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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作者許燕轉
具身抵抗與祛魅:
人工智能前夜的民間神話
——論陳崇正《香蕉林密室》
文 | 許燕轉
作者簡介
許燕轉
文學博士,東莞理工學院特聘教授,教務部副部長。東莞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主要從事文學批評。
摘 要:
陳崇正《香蕉林密室》借陳大同之手,構建了一個以身體(子宮)為原點,層層疊置的三維時空系統:物理密室(原始意味)、心理密室(自我救贖)、歷史密室(現代性消解),用以對抗現代化進程、政治權力、機器物化。但當這些具有南方特質的空間被時代和人工智能祛魅和掀開,遂宣告了一個樸素民間想象時代的終結。至此,陳崇正通過一個以身體為核心的具身性游戲,書寫了一個人工智能時代到來之前的民間文化防御神話,密室的生成機制與瓦解過程,揭示了技術理性對民間想象力的解構邏輯。
關鍵詞:
陳崇正;具身性;人工智能;祛魅
在人工智能即將撕碎最后一片人類經驗的臨界時刻,新南方寫作代表作家陳崇正用文字在《香蕉林密室》中構建了一座存放民間想象力的諾亞方舟。這座以子宮為原型的密室,不僅是物理空間的異托邦,更是一場關于身體、記憶與技術的哲學實驗——當算法試圖將世界翻譯成透明的二進制代碼,那些柔軟的水果、潮濕的瘴氣、幽閉的甬道與龜裂的陶罐,正以頑固的生澀性、本能性守護著未被解析的人性暗礁。
陳大同基于對初戀米小年愛巢禮物的構建設想,以南方水果之王——香蕉,在棲霞山半步村徒手建造了一個香蕉林密室:“數不盡的通道,數不盡的分岔,數不盡的死路,還有垂直于地面的暗洞,沒有繩索無法往回走的斜洞;有些道路通向蛇窩,有些道路通向蝎子窩蜈蚣窩,有些道路通向暗流洶涌的泉眼,有些道路通向無法窮盡的曲折深洞。”[1]這個密室與博爾赫斯的《小徑分岔的花園》所創設的迷宮有異曲同工之妙。《小徑分岔的花園》中,迷宮是時間的隱喻,分岔小徑指向平行宇宙的無數可能;而陳崇正的香蕉林密室則將這種分岔性錨定在人類起源的混沌現場,當愛巢的個人夢想轟塌后,卻泛化成為了南方人(潮汕人)天災人禍的避難所、孕婦的隱身所、看押瘋子的監護所、逃犯的藏匿所、處置仇人的施刑場……當余準以智性游戲解構線性史觀時,陳大同卻以柔軟的水果樹覆蓋下的密室重構了文明的修羅場——一個以身體(子宮)為原點,層層疊置的四維時空系統:物理密室(原始意味)、心理密室(自我救贖)、歷史密室(現代性消解),用以對抗現代化進程、政治權力、機器物化和文化斷裂。在人工智能時代到來之際,在賽博后人類的美人城(造夢工作室、人造子宮)出現之前,香蕉林密室里那些通向蛇窩蝎穴的歧路,恰是啟蒙敘事刻意遮蔽的文明暗面,也是對人工智能時代一種烏托邦的、民間的抵抗敘事。
《橡膠林密室》
陳崇正 著
作家出版社
01
密室的具身生成:
母性空間的人文隱喻
在香蕉林密室里,縱橫交錯、“斜”“正”復合分叉的構造邏輯,讓密室絕非簡單的物理掩體,而是以子宮為原型,以身體為媒介,以具身性為方法的返鄉儀式空間。這一空間形態的生成,既暗合了克里斯蒂娃的從柏拉圖《蒂邁歐篇》中借用的“母性空間”(chora,科拉)對主體性的原始形塑,又呼應了梅洛-龐蒂關于“身體-世界”互滲的知覺現象學理論。當我們將密室視為承載記憶的具身性實踐時,其空間敘事便超越了傳統現實主義框架,成為技術祛魅時代重構身體主體性的詩學裝置。
