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團長，越軍又沖上來了！”——1979年2月26日凌晨，越北高平一隅的戰壕里，李和平輕輕抹去臉上的塵灰，淡淡回一句：“別慌，等我信號。”炮彈的尾焰劃破夜空，這段寥寥對話后來被幸存者當作傳奇細節講給新兵聽。

炮擊命令下達不過短短數十秒，可要說清那四個字從何而來，則得把時鐘撥回更早。李和平的父親李德生，1930年代入伍，從井岡山走到抗美援朝，五十多年槍林彈雨，把“不搞特殊”四個字刻進了骨髓。新中國初立，他已是司令部里的大干部，卻仍堅持全家跟普通戰士同吃“南瓜飯”。那個艱難年代，李和平年紀尚小，跟著父親開荒種地、抬水挑糞，連塊白砂糖都算奢侈。

1964年，部隊動員高干子女參軍。李和平初中剛畢業，揣著一紙報名表就去了連隊。會議室里有人低聲提醒李德生：“您這么大的職務，兒子直接送軍校更省事。”李德生卻回了句：“多磨磨腳板，日后少添麻煩。”于是，李和平被編進普通步兵班，簡單到甚至沒有統一的蚊帳。那幾年，他跟炊事班幫廚、跟工兵挖壕溝，四年沒入黨、五年沒提干，自嘲“老兵油子”，卻也練就了摸黑潛行、快速標定方位等硬功。

時間跳到1977年，高考重啟。成績不錯的李和平出現在推薦名單上。材料送到父親案頭，老人家紅筆一劃，名字消失。有人替李和平打抱不平，李德生只說：“想念書，仗打完再說。”

兩年后戰火真的冒起來。越南連番挑釁，2月17日凌晨，鄧小平一句“教訓一下”宣布反擊開始。12軍接令南下，李和平幾乎拍桌子請求上前線。軍部原打算把他放在指揮所做參謀——畢竟李德生當年就是12軍軍長，誰都怕背責任。李和平血書擺上桌：“若不準前線，寧可退役。”父親那頭電話也冷冷一句：“讓孩子自己選，他既是李德生的兒子，也是中國兵。”

于是，李和平成了106團副團長。帶兵第一次遇到越軍伏火箭，連隊有人畏縮，他拎起輕機槍先沖：“跟我來！”傷口剛縫四針，包扎都沒拆，又領人夜襲敵前沿。那股狠勁兒在老兵眼里“像極了當年上甘嶺的92高地”。

最驚險的一戰出現在2月26日晚。團部要求奪取一處制高點，106團一個連加半個迫擊炮排搶下山頭，還未來得及深挖掩體，越軍憑借地形合圍。無線電里傳來敵軍高聲喊話：“抓活的副團長！”子彈貼著工事口呼嘯，有人提議：“掩護突圍。”李和平擺手：“突圍就分散，守住陣地等炮火。”

午夜時分，他把坐標反復核定，把電臺音量壓到最低，向后方炮兵連發報——那五個字至今在檔案里都沒有刪節符號：“向我陣地開炮！”連隊里二十多名士兵聽得真切，有人咧嘴笑：“副團長真夠味兒。”也有人拍拍兜里母親縫的香荷包，神情恍惚。炮兵指揮所沉默了約十秒，一陣急促“滴滴”后，山腳幾門122加榴炮齊響，火舌吞沒陣地。彈幕持續五分多鐘，越軍被炸得措手不及，退到山坳再不敢上沖。煙塵散盡，106團僅余三十余人能站著，有人雙耳失聰，有人渾身炸得血點子。李和平的鋼盔凹下一塊，細碎彈片嵌進肩膀，他咬牙把碎鐵扯出仍沒吭聲。

戰后，旅部統計，這一次“自壓陣地炮打”直接摧毀越軍一個加強排。李和平被火線晉升36師副師長，獎章沒來得及發，他卻先跑回連隊探望傷員。醫護不讓進，他站在門口，把兜里的糖果、香煙挨個塞給擔架員，張口卻是家常：“兄弟們想吃炒粉就說話，回頭我想辦法。”

有意思的是，這場戰役里不止他一個“高干娃”。另一路江魯平——開國少將江燮元的兒子——也因為引導炮火犧牲在老街方向。對比兩個故事，老兵私下感慨：“家風好不好，就看關鍵時刻扔不扔腦袋。”這話聽著糙，卻貼著那代人的行事準則。

李和平后來調往軍區機關，轉業后又把主要精力放在慈善助學。有人請他回憶當年炮火夜，他擺擺手：“大家都那樣，我只是活下來了。”或許正因如此，1979年的那聲“向我開炮”才格外干脆——它不是孤勇，而是幾十年家風在子彈與鋼鐵間的自然延伸。

至此，再讀標題“79年對越反擊戰，李德生長子在敵軍陣地指示炮兵部隊：向我開炮！”，字面已無需贅釋。它記錄的不僅是一聲命令，更是一份歷經代際的擔當。硝煙散去，山林又生新綠，老人們把勛章鎖進抽屜，可故事還會在營火旁代代復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