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曾在上海“麟記”蓄電池廠學過手藝的張國祥來到鎮江。

他在一條狹窄的小馬路上開了一家面積僅為24平方米的夫妻連家店，經營蓄電池維修和充電業務，取名“信義蓄電池場”。

當時偌大的中國沒有汽車制造業，雖然民國江蘇省政府的鎮江有不少輛汽車，但作為汽車配件的蓄電池，這需要用黃金向國外購買，蓄電池用完了點，充電也得花錢找外國洋行去充。

張國祥憑著一技之長，在鎮江立了足，還發展了自己的業務，幾年間，這個小作坊幾經遷移，面積增加到80平方米，先后還招收了5 名學徒。

他嘗試著制造 蓄電池的心臟部件——“極板”。

1953年，他用小煤爐熔化鉛液，用火油煙當噴模劑鑄板，用洗澡盆和木棒攪拌鉛膏，用舊蓄電池殼代替化成槽充電，用太陽光和自然風代替極片干燥機，第一次手搓出來一個“ 極板”。

生產手段和工藝糙是糙了一點，但它畢竟結束了鎮江完全依靠上海供應極板的歷史。

就在這一年年，“信義蓄電池場”用自己生產的極板，裝配成蓄電池，并用這種手搓版的蓄電池，解決了上海—重慶的長江港作業、內河航運輪船的照明及廣播電源問題，改變了長江和內河航運用煤油燈照明的落后面貌。

1956年，急待發展的“信義蓄電池場”公私合營了。1959年10月，“信義”正式更名為鎮江蓄電池廠。

這一年，是鎮江蓄電池產業的開端。

但恰恰是這樣的傳統工業操作流程，為十幾年后的一次鎮江市衛生防疫站的鉛煙鉛塵“鉛中毒”危害情況調研中發現的嚴重后果，埋下了伏筆。

01

1959年10月，鎮江蓄電池廠搬入鎮焦路（現在的東吳路綠竹巷一帶）原鎮江第三鋼鐵廠的舊址。

這個第三鋼鐵廠在“大躍進”時期匆匆上馬，在吞吃完市民的菜刀、鐵鍋后，1959年又匆匆下馬，留下一堆煙囪和窯洞給蓄電池廠。

當時的廠長叫趙庭業，是一名專業軍人，有一股子沖勁。建廠兩年中，工廠生產國汽車起動用蓄電池，A、B型教學蓄電池，礦燈用蓄電池，摩托車蓄電池，顯示出驚人的生命力。

1961年下半年，鎮江蓄電池廠被“機遇”砸中了。

三年自然災害后，為了貫徹國務院“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原第一機械工業部決定對全國蓄電池制造廠進行篩選。原則上每個省明確一家定點廠，納入國家計劃運行。

江蘇省要在南京、鎮江、蘇州3個企業中確定一家定點廠，定下廠后，為新興的南京汽車制造廠配套“躍進牌”汽車的蓄電池。省機械廳進行了嚴格的考察，經過質量測定，1962年，鎮江蓄電池廠被一機部確定為江蘇省定點廠，生產的起動型蓄電池于1964年開始為南汽配套。

隨著定點廠的確定，鎮江蓄電池廠的生產發展迅猛上升。

有了項目，有了計劃，蓄電池廠就開始狂飆了，手上有了資金，原材料有了計劃，就開始開制模具，開發產品，投放市場，產品從不定型走向定型，由單一品種走向系列化。

雖然經歷了60年代社會不穩定期，但當時擴大重工業生產的中國，對汽車、牽引車的蓄電池需求是很大的，所以1969年，工廠還擴充了蓄電池隔板生產車間，逐步形成了產品的自我配套能力。

1972年，蓄電池廠自行設計制造了起動型極板鑄造機，代替了手工鑄壓機。這時候的工廠對蓄電池化成工序也進行了機械性的防塵滅毒改造。但是，這種“潛意識”的改造只是局部的，個別的改造，不可能從根本上扭轉隨著工廠生產量擴大，用鉛量逐年增長——生產污染環境，環境懲罰人類的矛盾。