首先,陳大同以子宮為原型展開母體基質的空間生產。在香蕉林深處構建的密室,本質上是一場以身體為原點的精神返鄉運動。這座藏匿于地下的迷宮,以隱秘的螺旋甬道、恒定的體溫濕度、幽閉的腐殖氣息,在空間形態與感官體驗上復現了人類最初的生命場域——子宮。香蕉林密室的空間構造本質上是子宮的拓撲學變形。克里斯蒂娃在《恐怖的權力》中指出,母性空間作為“前符號態”(semiotic)的容器,具有容納矛盾與混沌的基質功能[2]。小說中密室“斜正交織”的甬道網絡,恰似子宮褶皺在三維空間的投射——陳大同最初將其設計為防空洞的改造體,卻在實踐中演變為地下婦產醫院,這種功能嬗變印證了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的“空間生產”理論:物理空間在實踐活動中被賦予社會關系的象征意義。當密室通過麻阿婆將接生技術傳授給陳大同妻子彭細花,不僅僅成為抵御超生追捕的避難所,還成為接生了半步村、白水鎮數百嬰兒的“人造子宮”時,其空間屬性已從個體抵御轉向生命孕育,并實現了從父權技術空間到母性倫理空間的符號轉換。當陳大同詢問麻阿婆如何處置米小年和龍大志的“孽種”墮胎時,問了兩遍麻阿婆都不搭理,“最后才開口說話:‘都是你們男人干的好事!還沒成型,你拿到碧河邊去,倒進碧河里,河神總會原諒人的罪孽。碧河之神,保佑平安!’我二叔心想,又不是我的錯,怎么把其他男人的錯也算在我頭上。”[3]一個男性個體的錯,在女性眼中,其實是一整個男性群體的錯。這是香蕉林從一個具有包藏孕育的母性基質向排污對抗的矛盾轉換的過程。顯然,在不斷演化中,香蕉林密室已經不再是純粹的母性空間,而是不停地被異質所刺激、打破和異化。這種轉換在人工智能介入后遭遇的異化就更為明顯與顛覆性。美人城項目將密室改造為人造子宮實驗室,通過剝離肉身感知(如冷凍大腦、虛擬現實植入)完成了對母性空間的祛魅。這恰如哈拉維批判的“賽博格神話”——技術理性將身體分解為可編程的零件,子宮從生命源頭降維成生物工廠的孵化器。陳大同最終的自閹行為,正是對技術異化母體的絕望反抗:當密室失去孕育完整生命的能力,男性氣概的象征(香蕉林)與女性生殖隱喻(密室)的雙重崩塌,宣告了具身性存在根基的瓦解。陳大同甚至親手殺死并埋葬兒子陳風來,事實上就意味著親手扼殺并埋葬自己“畸形”的理想。
其次,香蕉林密室探索者以身體為媒介展開空間意義的具身實踐。密室的“分叉構造”本質上是具身認知的物理化呈現。梅洛-龐蒂強調,身體不是被動的感知接收器,而是通過運動意向性“測繪”空間的活態存在:“人類的行為也只有在物理秩序和生命秩序的基礎上才能展開,并創造出新的場所和意義。……當意識一旦獲得,意識由之而來的歷史本身反過來成了‘意識所給出的一個場景’”[4]。小說人物在密室中的探索軌跡——如關多寶一家五口逃離肖虎計劃生育的追捕來到密室,帶領家人依照陳大同當時的方法挪開尿缸,鉆進密室,并分頭在密室中探尋出口;龍大志為逃避追捕在甬道中盲目前行,關立冬為尋找生育庇護所觸摸墻壁上的潮濕青苔——都是通過身體運動重構空間意義的典型案例。斜向通道帶來的失衡感、岔路選擇引發的焦慮、密閉空間觸發的幽閉恐懼,這些知覺體驗共同構成了德勒茲所說的“感覺的邏輯”:身體在運動中生成空間,空間亦反向塑造身體的感知模式。陳崇正將超越時間和空間的機器,與女人的身體進行了劫后重生的感受鏈接:當香蕉林密室被肖虎們燒毀后,陳大同突然發現“真正的密室原來在自己的妻子身上,只是他一直都忽略了。