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0月12日，你們要是去新疆，記得幫我看看王胡子叔叔。”病房燈光昏黃，彭德懷把這句話斷斷續續交給侄子，聲音極低，卻透著一股固執。

那一年，他已在301醫院接受治療四個多月。肺部感染、舊傷復發、長期透析——醫生的解釋專業冷靜，但聽在家人耳里冰涼刺骨。可彭老總最先惦記的不是藥量，而是遠在天山腳下的“王胡子”。這稱呼比官方頭銜更親切，是兩人二十多年唇槍舌劍后留下的暗號。

時間往回撥到1960年春。王震在石河子查農墾報表，胃病疼得滿頭虛汗，仍盯著畝產數字。突然接到北京電話，要求準備住院。聽說是彭德懷簽字拍板，他愣了幾秒才反應過來：那個罵他“莽撞”的湖南佬，竟為自己擔風險。手術成功率六成，北京醫生不敢拍胸脯，彭德懷卻在手術同意書上寫了七個字——“同意實施，盡全力救”。落款時間：1960年3月2日23時47分。旁人都睡了，他一個人拿著筆，來來回回琢磨了兩天。

彭德懷之所以猶豫，與1948年澄郃戰役有關。那年8月，他到前沿指揮所檢查，王震把他往壕溝里一推：“老總，命要緊，別抖狠。”彭德懷回敬一句：“你能沖我就不能看？”炮火震得耳膜發疼，兩人卻像吵架的師兄弟。最終壺梯山被攻克，野戰軍損傷降到預期一半以下，彭德懷心里清楚，王震那股“要命”的不要命勁起了決定性作用。

交情真正結實，則在1949年10月的酒泉誓師大會。西北風呼啦啦刮，王震宣讀進軍新疆命令，彭德懷背著手站一旁，偶爾點頭。那天晚上兩個人喝了幾大碗青稞酒。王震說：“老總，到了南疆我還得沖在前面。”彭德懷臉一沉：“沖可以，腦子要一起沖。”王震哈哈大笑：“行，我再帶幾個軍醫。”旁邊的參謀都覺得兩人像拌嘴，卻不知道他們正用對罵的方式分擔壓力——進入新疆要的是速度，更要的是最小流血。

進疆途中，因為缺油缺糧，部隊被迫減速。王震提議向蘇聯租用車輛，又派兵馬快速修筑簡易跑道，借用航空公司卡車接駁。彭德懷認可，但補了一句：“老王，車輛急著用，賬別落下。”王震擺手：“摳門，回頭跟財政算。”先遣營20日抵迪化（今烏魯木齊）時，當地各族群眾夾道歡迎，王震忙得顧不上吃飯。夜里寫電報回京：“局面穩定，邊防千里可接收。”這封電報后來被彭德懷壓在枕頭下，折痕深深。

1952年5月，彭德懷因肺病自朝鮮回國。周恩來到病房里開門見山：“中央想請你任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病榻上的彭德懷猛地坐起：“我不適合坐辦公室。”他擔心自己脾氣沖，會耽誤年輕人。兩天后，他找周總理自薦農業部長，理由是“王震在新疆干得起勁，我也想下地。”周恩來聽完只笑，說：“不急，先把命續上。” 從那刻起，彭德懷把王震當成農業樣板，也當成自己脫不開的兄弟。

其實二人初識更早。1938年晉察冀反掃蕩，王震帶359旅在前線格斗，當晚燒水煮面，一口鍋里下了半袋面條。彭德懷路過嗅到香味，皺眉：“軍紀不能松。”王震端起碗遞給他：“先墊墊肚子，再講紀律。”半碗面下肚，兩人沒再吵。多年后彭德懷提起這事，笑稱“第一次吃到王胡子的面，辣得我直流淚。”

然而碰撞更多。1958年廬山會議前夕，王震來北京張羅農墾匯報，順道探望彭德懷。兩人在玉泉山散步，王震說：“我看大躍進的產量數字水分大。”彭德懷擺手：“別到處說，先查實。”沒想到此后政治風云驟變，彭德懷遭受批判，王震也被牽連。可即便如此，兩人并未互相埋怨。

1974年，病魔逼近，彭德懷卻仍記得石河子生產建設兵團的棉田。他問身邊醫生：“今年新疆出棉花多少？”醫生不懂，只好支吾。“去問，好好問。”他叮囑。對他來說，王震的病好了沒、棉田收成怎樣，比自己的病情更要緊。

王震當時也掛念著北京。一次給友人寫信，提到彭德懷：“那個人嘴上厲害，心軟得很，千萬別惹他生氣，讓他安心治病。”信沒來得及寄出，11月29日噩耗傳到烏魯木齊。王震放下話筒，任眼淚滴在木桌，沒人敢勸。隔天，他披大衣站在操場，望著北方方向默立半小時。老兵說，從沒見首長這么沉默。

兩位湖南漢子的脾氣像兩匹倔騾子，吵鬧、踢蹄，卻總是并肩拉車。彭德懷臨終那句“有空替我看看王胡子”不是客套，而是未竟之愿。他怕自己走后，沒人再逼著王震按時吃藥、休息；怕這位把軍刀插進犁把的老兄弟，又一次把命搭在荒原上。

王震后來回憶：“他總罵我莽撞，我也罵他倔，可罵完我們誰也離不開誰。”1986年清明節，他在北京八寶山的彭德懷墓前站了許久，兜里揣著新疆帶來的灰黃色棉土。他說：“老彭，給你帶點你牽掛的土。”說完撒在墓碑根。那天風很大，土揚起，粘在他胡子上，像年輕時一樣亂。

所以，彭德懷彌留之際的囑托并不復雜——他用最樸素的方式確認：戰場上拉自己一把的人，到晚年也能有人惦記。友誼在槍林彈雨里淬火，又在病榻前回溫，最后化作一句輕聲叮嚀，穿過歲月，直抵天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