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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肩袖損傷” 遇上 “不予認定”：我的工傷維權實錄

文/布谷鳥

認知誤區與現實困境

在大眾普遍認知里，工作場合摔傷或上下班途中受傷似乎天然屬于工傷范疇，這種認知源于對勞動者權益保護的樸素期待。而真正的工傷認定則需同時滿足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工作原因三要素的嚴格限定。因此當工傷認定涉及對 “工作原因” 與 “傷害結果” 因果關系的法律論證時，行政機關的“依法”操作尤為重要，只有維護好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才能與國家立法原意相匹配。

意外摔倒：傷痛的開端

我是一名有著 36 年教齡的幼兒園教師。2024 年 1 月 18 日中午，結束半日教學工作后，我前往食堂用餐。走到教師餐廳門外時，腳下突然打滑，身體失去控制向前傾倒。慌亂中，我伸手撐向墻面，卻沒能穩住身形，手臂順著墻面下滑后重重倒在地上。兩個同事趕忙將我扶起，我拍拍屁股說沒事就繼續用餐了。到第二天中午用餐時，我的右手掀起較高飯桶的蓋子，疼痛從肩部傳來，我回到教室向保育員說道：“阿姨，昨天摔了今天手疼了。” 阿姨安慰我：“周老師，傷筋動骨一百天，得好好養著。要是有事手不方便，盡管叫我。” 此后幾天，只要手臂向上向外伸展，就會有較強烈的疼痛。考慮到臨近放假、工作繁忙，我想著等放假后就醫，畢竟離 “傷筋動骨一百天” 還有一段時間。

真正讓我警覺起來的，是發現在躺平的狀態，右手是無法抬起分毫的，穿脫套衫也變得艱難。我意識到必須要看醫生了，我隨即向園長請假就醫，并詳細講述了在食堂門口摔跤后手疼的情況。這些日常對話，后來都成為了重要的 “證人證言”。

曲折就醫：確診之路漫長

2024 年 1 月 24 日晚，我聯系了鎮上一位相識的骨科醫生，通過微信向他詳細描述了事情經過以及手部的癥狀，約好次日就診。他讓我不用掛號，先看看情況再說。1 月 25 日上午 10 點 30 分，我到鎮上唯一的公立醫院就診。醫生檢查后建議先貼膏藥觀察，基于醫院里膏藥種類不全，醫生建議我去外面藥房購買。一切我均遵醫囑。1 月 30 日，醫生在微信上詢問我的恢復情況，得知手仍無法抬起后，他建議若情況不見好轉，就做核磁檢查（MRI）是否存在 “肩袖損傷”，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醫學專業術語。雖然這次就診沒有掛號單和病歷，但微信聊天記錄完整地記錄了整個就醫過程。

放假后的2月7日，我前往上海新華醫院就診我久不痊愈的咳嗽。在等待期間，我決定再去骨科看看手的情況。醫生聽我描述完癥狀并知道我摔倒過，就判斷為 “肩袖損傷”，并建議我核磁檢查。核磁需要預約，所以我決定回縣城找醫生加急做。 2 月 8 日晚上做完核磁檢查，影像科醫生神情嚴肅地告訴我：“從影像初步判斷，你的肩袖問題比較嚴重。由于晚上沒有報告，你先掛個急診，我們會幫你保留電子報告。” 急診科醫生對我進行外傷情況詢問，我如實說明是在學校摔跤后造成的手部疼痛。醫生叮囑我第二天一定要重掛骨科開核磁檢查單，再取報告就診。第二天完成了一系列就醫流程，骨科醫生查看報告后，神色凝重地說：“你的核磁報告顯示異常，這個地方有個洞，正常情況下是沒有的。建議先保守治療一個月，之后再根據恢復情況決定是否需要進行關節鏡手術。”

我們鎮醫院與上海某三甲醫院聯合辦院常有專家坐診，經醫生朋友幫助，我才知道需要看骨關節門診。3月16日經專家認真查閱核磁報告并做了功能測試，明確建議我進行關節鏡手術，并耐心解答了我關于病情和治療方案的諸多疑問。3 月 17 日，我前往上海某三甲醫院門診，再次經過評估后，順利辦理了入院手續。3 月 18 日，專家為我成功實施了關節鏡手術。

申請遇阻：工傷認定遭拒

在 2 月 8 日確診后，我第一時間向單位匯報了情況。單位也緊急為我填報了工傷申請。在我手術出院后，我和證人到人社局去做了筆錄，筆錄內容諸如摔倒的具體過程、飯后的活動安排、手疼的情況下如何開車、受傷后為何沒有立即就醫等問題，我們都如實進行了回答。為了更清晰地還原摔倒經過，我們回單位拷貝監控錄像，將其與就醫資料、微信聊天記錄等相關證據一并提交給了人社局。

到 4 月 11 日，人事通知我工傷認定結果已經出來，竟是 “工傷不予認定決定書”。第二天，我拿到了這份決定書，上面寫著：專家組查閱了核磁報告，認為報告上沒有顯示肩袖損傷，所以此次肩袖損傷與摔跤沒有關系。我又氣又急，拖著帶護具的手趕到工傷科討要說法。一位科長無奈地表示：“專家組的意見擺在這兒，我們也沒辦法。你要是不服，可以去申請行政復議或者向法院起訴。”

我憤怒不已，這邏輯實在說不通：就診的醫院明確診斷我有傷，上海的三甲醫院都為我做了手術，怎么到了專家組這里就又創造了一份病歷呢？不予認定工傷書上既寫著無肩袖損傷又寫著肩袖損傷，那么同一份核磁報告下我到底有沒有肩袖損傷呢？一切如此矛盾怎讓人信服？!