那里正在孕育著一個新的生命,這是一件多么神奇的事。”[5]這種在空間與身體之間來回穿梭,并進行記憶的保存和考古的過程,類似于本雅明將城市漫游者比作“用腳步書寫記憶的考古學家”,當陳大同試圖通過密室重構母體庇護時,他不得不將子宮升格為戰斗堡壘,密室探索者則以身體為工具,在觸碰密室墻壁的裂縫、嗅聞黑姜的辛辣氣息時,激活了半步村的集體記憶。當陳大同在密室深處發現日軍遺留的防毒面具,他通過穿戴這一“身體延伸物”,瞬間與歷史時空中的受難者產生知覺共情。
因而,在陳大同的構想與實踐下,香蕉林密室成為南方人類文明的根本性起源,而這個起源以密室的垂直暗洞與斜向甬道的鑲嵌方式,構成雙重悖論:向下掘進的暗洞隱喻著對母體子宮的追溯渴望,而無法回返的斜洞則宣告了文明發展中的單向性。這種線性史觀下的空間矛盾復現了人類存在的根本困境:對起源的鄉愁與勢如破竹的工業科技發展,如同毒蝎的雙螯,將人永恒撕裂在回溯與突圍之間。當博爾赫斯的主人公在迷宮中尋找形而上的時間謎底時,香蕉林的探索者卻在蛇蛻與蛛網間觸摸到文明起源中玄妙的因子——每條歧路都是被正統歷史刪除的潛在起點,每個毒蟲巢穴都保存著未被規訓的野性基因,尤其那塊懸浮的石頭正啟示著起源的乾坤陰陽、虛實輕重的神秘元性。而泉眼的暗流在迷宮深處轟鳴,提示著所有分岔道路的終極宿命:無論是選擇蛇徑還是蝎道,最終都將被卷進文明起源的混沌場中。這使密室成為一部反向的《創世紀》——不是上帝說要有光,而是無數黑暗的可能性在潮濕的巖縫中蠕動,等待被敘述或遺忘。當現代性暴力將人的存在切割為離散的數據流,這座密室以其頑固的肉身性,將“進入”的動作升華為重返母體的精神分娩,在技術祛魅的時代風暴中,為破碎的民間記憶保留最后的溫床。
02
時空的三重迷霧:
不停疊置的抵抗詩學
通過以母性空間(子宮)為起點的設計,陳崇正借身體最終建立起的是一種身體性在世的思想。這里的“身體性”與梅洛-龐蒂的“身體性”同樣是個非常含混又可供衍生的概念,它不單單指支撐著我們行動的可見和可觸的軀體,也包括我們在歷史真實中的意識和心靈,甚至包括我們身體置身其上,并且與機器共處的賽博格虛擬現實境遇。因此,《香蕉林密室》中的“身體性”是一個迭代開去、不停疊置的整體概念,它“對立于任何身體/心靈、身體/物體、身體/世界、內在/外在、自為/自在、經驗/先驗等等二元論的概念,而是把所有這些對立的二元全部綜合起來了。”[6]地面香蕉林+地下密室所構建起來的,是時空的四重迷霧,陳大同正意欲通過這三重迷霧預先解構各種二元論所帶來的命定。
第一重迷霧:巫幻思維下的物理密室——重建身體對生命的生物感知。香蕉林密室首先是一個充滿巫術思維的生物性空間,其通過潮濕、悶熱的南方地理特性與迷宮式洞穴結構,重構了現代性規訓之外的身體感知系統。陳大同將密室建造于棲霞山天然洞穴中,香蕉林“密不透風”的植被遮蔽與“怪石嶙峋”的地貌特征,形成天然的感知屏障。進入到密室中,需要進行感官重置:密室中的特殊聲響(如地下水滴聲、蝙蝠振翅聲)與奇異光影(洞穴折射的磷火微光)構成了超越日常經驗的感官場域,迫使進入者啟動原始的生物性警覺,如陳星光初次踏入時“毛孔張開、脊背發涼”的生理反應;而最令人玄幻的莫過于麻阿婆山洞失蹤傳說與“漂浮黑石”的神秘現象,以巫術的接觸律懸置將科學理性與常識,引進入者回歸“萬物有靈”的認知模式。這種思維在陳大同將密室改造為孕婦避難所時達到頂峰——產房內新生兒的啼哭與洞壁滲水的滴答聲形成生命共振。