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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君曼，是近代史中極少被正面講述的女性之一，她沒有站在講壇上喊口號，也沒有在會議上投過決定歷史的票。

她所參與的，是私奔、是照顧、是奔波、是沉默，是一段注定不會贏的感情戰役。九州想說：如果沒有她，陳獨秀的"高光時代"，將是另一個版本。

武官家的千金小姐

高君曼出生在一個講規矩、講門第的家庭，父親高登科是清朝武官，安慶鎮臺，滿身勛章，腰桿筆直。家里有馬房，有書塾，有規矩，也有女人之間的明爭暗斗。

她是小女兒，是高登科的掌上明珠。母親不是正妻，卻在這個家里有分量，因為女兒聰明，模樣出挑，嘴甜。

她從六歲開始就讀書，起初是四書五經，后來改去北京師范女子學堂，是清末那一批最早接觸西式教育的女子之一。

她姐姐高大眾就沒那么幸運了，同父異母，年長十二歲，早早嫁人，不識字，也不會交際。

她沒有上學的機會，也沒有被父親捧在手心的待遇，只是一筆"聯姻交易"的附屬物。嫁給的男人叫陳獨秀，那個時候還只是個寒士，一介書生。

誰都沒想到，這兩姐妹，會圍著一個男人，演出一場翻臉無情的悲劇戲。

在北京讀書時，高君曼接觸到不少新文化的書報，她特別愛看《安徽俗話報》《新青年》，她不只讀，甚至背誦，模仿寫詩。而這些刊物的幕后主理人，就是她的"姐夫"，陳獨秀。

她心里崇拜這個男人，不是一星半點的那種，是寫進日記里的，是對同學念叨個沒完的，是那種年少少女面對天才的全然仰望。她見過的人太少，姐夫成了她眼中唯一的光。

與姐夫私奔的青春歲月

1909年冬天，事情發生了轉折。

她從北京回安慶探親，住進了姐姐家，那時候的陳獨秀剛好從日本回國，氣質非凡，文章寫得好，人也講理。

在家里，他不是嚴厲的長輩，而是能跟她聊《民報》《天演論》的那個"同路人"。

高君曼23歲，年少輕狂，她不怕人議論，不怕名節受損，她只認得情真意切四個字。

那幾個月，她和陳獨秀幾乎天天對話，談教育、談革命、談《天演論》，而高大眾，整日忙著洗衣做飯，看不懂兩人之間的眼神。

她知道姐夫眼里有光，那光不是對姐姐的，而是對自己放的。

外人傳得很快，“小姨子和姐夫的事兒”，尤其是在舊式大家庭中，是一種比死還羞辱的丑聞。高家的親戚們臉色變了，陳獨秀的嗣父當面怒罵，甚至揚言要斷絕關系。

可他們沒退。

1910年春，兩人不告而別，悄悄私奔，先去杭州，又轉上海，住在法租界附近的老房子里，租一間小屋，吃粗茶淡飯。陳獨秀靠賣稿子、高君曼教私塾，日子雖緊，也不算凄苦。

真正壓垮人的，永遠不是貧窮，而是代價換來的愛情，遲早會反過來要債。

這一年間，他們感情熾熱如火。沒人知道她付出了什么，從千金小姐跌落成街巷女子，要跟房東周旋，要替丈夫聯系報社，要應付外頭的閑言碎語。

他們沒有辦婚禮，不是因為他們不愛，而是沒有臉，也沒有資格再去求祝福。

這一段戀情，起步就滿是血與火，沒有浪漫，只有奔逃、被罵、絕親，和一場長達十五年的相守，最終換來一句：“我們不合適。”

十五年患難與共

高君曼以為，這一走，能換來一生的共苦同甘。

他們在上海落腳，最早住在北四川路，后來搬到法租界。小屋不隔音，樓上是青樓，樓下是裁縫，日子常常被噪音和債主攪得心煩。

陳獨秀的稿子漸漸多了，他靠寫文章謀生，從《新青年》編輯部一路走到北大講壇，寫革命、講馬克思、辦雜志、拉同志。每一場風波的背后，都有高君曼的身影。

她整理文稿，謄抄書信，接待客人。魯迅、李大釗、胡適來家里議事，她負責端茶遞水，背地里還得小心警察盯梢。她也替丈夫藏過傳單，躲過搜查，還陪陳獨秀一同被捕坐牢。

她是他最忠誠的“戰友”，也是最被忽視的那個。

她的身體，卻是一點點垮掉的。

從1916年起，她開始咳嗽，痰中帶血，醫生說是肺結核，要靜養、要吃好、要避風寒。

可她哪里有條件？丈夫忙革命，整天不在家；家里經濟時好時壞，幾次靠李大釗接濟；房租拖著，孩子吃稀飯過日子。

朋友們贊她“識大體”，說她“革命妻子典范”，可誰知道她夜里咳到不能睡？

1922年，裂痕終于顯現。

這一年，陳獨秀把前妻所生的兩個兒子陳延年、陳喬年從安慶接到上海。高君曼主動提出，把他們接進家里，自己照顧，也算彌補對姐姐的虧欠。

陳獨秀卻說：“你是婦人之仁。”

這句話扎進她心里，她心疼外甥，是良知；他卻覺得她軟弱，是阻力。

她那一刻明白：在這個家，她不是妻子，是助手、是義工，是隨時可以替換的那種“紅色家屬”。

之后，兩人爭吵漸多，話也冷淡，她不再插手他的事，他不再解釋他的行蹤，家是“驛站”，而非“歸處”。

南京六年的孤獨終章

1925年春，高君曼帶著孩子離開了上海。她沒有哭，也沒有鬧，只是默默收拾行李，把衣服一件件折好，給他留下一封紙條，說：“各自安好。”

她去了南京，帶著一兒一女，租住在城南的破屋里。她曾是武官之女，如今靠每月30元寄來的生活費度日。

肺病越來越重，她整日咳血，連去趟菜市都得歇三次，孩子靠半工半讀維持學業，小的送人撫養，大的洗衣打雜換飯錢。

她不愿麻煩別人，也不肯求陳獨秀多寄錢，她曾愛得那么深，最后只剩自尊撐場。

1930年，高大眾去世，從妹妹私奔那年起，這對姐妹再沒見過一面。

她聽說后哭了整夜，撐著病體，帶著孩子回安慶奔喪。親戚們的臉冷如霜，沒有一句安慰，也沒有一個攙扶。

那場葬禮，是她人生中最難堪的時刻，她低著頭，像個罪人，連姐姐墳前，都不敢多站。

回南京后沒多久，她撐不住了。

1931年冬，她臥床不起，身邊無親無友，咳血至死，年僅45歲，鄰居幫著料理后事，幾個學生湊錢請來木匠釘了棺材，陳獨秀未出面，也未派人前來。

她一生曾風光，也曾卑微。她把青春、健康、家庭都給了他，換來的是一句“我們不合適”。

九州想問：這一路到底值不值得？

歷史沒有給答案，她的兒子陳鶴年去了香港，隱姓埋名；女兒陳子美逃到美國，活到94歲，也從未回顧這段家族史。

高君曼，最終沒留下一本傳記、一個評語，甚至沒有一個完整的墓志銘。

可我們知道，在那個風起云涌的年代，她的沉默、忍讓、犧牲和絕望，也是這個時代的組成部分。

只是太多人，只記得英雄的名字，忘了那個替英雄洗衣做飯、守夜寫信、咳血而亡的女人。

參考資料
《陳獨秀全傳》
《新青年與陳獨秀》
百科詞條：高君曼 / 陳獨秀 / 高大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