隨著生產的加速發展，這一威脅到鎮江蓄電池廠的生存和發展的危機，也正以同樣的速度逼到面前。

02

1974年7月，鎮江市衛生防疫站提交了一份關于《鎮江蓄電池廠鉛中毒危害情況的調查報告》。

這份報告震驚了全市。

報告主送鎮江市衛生局、鎮江市三廢辦公室，抄送給省、市14個有關部門。報告中指出：該廠生產環境30個污染點，鉛煙鉛塵，酸霧濃度全部超標，其中最低超過標準22.5倍，最高超過標準5234倍，甚至遠離生產區的辦公室、幼兒園、食堂，其空氣中的鉛含量也超過標準8~15倍。

鉛不僅污染了大氣，也污染了水源。工廠排放工業廢水中的鉛含量超過國家標準19倍，以至附近長江水域中也能測出微量鉛。在對工廠245名職工鉛吸收抽查中，輕度以上鉛中毒為153人，占62.4%；其中直接從事鉛作業的133名工人中，符合輕度鉛中毒診斷標準的116人，患病率高達87.22%;在全國蓄電池行業中占首位，工廠的出勤率已下降到50~60%。

這是大自然的懲罰，這個嚴峻的事實震驚了整個鎮江市。

鎮江蓄電池廠立即停產了，按傳統方式進行的生產方式已經走到了盡頭，當時主持工作的金兆田副廠長立即奔走呼號，對蓄電池廠進行防塵滅毒技術改造和綜合治理。

同時，省機械工業廳針鎮江蓄電池廠進行了“防塵滅毒技術改造”，以“防塵滅毒”為目的，解決鉛粉和鉛酸氣體對職工、環境的污染，總結并推廣國內、外蓄電池行業先進技術，盡可能改革現有的工藝方法，提高機械化程度，減少鉛塵飛揚，減少工人與鉛的直接接觸，以達到綜合治理的目的。歷經5年改造，建成了新的起動型蓄電池生產車間。設計和安裝了169臺套新的專用設備，完成了5條生產線的全面改造，設計了含鉛含酸污水處理站，通過了省、市衛生防疫站兩年測定。

80年代，鎮江蓄電池廠的宗有三廠長和美國、西德、日本、英國、澳大利亞5國7公司開展設備和技術的對接，引進更安全的牽引車型鉛酸蓄電池技術改造。鎮江生產的“快樂牌”啟動型蓄電池產品成為了對外貿易的拳頭產品。

進入90年代之后， 鎮江越來越 意識到，那些曾經被視為經濟支柱的煙囪，正在以一種不易察覺的方式透支著城市的健康資本，這種置換的成本代價太大。鎮江蓄電池廠逐步實施關停改制，搬離了市區。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的修訂完善和一系列環保政策的出臺，環境保護開始被提上國家戰略高度。

鎮江蓄電池廠的命運，也折射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深刻矛盾。改革開放初期，"發展是硬道理"的理念推動了經濟騰飛，但也付出了沉重的環境代價。據世界銀行2007年報告，中國每年因環境污染導致的健康損失約占GDP的3.8%。鎮江的鉛污染問題只是冰山一角，全國范圍內類似的工業污染案例不勝枚舉。

然而，鎮江的特殊之處在于它較早地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并采取了果斷行動，這種自我救贖的勇氣為其他城市提供了寶貴經驗。城市不僅是經濟增長的引擎，更應是人類詩意棲居的家園，這一理念在鎮江的環保實踐中得到了生動詮釋。

回望這場"鉛殤"，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條城市環保意識覺醒的軌跡。從最初的漠視、到問題爆發后的震驚、再到理性尋求解決方案，鎮江完成了一次環保認知的升華。這一過程中，政府、企業、公眾和媒體的互動形成了推動變革的合力。尤為重要的是，鎮江案例表明環境保護并非必然與經濟發展對立——蓄電池廠改制后，符合環保標準的“金快樂”蓄電池生產線得以保留并升級，反而提升了企業的市場競爭力。這為平衡環保與發展的關系提供了可行路徑。

鉛中毒事件的陰霾逐漸散去，但留給我們的思考卻愈發清晰。在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等全球性環境挑戰日益嚴峻的今天，鎮江的故事具有超越時空的啟示意義。它告訴我們，城市發展不能以犧牲環境和公共健康為代價，經濟增長必須與生態保護協調并進。每一次環境危機都是對人類智慧的考驗，也是轉變發展方式的契機。

站在新世紀的門檻回望，鎮江蓄電池廠的煙囪倒下之處，生長出了新的希望。城市的自我救贖永遠不會太晚，關鍵在于是否有勇氣直面問題、是否有智慧創新求變、是否有擔當為未來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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