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澤厚很明確把自己所提出的那套哲學，稱為“人類學歷史本體論”。這個本體論可不是一般的本體論，它是以人類學作為基礎的，以歷史貫穿始終的，而其中核心的問題就是“人活著”。他認為，哲學總是從最根本的地方談起，也就是從頭談起。這個“頭”，這個“根兒”，就是“人活著”這一原始事實。其他的一切，譬如上帝，譬如客觀世界，都是從屬于“人活著”這一事實從而派生出來的。確實呀，還能有比“活著”更為本根的嗎？所以，李澤厚也把自己的哲學有趣地稱為“吃飯哲學”，吃飯才是第一要務，很多人也因此誤解了他的說法：難道哲學就只研究吃飯？

實際上，無論李澤厚先生本人認歸為哪種哲學流派，他的哲學思想內核就是——“人活著”。人既然活著，那么，靠什么活？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活著觀”，但“如何活”卻具有優先性。再重復一遍，“人活著”，這是李澤厚哲學的基點。李澤厚深受德國哲學家康德的影響：康德提出“我能知道什么？”這歸認識論負責；“我應該做什么？”這屬于倫理學探究；“我能希冀什么？”這則是宗教學問題；外再加一問：“人是什么？”這是人類學的追問，這些都屬于哲學基本問題了吧。

但是在李澤厚看來，這些問題也并不根本，真正根本的問題乃是一位畫家給出的。這位法國畫家叫做保羅·高更，1897年他創作了一幅油畫叫做《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誰？我們向何處去？》。如果你去美國的波士頓美術館參觀，一定要去看看這幅原作。當然，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在中國也被調侃為是保安三問，也就是小區門口的保安經常問外來人的三個問題。這幅油畫描繪了不同年齡段的男女裸體形象，要從右往左看，最右側是一個剛剛誕生的赤子嬰兒，側臉安睡的模樣，象征著人類的誕生；最左側一位蹲坐的白發老婦，用雙手撐臉，喻示著人類的趨于死亡；最中間的形象則是一位采摘蘋果的青年人，也隱喻亞當采摘智慧之果的意思，表征著人類的生存與發展。顯然，這幅具有神秘色彩的繪畫，就是人類由生到死的“三部曲”的表征，難怪李澤厚出版《人類學歷史本體論》單行本的時候，會直接將這幅畫當做封面。

該作品的創作背景是，高更得知自己最心愛的小女兒死亡的噩耗時，他的精神徹底崩潰，試圖服毒自殺，自殺未遂之后，卻創造力驚人，所以懷著悲痛之情完成了這部舉世名作。李澤厚認為，哲學就要回答這三個基本問題：我們是誰？從哪來？到哪去？他的人類學歷史本體論也要從這最基本問題問起，但還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人是什么”？

顯然，人是理性的動物，這種西方思想歷史上的定論，也被李澤厚所認同。20世紀中葉，人是制造和使用符號的動物，這種更新的替代性定義也曾被廣為接受。但《科學》雜志上發布的新文章表明：在剛果民主共和國境內生活的倭黑猩猩，也就是最黃的那種黑猩猩，它們居然也掌握了句法，這就又質疑了符號學的人之定義。后現代思潮出場后，無論是人是理性的還是符號的動物的諸多定義，卻都得到了顛覆。然而，李澤厚自認為是一位“反”后現代主義者，他的人性論之出發點，還是在于人有理性，因為人有理性，所以人才不同于動物。

其實，我們中國的思想很早就關注到了人和動物的區別，即所謂“人禽之別”。孟子就認為“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也，所謂“幾希”就是差別很小很小。就像DNA的排列順序，人類與黑猩猩的DNA相似度高達98.8%，但就那一點點的差異，卻造成如此巨大的分殊。李澤厚是深諳儒家的“人禽之別”的，他提出說，“情理結構”就是“人禽之別”。

什么叫“情理結構”呢？所謂“情理結構”，感情的情，理性的理，說的是由情和理結合而成的人性構成，人是情理合一的存在。李澤厚認為，我們的人性，既不是食色性也的那種“自然人性”，也不是天理人心的那種“先驗人性”，而要從情理結構出發來解決人性根本問題的。也就是說，李澤厚一方面主張“情理結構”，強調“情”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就像我前面說的，李澤厚認為在“情理結構”當中，理性是主導，人之所以為人，主要還是因為有理性。

在這一點上，我和李先生存在分歧。我們之間也就此進行過多次的探討。我認為，規定人的本性恰恰是情理合一，不能僅用理性來規定。情理交融就像鹽溶于水，是高度結合的狀態，沒有必要強行二分。李先生強調了理性作為主導，不過，晚年的他又主張以情為本，情才是人的本質規定。李澤厚“情理結構”的提出，一方面，是為了對抗現代性，我們知道，現代性以理性為核心，隨著科技的進步，它的缺點，比如人的異化等問題也逐漸顯露，“情理結構”真是要反對這種啟蒙理性的絕對化；另一方面，“情理結構”也對抗了后現代主義的泛濫感性主義。也就是說，它是兩面出擊的，立于中道，提出我們中國人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