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8月26日凌晨，你真打算讓我們給你弄張去美國的機票？”值班的蘇聯軍官壓低聲音問道。短短一句話，王寶玉的美夢就此埋下了注腳。

那是前一天夜里，王寶玉駕著一架編號抹去的殲-6，在中蘇邊境夜空里劃出一道冷光。低空、關雷達、超出航線——教科書式的逃跑動作。對他而言，目的地并不重要，關鍵是遠離。他自認為，落在中蘇關系依舊僵持的遠東機場，可以換來“通往自由世界”的船票；若能再轉一道手續，飛抵美國，便是新生。

外界往往把叛逃歸結為間諜策反，其實王寶玉更像一個性格失衡的“問題兵”。山東人直爽，卻尖刻，幾句粗話能把同事噎到翻臉。提干名單里三番兩次沒有他，他便覺得天理不公。訓練間隙，他偷偷把耳機調到短波，聽那些夸張的“燈塔故事”。有人提醒他“別當真”，他擺擺手：“世道就該那樣。”疑心、落差、加上一團糟的婚姻，讓他一步步走向極端。

部隊不是沒有管過。心理談話、外訓名額、甚至給他批了家屬休假去青島散心，領導試圖把這根“弦”松一松。令人遺憾的是，外面的霓虹反倒成了助燃劑。回到部隊后，他學會了隱忍——表面寫心得體會，暗地里抄錄航線、油量和邊境機場坐標。1990年8月，夜航科目一到，他認定：機會來了。

飛出國境的那二十分鐘，王寶玉很興奮。蘇聯塔斯社的簡訊更像一句“廣告語”，讓他篤信自己已是國際新聞人物。然而現實比寒風更冷。蘇聯遠東軍區那會兒正忙著給莫斯科政局添柴火，根本無暇惹上新的麻煩。同志們翻閱文件后發現：一邊是剛剛回暖的中蘇外交，一邊是自稱“想投奔自由”的陌生飛行員——孰輕孰重，不言自明。

機場臨時簡報給出的處理方案只有四行：暫時收繳飛機與武器；安置飛行員；與中國大使館接洽；盡快遣返。王寶玉被帶進一間木屋，窗子糊著報紙，他不停央求：“讓我去美國，我能提供情報。”蘇聯軍官攤手：“我只管守衛機場，不賣船票。”為了順利交接，蘇方工作人員假意答應他的“美國路線”，甚至遞上一杯伏特加增加可信度。緊接著，黑布一蒙，王寶玉被塞進運輸機。

當面罩被摘下，他看到的不是紐約夜景，而是一排熟悉的空軍制服。那一刻，他明白，自己的賭博徹底失敗。司法程序很快啟動，叛逃、盜竊軍機、危害國防安全等罪名逐條坐實。依法判決后，王寶玉被執行死刑。文件沒有大張旗鼓公布，只在軍事院校的保密教材里留下案例，兩行紅字提醒學員：有人用戰機換夢，卻把命搭了進去。

那架殲-6的遭遇倒頗具戲劇性。蘇方檢視后并未拆解，原因很簡單——機體技術他們早已了如指掌，拆了也沒意義。幾周后，中方飛行員赴遠東機場，把飛機連人帶行李一并接回。對外口徑是“技術交流”，私下里大家心知肚明：那是為了堵住故事的尾巴，別讓謠言再生枝節。

從軍事角度看，這起事件對中蘇關系是一把雙刃劍。蘇聯借此迅速展現“合作姿態”，為翌年兩國元首會晤鋪了路；中國方面則在內部狠抓政治教育，完善飛行員心理篩查與邊境空域管理。有人好奇：一架殲-6能透露什么機密？答案是，“泄密”并非關鍵，立場才是防線。一旦飛行員動了搖，哪怕飛機老舊，也可能帶來連鎖風險。

站在操場聽老機務講完這段往事，我心里也難免唏噓。王寶玉并非天生叛徒，卻在漫長的積怨與幻想中迷了路。假如當年能早點向組織坦白，或許還有轉圜的余地。但歷史沒有假設。1990年那架半夜起飛的殲-6，像是劃破夜幕的一記警鐘，提醒后來者：手中的操縱桿連接的不只是速度與高度，更是責任與信念。

軍史教材寫道：“飛行員的第一準則，是忠誠。”這八個字看似老生常談，卻是萬米高空的生命線。王寶玉用極端方式，給出了反面證明。如今再回讀“1990年駕殲6叛逃的王寶玉，想讓蘇聯人送他去美國，結果怎么樣？”這個標題，我們已經知道答案：他連起飛前最基本的坐標都設錯了，終點自然也不會在夢想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