關于密室的傳聞都是圍繞著密室的“神奇”而展開的,說駐扎過研究神秘生物技術的專家,是北京那邊派來的秘密小組,發現了地下的可以實現長生不老夢想的特殊物質,更重要的“香蕉林密室其實是人間與地獄的交界處,相當于閻羅王的鼻孔,只是人類的鼻孔只有兩個,閻羅王的鼻孔結構比較復雜,所以被陳大同當成天然的地下室的洞穴其實都鏈接著靈魂終極歸宿的幽冥世界。”[7]被密室監禁的龍大志、肖虎都出現了瘋癲,密室帶給肖虎最大的顛覆,莫過于“時間在折疊”“宇宙就像千層糕”“外星人就在我們身邊”等思維觀念上的沖擊,而肖虎反復念叨的這幾句話,無非就是時間、空間、人類的神秘莫測、變幻無常,這種“神”性,回溯到最原始素樸的對天地世界、萬物有靈的感知。此重迷霧實質是對技術社會“祛魅化”的反撥,通過重構身體與自然元素的直接對話(如肖虎被困時舔食洞壁青苔的本能),揭示被城市文明壓抑的生命原初感知力。
第二重迷霧:畫地為牢的心理空間——重建集體創傷記憶。密室作為心理防御機制的實體化,承載著改革開放初期嶺南鄉村的集體創傷。陳大同將龍大志、肖虎等“瘋子”囚禁于密室的行為,實則是將時代暴力轉化為可掌控的心理劇場。在這里,孕婦在密室分娩的場景,如細花嬸子接生時的“血水滲入紅土”,將時代對個體生命造成的身體規訓轉化為民間口述史的肉身銘寫。彭細花的墓碑與密室下隱藏的另一塊不知名的先人神秘墓碑,以及“石敢當”,成為了對帶隊破壞作為孕婦避難所的密室的肖虎們,心頭揮之不去的詛咒,迫使他借彭細花托夢的方式來完成對香蕉林密室重建的認可,以及恢復正常人思維和生活的一個重要儀式。這是一種對自我的懺悔,更是對時代所造就的集體創傷記憶的贖罪與平復。因此,可以看到,被活埋的陳風來尸體與陳大同失蹤后遺留的衣物,構成家族創傷的潘多拉魔盒,其空間密閉性阻斷了創傷記憶的線性消解,反而通過“幽靈重現”(如陳大康頭顱冷凍術)形成代際傳遞、綿延不斷的創傷記憶。這種自我囚禁的心理機制,在關立春自殺事件中達到極致:關立春因被龍大志(印然大師)強暴而墜入情欲深淵,并無意害死了陳風來,最終在香蕉林密室中自殺,事件達到極致:她將香蕉林視為“最后的潔凈之地”,實則陷入更深的認知牢籠。密室由此成為集體無意識的避難所與創傷放大器。
第三重迷霧:歷史密室——對現代性的消解。陳大同對香蕉林密室的建構基于“宇宙是一個洋蔥”的神秘昭示,這也是后面肖虎被囚禁密室后發瘋常常囈語的一句話,它所隱喻的,實則上是對于線性時間、單向性空間觀的解構。層層包裹,揭開了一層還有一層,打開了外層還有更多等待打開的內層的結構方式,香蕉林密室作為歷史褶皺的存儲裝置,通過空間疊合解構線性史觀,它要表達的,是以一個超越時空,超越歷史的樣態,對歷史展開藏污納垢,對縈繞在歷史上的現代性進行消解。在密室里,時間是不停疊置、坍縮的:洞穴內發現的抗戰時期日軍頭盔與90年代超生罰款單據共存,形成“巫術時間”(沃爾特·翁語)的共時性敘事,消解現代性進步史觀;而當密室從藏匿孕婦的難所到停頓客棧,再到招商引資的旅游奇觀,再到《美人城手記》的美人城,揭示著歷史書寫的暴力和荒謬本質——所謂“藏污納垢”實則是權力話語對邊緣生存策略的污名化;香港富商鐵吉祥對密室進行總投資兩個億的商業開發,將香蕉林密室從歷史創傷轉化為消費符號,也轉化為人工智能的虛擬現實符號,暴露了時代強勢發展邏輯對歷史深度的消解與碾平。陳大同失蹤前的瘋癲狀態,正是對這種現代性暴力的終極反抗:他不斷挖掘新洞穴的行為,實質是在建構抵抗歷史敘事的“負空間”。
03
未完成的祛魅:
人工智能前夜的民間神話
