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還是性騷擾？一場施救引發的道德困境

前言：

2025年6月的一個傍晚，廣州某商業區人行道上，25歲的白領小林突然昏厥倒地，路過的程序員張先生立即上前施救，當他按照急救培訓所學，觸摸小林頸部檢查脈搏時，卻被圍觀者拍下視頻并指控“趁機襲胸”。

這段15秒的視頻在網絡瘋傳，張先生從救人英雄一夜淪為“猥褻犯”，直到完整的商場監控證明了他的清白，但這已是三天后的事。

當見義勇為需要監控錄像背書，當急救動作可能被曲解為性騷擾，我們這個社會的信任機制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考驗。

法律模糊地帶的“寒蟬效應”

法律本應是善意的保護傘，卻常常成為壓垮見義勇為者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國《民法典》第184條明確規定，“因自愿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

但現實中像胡某這樣的案例仍屢見不鮮，問題出在兩點：一是見義勇為的認定標準模糊，二是性騷擾指控的舉證責任倒置。

在胡某案件中，當地警方最初認定其行為不屬于見義勇為，而是故意傷害，這種判斷源于一個荒謬的邏輯：當猥褻者停止侵害并逃跑時，阻止其逃跑的行為反而可能被視作新的侵害。

正如網友諷刺：“難道應該這樣，搶劫或者殺了人逃跑的就別抓了，因為他已經不殺人了，已經停止了侵害行為，抓他屬于故意傷害？”

另一方面性騷擾案件中“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在實踐中常常變形，在廣州張先生的案例中，他需要自證清白，而非指控者需要證明他有猥褻意圖，這種舉證責任的錯位，使得每一個想要施救的男性都面臨巨大風險。

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急救培訓報名人數同比下降17%，其中男性占比從往年的52%驟降至38%，這或許就是“寒蟬效應”最直觀的體現。

公共空間的“監控防御工事”

當法律不能提供足夠保障，人們開始尋求技術解決方案，全國各大城市正在將公共場所監控覆蓋率從目前的76%提升至2026年的90%，人臉識別系統的準確率也達到了99.7%。

這些數字看似令人安心，實則折射出一個悲哀的現實：我們不得不依靠全天候的電子眼來守護最基本的道德勇氣。

監控確實解決了一些問題，在南昌公交襲胸案中，正是高清監控讓猥褻者陶某無從抵賴，在廣州張先生事件中，商場監控最終還了他清白。

但監控也有其局限性，因為它只能記錄行為，無法判斷意圖，當張先生的手放在昏迷女子頸部時，監控能證明他確實觸碰了那個位置，卻無法自動區分那是急救檢查還是猥褻行為。

更令人擔憂的是，我們對監控的依賴正在改變社會行為模式，四川宜賓的江哥目擊老人倒地卻不敢施救，只因“現場又沒監控，要是真去扶了惹來麻煩，怎么說得清楚？”這種心態的蔓延，使得每個公共空間都變成了需要“自證清白”的戰場，每一次善舉都可能成為未來的罪證。

從“扶不扶”到“救不救”的倫理滑坡

十年前我們還在爭論“老人摔倒扶不扶”，今天問題已經升級為“異性昏迷救不救”，這一倫理滑坡背后，是性別對立與社會信任的雙重危機。

醫學專家強調，心臟驟停的黃金救援時間只有4-6分鐘，每延遲1分鐘施救，存活率就下降7%-10%，但在現實中像川北醫學院護士賈志偉那樣毫不猶豫對陌生女性進行人工呼吸的案例越來越少。

更多人是像武漢醫生漆雪婷那樣，只有當施救者與患者同性時，才能毫無顧忌地施救。這種性別鴻溝正在制造新的急救困境。

統計顯示女性突發心臟病的院外存活率比男性低27%，部分原因就在于旁觀者更不愿意對女性進行胸外按壓，我們陷入了一個悖論：一方面呼吁打破性別偏見，另一方面卻在急救場景中強化性別界限。

當善意需要“免責聲明”

問題的本質不在于監控不夠多或法律不夠細，而在于我們將社會關系簡化成了“施害者等于受害者”的二元對立。

在這種思維下，每個陌生人都被預設為潛在加害者，每次接觸都需要“免責聲明”，這種異化過程有三個顯著特征：

一是責任轉移，將社會信任機制的失效歸咎于個體（“你為什么不當場錄像？”），二是道德表演，人們在網絡上慷慨激昂地聲援“張先生們”，現實中卻對需要幫助者繞道而行，三是標準混亂，我們既要求男性在女性遇險時挺身而出，又對他們采取的具體救助動作百般質疑。

結語：在監控與良知之間

回到廣州那個傍晚，如果張先生當時猶豫了，等待專業救護人員到來，小林很可能錯過黃金搶救時間，但正是因為他的果斷小林得以康復，盡管代價是三天的人格羞辱。

這個兩難選擇折射出我們時代的道德困境：當善意需要監控來自證清白，或許不是監控太少，而是信任太少。

社會的溫度不在于有多少攝像頭，而在于有多少人敢于在攝像頭照不到的地方，依然選擇善良，當法律、技術和道德能夠形成合力，我們才不再需要討論“施救前要不要先找目擊者”這樣悲哀的問題，對此您有什么觀點和看法，歡迎大家在評論區中留言和討論。

參考資料：
男子突發心跳驟停倒地不起 毓璜頂醫院護士跪地按壓900余次奪回生命
2023-03-23 齊魯網
女子休克路過男子施救被疑襲胸
2025-07-13 新浪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