維權之路：復議與信訪的坎坷

帶著滿心的疑問和憤怒，我來到司法局下屬的行政復議中心。一位工作人員建議我：“你可以直接選擇訴訟，這樣出結果更快。我們復議部門和人社局都屬于政府單位，性質差不多。直接起訴的話，被告只有人社局；要是行政復議輸了，起訴時就得把人民政府和人社局都列為被告了。” 聽他這么一說，我覺得有幾分道理，便決定先找律師。

我先后咨詢了多位律師。有律師明確指出：“這張‘不予認定工傷決定書’肯定有問題，一張核磁報告不可能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 有律師建議我去做司法鑒定，但經過聯系咨詢都被以工傷決定書已出具為由拒絕受理。有律師認為是我摔倒后沒有及時就醫，得找到證人證明你第二天手就開始疼了才有勝訴可能......十幾個律師的咨詢結果是沒有律師愿意接單，最后一位肯接單的律師成了我的救命稻草，我們簽下合約。

從四月到七月，等待的日子無比漫長。聽證會終于如期舉行，年近八十的老父親放心不下，堅持陪我一同前往。聽證過程中的質辯環節，父親針對人社局對我摔倒情況的錯誤描述提出質疑，強調屁股著地和手臂撐墻對肩膀造成的傷害截然不同；我則質問為何專家組意見與醫院就診記錄存在完全相反的結論。面對我質詢“到底有沒有肩袖損傷？” 對方律師先是拒絕回答，后來又承認我存在肩袖損傷。我們進一步追問認定有損傷和沒有損傷的依據，以及查閱三年病史得出的結論，對方始終避而不答。我方律師要求對方必須回應，卻遭到聽證主持人的嚴厲制止，隨后便匆匆進入詢問證人環節，聽證會就這樣草草結束。

我們滿心以為，對方連最基本的問題都答不上來，這次復議我們勝券在握。然而，八月初收到的復議決定卻是維持原決定。我含淚質問原因，得到的答復依然是那句冰冷的 “你可以合法合規地去起訴”。 與此同時，單位以我不屬于工傷為由，扣發了我的績效工資。就這樣，我不僅要承受身體上的傷痛，還要承擔七萬多元的醫藥費、兩萬多元被扣發的績效工資，更要忍受長達半年多的反復詢問、無盡等待，以及某些部門權力傲慢帶來的傷害。我不禁想問，國家設立工傷保險的意義究竟在哪里？

復議失敗后，我開始通過信訪途徑維權，撥打 12345 熱線，在相關平臺留言，前往信訪局反映情況。每一次信訪，心中的冤屈都如潮水般翻涌，焦慮和失眠也隨之而來。我一遍遍地訴說著心中的疑問，渴望得到合理的解答，可得到的回應卻總是答非所問，千篇一律的程序化回復：“你好！你的心情我們理解，請走合法程序。” 有的甚至石沉大海，毫無回音。那一刻，我深刻體會到農民工樓頂討薪的無奈，也理解了底層人在走投無路時的絕望。

我通過國務院信訪網絡通道提交了信訪材料。這一次，信訪局告知我會為我組織召開協調會，讓我耐心等待。又是兩個月的漫長等待，在信訪時效截止日的最后半小時，人社局的工作人員在信訪局辦公室遞給我一份毫無意義的答復。我氣得渾身發抖，信訪局的同志見狀，趕忙安撫我，耐心解釋了訴訟和信訪的區別，明確表示正在走訴訟程序的案件不能再進行復查，還拿出幾份涉及工傷案件的文件，讓我回去仔細研究。我強忍著淚水，深呼吸讓自己冷靜下來，意識到目前只能依靠訴訟來維護權益。畢竟，只有冷靜下來，才能保持清醒的頭腦，更好地應對接下來的挑戰。

訴訟征程：尋找真相與正義

八月份，我正式踏上訴訟之路。寫訴狀需要準備充分的證據，這次經朋友介紹的一位律師明確告知我不接受代理，但可以無條件幫助我。他重點查看了專家組意見后告訴我：“這個行政訴訟有勝訴的可能。” 在他的幫助下，訴狀順利完成，并按時寄給了法院。