說到底,“虛設的戰士”陳大同建造的香蕉林密室,就是一個基于個人的、民間的、想象性的文化對抗。香蕉林密室作為民間文化的最后堡壘,通過空間實踐構建另類價值體系。然而,值得追問的是,為什么陳大同最終以失蹤與發瘋為落幕?為何只是一個“虛設的戰士”:“他接下來的日子,就如西西弗斯一樣,整天將石頭推上山,明天讓它滾下來。”[8]
這個民間神話首先是一種具身對抗的身體政治。不管是以一己之力對半步村、白水鎮的上百個被時代所控制的生命的庇護,還是對肖虎、龍大志、陳風來等人的身體監禁與處理,陳大同都儼然是站在人間與地獄的通道上,掐住閻王的一個鼻孔,行使著生命判決的權力,這種權力將國家暴力反轉為民間私刑,完成對權力機制的肉身解構,尤其是陳大同摘除肖虎睪丸的復仇罪罰,將密室功能上升為民間權力對政治權力的一種刑罰。在韋伯的現代性理論中,“祛魅”意味著理性對神秘主義的驅逐,但陳崇正筆下的香蕉林密室卻呈現出“祛魅未完成”的復雜狀態。陳大同設計的三重密室,本質上是將民間神話體系編碼為“身體—空間”的具身性防御系統:通過香蕉林的迷宮與月光折射規律模擬巫術儀式(如小說中“月影占卜”的描寫),實則是借助自然規律建構神秘;通過口述檔案的碎片化編排,將土改運動中的暴力事件轉化為“鬼火傳說”,以隱喻抵抗官方史學的單一敘事。還有許多諸如此類的建構,陳大同、陳大康、肖虎、米小年這香蕉林密室的第一代人本身,乃至于與第二代人小界、關立春、關立冬、陳星河、陳星光、肖淼、陳風來之間,這種理性與神秘的交織,形成整個半步村難以條分縷析的一種狀態,既神秘又理性,既理性又時刻被現實推動著,既被現實推動著又時刻有一股原始的力量支配……這種文化心理,呼應了韋伯所言的祛魅第一階段“宗教理性化”的特征——并非消滅神秘,而是用理性邏輯重構神秘[9],而這也是陳大同香蕉林密室起源于具身性設計,而終于自然的“生老病死”的必然結局。
這個民間神話必然地是一種區域文化的保守對抗。潮汕地區可以說是中國版圖上的南方之南,從中原遷徙而來,帶著厚重的中原文化因素,其中,祠堂文化,就是極為典型的文化現象。從建筑而言,潮汕祠堂擁有當世最精湛的建筑藝術,以石雕、木雕、嵌瓷等堆砌而成;從文化方面看,潮汕祠堂推崇以感恩先祖、恢弘祖德、敦睦親情、教化后人為主題的文化,至今保留古老的禮儀規程,在國內其他地方均已少見。祠堂正是堅守傳承家族文化的潮汕人的核心空間載體。潮汕宗祠作為“祖先靈魂棲居之所”(《禮記·祭義》),承擔著祭祀、議事、懲戒等社會功能。小說中宗祠雕梁畫棟的蝙蝠紋飾與五世同堂的族譜木匣,構成了潮汕人“以祠為核”的生存秩序。然而,美人城的規劃必然無法與陳氏祠堂共一而存,因此圍繞著陳氏祠堂的拆遷與賠款,作為曾經的村書記實質上的族長陳大康被鎮長提前支走,留下陳大同孤身奮戰,最終陳氏祠堂在關多寶的一己之利的火把中燒毀殆盡,與香蕉林密室這個地下空間“四通八達卻無出口”的結構,形成了對潮汕宗族文化在現代化沖擊下的困境的隱喻:既維系著祠堂記憶的文化根系,又陷入自我循環的敘事閉環。最后,美人城對香蕉林密室進行了終極解構。關多寶在自身利益的誘使下,一把火燒毀了陳氏祠堂,而他在懺悔中說,他不過是想表達下意思,并沒有想輕輕一點火,火舌便瞬間蔓延肆虐,將祠堂燃燒殆盡,仿佛是“天意如此”,他只是個推手。而當關多寶為推進拆遷縱火焚祠時,燃燒的不僅是建筑實體,更是慎終追遠的精神紐帶。這與潮汕俗諺“祠堂在,族魂存”形成強烈反諷,暗示市場經濟沖擊下民間信仰的物質根基已然動搖。宗祠焚毀事件折射出傳統威權的雙重潰敗:一方面,拆遷背后資本力量的介入(如旅游地產開發),使宗族長老的決策權讓位于經濟理性。