河套陰山地區在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意義。

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的早期階段，陰山是非常重要的一條山脈，就秦漢時期的中央王朝來講，秦疆域“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向戶，北據河為塞，并陰山至遼東”（《史記·秦始皇本紀》）,陰山是秦王朝的北方邊界，也是北方游牧民族融入中華民族過程中開始文化轉型的地理界標和記憶地標。如北周李賢墓志有“十世祖俟地歸……乃率諸國定扶戴之計，鑿石開路，南越陰山……建國拓跋，因以為氏”的記載，又如《晉書》中隴西鮮卑也有“自漠北南出大陰山”的歷史記憶。

在“大一統”王朝背景下，中原文化向包括河套陰山在內的邊疆地區不斷擴展，中原人群也因此擴大了生活空間；而邊疆地區在接受中央王朝政治社會制度，以及中原地區各種經濟文化類型后，其政治、經濟、文化內涵也更為豐富，在此雙向互動中，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斷得以強化。

河套陰山地區是民族交融互動的舞臺

陰山是大規模農業區分布的北界線，同時也是典型游牧文化區的南界線。比如，先秦時期戎狄、秦漢時期郡縣居民分布的北界線不超過陰山山脈。陰山還可以視為一條文化地理的分界線。以地理界標為基礎的經濟形態界線、族群地理界線、文化地理界線的多重疊加、交織與互動、發酵，是河套陰山地區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的早期階段發揮作用的原因。

歷史學家翦伯贊在《內蒙訪古》中寫到，“陰山一帶在民族關系緊張的時期是一個戰場，而在民族關系緩和時期則是一個文化交流的重要驛站”，充分說明了河套陰山地區在民族關系方面發揮的調和作用。由于邊疆在政治、經濟、文化、族群等方面蘊含著諸多對立統一關系，河套陰山地區起到了文化緩沖帶、民族互動等方面的作用。如，烏蘭察布盟涼城縣毛慶溝墓地游牧人群與從中原北上的居民葬俗迥然有別，卻同處一個墓地，即是河套地區成為民族融合的例證。

此外，河套陰山的地理區位兼具輻湊與放射、吸納與發散的文化勢能。從文化放射性、發散性角度來說，以朱開溝文化為例，據考古學者王立新研究，該文化向南與晉南龍山文化晚期遺存、二里頭文化和早商文化均存在交流，向東對西遼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層文化、海河流域的大坨頭文化產生影響，朱開溝遺址出土的蛇紋鬲在俄羅斯外貝加爾地區也有分布。朱開溝文化之后，除部分因素被西岔文化和李家崖文化繼承之外，具有該文化獨特風格的帶領鼓腹肥袋足鬲及其口沿的花邊裝飾在中國北方地區也得以廣泛流布。北魏的建立者拓跋鮮卑自盛樂、平城而洛陽的發展歷程，則更具說服力。

翦伯贊曾將內蒙古比喻為“游牧民族生活和活動的歷史舞臺”，那么河套陰山地區大概可以稱為這座舞臺上燈光聚焦的中央。如果將自成地理單元的陰山河套地區比喻為中華民族生活的諸多院落之一，那么這座院落坐北朝南，陰山就是院落的北墻，陰山中的孔道就是開在北墻上的門戶，秦代的“高闕”或可以比喻為院落的北大門。總之，河套陰山地區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早期階段的貢獻和意義，值得民族學、考古學和邊疆學等研究領域多加關注。

【作者系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中國歷史研究院重大歷史問題研究專項“秦漢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過程的考古學研究”（項目號LSYZD21018）階段性成果。】

監制 |肖靜芳

統籌 |安寧寧

編輯 |周芳 海寧

制作 |章音頔

來源 |中國民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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