走了這么長的路，我知道行政訴訟已難有律師代理，所以不如自己學習法律知識，為可能到來的庭審做準備。這時我意外獲取了三位專家組成員的名單，竟然都來自縣城同一家醫院。這一發現讓我對人社局處理案件的公正性產生了嚴重懷疑，他們加蓋公章的材料真的是依法依規處理的結果嗎？

我把省里關于職工傷殘與工傷因果關系認定所依據的法律文件都進行了深入研究，將人社局在行政復議中提交的材料與法律法規逐一比對，抽絲剝繭，很快就發現了諸多漏洞。

漏洞一：根據相關文件規定，在工傷認定前，申請人如果認為傷殘與工傷存在因果關系，可以申請司法鑒定，工傷認定必須綜合考慮所有證據。然而，人社局卻聲稱只認可專家組意見，這顯然剝奪了當事人的合法權利。

漏洞二：在只有一份核磁報告作為證據的情況下，人社局為何只將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醫療專家組意見作為核心證據，卻無視專業醫療機構依據同一份 MRI 做出的手術病案記錄？這種做法既沒有法律依據，也違背了綜合分析證據的原則。

漏洞三：根據規定，專業鑒定機構并不包括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勞動能力鑒定管理辦法明確指出勞鑒委只能進行勞動能力鑒定。可工傷認定材料上卻出現了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的業務受理章。為了弄清楚這個問題，我前往市勞鑒委詢問，卻遭遇 “官官相護”，他們拒絕給出書面答復。我通過電話聯系勞鑒委并錄音，質問他們是否有權進行因果關系鑒定、專家隨機抽取程序是否合規，以及三位來自同一家醫院的專家與出具核磁報告的醫院存在關聯，是否違反了回避原則。這些通話記錄最后都成為了法庭上的證據材料。

2025 年 3 月初，我自行撰寫了訴狀補充材料寄給了法院。3 月 14 日，案件如期開庭。庭審過程中，面對我的質詢，對方律師全然答不上來，只能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專業術語”來狡辯。做足功課的我用習得的法律知識繼續追問：我完整連續的就醫時間線、相關病史資料和手術記錄，都是認定因果關系的重要依據，被告為何視而不見？如此狀況下，法官多次打斷我，建議我進行司法鑒定，并告知我可以在全國范圍內選擇司法鑒定機構，我當庭提交了申請書。可惜七個工作日之后法庭又告知我必須在法院指定的省內機構中隨機抽選，其他區域需要雙方協商。于是我發了一份“關于選擇在上海區域做司法鑒定的申請報告”給法院，詳述了理由。從那之后，案件便陷入了中止，再無任何消息......

“如果你不幸成為工傷認定的‘例外’，請記住：

第一時間固定證據：摔倒現場照片、證人聯系方式、即時就醫記錄（哪怕只是門診登記）缺一不可；行政復議可以保全證據。

拒絕模糊表述：向醫生描述傷情時，務必強調 “因工作原因導致”，病歷本上的一字之差可能決定因果關系認定；絕不可以用醫保卡，有些看似關心提示實則可能是個“溫柔陷阱”。

建立證據檔案：將所有醫療票據、檢查報告、溝通記錄按時間順序編號，電子文件備份至云端；

相信但驗證：尊重執法者專業性，但對 “專家組意見”“內部規定” 保持追問權——法律賦予公民的知情權，不應被 “權威” 消解。

愿每個讀到這些文字的人，永遠不必走進法庭；但若不幸遭遇不公，請記得：你的堅持不僅是為自己維權，更是為這個世界保留一份對 “公平” 的期待。

這場維權讓我從 “急性子教師””蛻變為 “跨界學習者”，雖然這是一場被迫的修行，但回望過程，從憤怒到平靜，我學會用醫學術語分辨病情，學會用證據規則拆解文書，學會用行政流程與對方據理力爭。老天爺用苦難磨平我的棱角，再讓我看懂了人性的復雜 —— 有人用權力筑墻，也有人在縫隙里點亮微光。在熟悉領域到陌生領域的輾轉，我通過不斷學習激發潛能，這本質是開動腦筋、突破自我的過程。尊重并感謝命運所有的安排！

維權一事雖然艱難且步步驚心，但往后的生活我依然相信善有善報。當然，我們的善良不是盲目妥協，而是清醒地知道，唯有以善意構建的聯結，才能讓社會擺脫“ 人人自危” 的循環。就像溪流匯集成江海，每個個體的善意微光，終能照亮世道的幽暗處。當我們在利益的漩渦中保持善意，本質上是在對抗一種 “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 ， 如果每個人都因恐懼而收起善意，世界便真的會淪為只講輸贏、不問對錯的角斗場，而善良的存在，正是在為這個世界錨定溫度與希望。

作者：布谷鳥，七零后，幼兒教師一枚，愛好文學，把自己的經歷寫出來，希望對別人有所幫助。

~the end~

編程課7/14開始，Charles 老師是伯克利CS的學生，八年級就晉級 USACO 金牌。他曾擔任 Teamscode 副主席，組織國際編程競賽，并與 NASA 合作，他熱衷于計算機科學教育，曾多次主講算法與AI相關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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