原本需要“三牲祭祖、擲杯問卜”的重大事項,在推土機轟鳴中被簡化為利益分配問題;另一方面,年輕世代的疏離加劇權力真空,如陳星光對重建宗祠的漠然態度,與父輩“寧舍宅基不棄祠產”的執念形成代際裂痕。當美人城在廢墟上崛起,其玻璃幕墻與智能展廳構成的科技奇觀,與祠堂原有的陰陽井、福德公龕形成文明迭代的視覺暴力。這種空間置換正如小說中密室變賭場的轉化,隱喻著資本邏輯對地域文化基因的強制性改寫。值得注意的是,陳崇正通過“祠堂焚毀—密室曝光—美人城興建”的敘事鏈條,構建了潮汕文化現代轉型的悲愴三部曲。宗祠作為歷史密室的核心意象,其毀滅不僅宣告了民間自治空間的失效,更預示人工智能時代前夜,那些依賴身體經驗傳承的文化密碼終將湮沒于數據洪流。正如碧河“吞沒一切”的隱喻,傳統宗族文化在技術理性與資本擴張的雙重擠壓下,正在經歷著不可逆的祛魅與重構。
這個民間神話同樣是一個對人工智能時代不可能完成的祛魅。陳大同的這種民間的、原始的抵抗在人工智能介入后遭遇終極危機:陳大康曾拋棄又被鐵吉祥救下,輾轉到香港成為新人工智能技術代表的女兒小界,對陳大康實施的割頭術“頭顱冷凍記憶萃取術”,意欲將陳大康的記憶存放在機器中,留待在賽博格的后人類美人城里,進行實驗并詳細了解當年父親記憶中的歷史。這樣一個設定對于潮汕人而言,是既普通(逢年過節,潮汕人祭拜祖先拜獅頭鵝,首當其沖的就是要對獅頭鵝實施割頭放血的儀式,這樣的儀式甚至還會以潮汕地區神圣之仙草——紅花作為凈身之仙水),又恐懼的,恐懼的是這次被割頭的是人類,是要被卡在機器之中的人類,并且最終要被碎片化、機器化,被放置在不銹鋼桶里。陳崇正對陳大康割頭的場景的描寫,并不血腥暴力,而是充滿著冰冷的、機械程序式地敘事,但是“我母親在另一個房間的角落里燃香拜菩薩”[10],卻讓敘事形成了一種悖論與吊詭:既將身體經驗轉化為可復制的數據流,宣告以肉身感知為根基的民間想象的徹底潰散;又是一種復魅。這種復魅不再是前現代的神秘主義回歸,而是哈拉維所說的賽博格神話——人與技術、自然與文化、物質與信息的邊界在此崩解。當AI宣稱已破解所有密室密碼時,老村民仍堅持在月夜舉行“無意義儀式”,此刻的民間性已蛻變為齊澤克定義的“斜視式信仰”:明知巫術無效,仍通過實踐維持象征秩序。
可以說,小說中陳大同等的努力,是一種“虛設”,但是卻又不是一種“枉然”,這種對不同時代不同維度的祛魅并非簡單的“真相揭示”,而是一種情感揭示和文化傳承、血脈相連的具身性揭示。這就很可以解釋,為什么最終是當年那個被陳大康拋棄而逃生的女兒小界,回來以AI大神的形象,重新對陳大康進行肉身的切斷,而又進行肉身經驗(記憶)的冷凍封存和下一步的還原。如果說肉身在抵抗AI方面已經宣布了它的無效無用,那么由肉身建構起來的情感和經驗,卻是技術理性永遠不能取而代之,并且還需要永遠追捧的核心,而這也是人類參與到人工智能時代的唯一的價值。
結 語
《香蕉林密室》將故事設定在“AI全面接管的前一年”,這個臨界狀態賦予文本獨特的理論張力,作家通過一個行將消逝的民間防御系統,揭示了技術祛魅時代最深刻的困境:當AI將一切經驗轉化為數據時,那些依賴身體、氣味、痛覺與集體記憶的敘事如何生存?香蕉林密室本質上是用理性守護非理性,用具身性替代肉體的悖論工程,在AI全面接管的前夜,這種技術賦能的神秘主義,恰是當代中國民間社會生存策略的隱喻——而小說也在算法監管的縫隙中重建敘事主權。陳崇正的答案充滿辯證性——被祛魅的民間神話并未死亡,而是在與技術的纏斗中蛻變為“后人類時代的巫術”。這種巫術不再對抗科學,而是像大數據模型那樣,將理性與神秘編碼為新的雜交體。在此意義上,人工智能前夜既是終結,也是民間性重生的產床。
注 釋
[1]陳崇正:《香蕉林密室》,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第27頁。
[2][法]茱莉亞·克里斯蒂瓦:《恐怖的權力論卑賤》,張新木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第44頁。
[3]陳崇正:《香蕉林密室》,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第52頁。
[4]張堯均編:《隱喻的身體——梅洛-龐蒂身體現象學研究》,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頁。
[5]陳崇正:《香蕉林密室》,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第134頁。
[6]張堯均編:《隱喻的身體——梅洛-龐蒂身體現象學研究》,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頁。
[7]陳崇正:《香蕉林密室》,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第157頁。
[8]陳崇正:《香蕉林密室》,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第410頁。
[9][德]馬克斯·韋伯:《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康樂、簡惠美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10]陳崇正:《香蕉林密室》,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第415頁。
作者單位:東莞理工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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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林密室》
陳崇正 著
作家出版社
內容來源:《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2025 年 第 3 期
作者:許燕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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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鄧 寧
編輯:祁創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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