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之戰

美國需要更多創新才能與中國的AI技術競爭。美國與中國對自身及全球都肩負著深重的責任，必須攜手合作，降低人工智能帶來的風險。正如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之后，美蘇在核軍備競賽中設立護欄，雙方合作談判《核不擴散條約》，意識到不受管控的核競賽，終將把人類引向深淵。華盛頓與北京如今必須在人工智能競爭與合作之間，開辟一條同樣狹窄卻必要的路徑。雙方可先行達成雙邊協議，建立AI事件通報機制，并分享AI安全、可控以及確保符合人類價值觀的最佳實踐。進一步的談判，應聚焦于應對AI濫用或失控場景的具體措施。美中之間并不存在一場單一的人工智能競賽，這一觀念未能反映當下競爭的真正復雜性。挑戰的本質，在于爭奪的不僅是一場決定性的單一勝利，而是一場涉及多個維度的持久較量，其結果將深刻塑造國際力量格局。在這場技術與戰略緊密交織的AI競爭中，華盛頓唯有采取一套整體戰略，方能確保勝局。否則，在某一領域取得的成功，極可能在另一領域產生新的漏洞——而任何領域的忽視，都可能導致美國的全球地位，不可逆轉地走向衰退

作者：科林·H·卡爾

吉姆·米特爾

編輯：阿K

華盛頓關于人工智能的討論，愈發集中于如何確保美國在與中國的AI競賽中勝出。唐納德·特朗普總統重返白宮后，首批舉措之一便是簽署行政命令，宣告有必要“維持并增強美國在全球AI領域的主導地位”。今年2月在巴黎舉行的AI行動峰會上，副總統JD·萬斯再次重申，政府承諾要確保“美國AI技術繼續成為全球標桿”。今年5月，特朗普的人工智能與加密貨幣事務負責人、大衛·薩克斯（David Sacks），則以“贏得人工智能競賽”為由，為向阿聯酋和沙特阿拉伯出口先進人工智能芯片進行辯護。

鑒于人工智能（AI）在未來數十年內可能徹底重塑國家實力與國民福祉，贏得這場競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究竟誰處于領先地位，卻取決于人們對“勝利”的定義。一個常見的定義是，率先跨越通用人工智能（AGI）的門檻，即人工智能模型在廣泛的認知任務中，能夠達到或超越頂尖人類專家的智能水平。AGI可能在科學、技術以及經濟生產力領域帶來劃時代的突破——而第一個成功開發出AGI的國家，將可能獲得不成比例的巨大利益。

然而，通往AGI的競賽，并非人工智能競賽中唯一的關鍵戰場。軍事與情報機構必須利用人工智能的顛覆潛能，并同時設法遏制其破壞性影響。同樣，若能在經濟與社會的各個層面實現人工智能的廣泛部署，各國也將從中獲得競爭優勢。此外，各國政府亦在爭奪全球技術生態系統背后的標準、供應鏈以及基礎設施的掌控權。各方必須避免在人工智能安全問題上陷入惡性競賽，而是通過合作（甚至聯合行動），共同應對濫用或失控的人工智能所帶來的安全風險。

考慮到這些圍繞人工智能展開的多條競爭賽道，美國的地位顯得頗為岌岌可危。盡管美國企業在人工智能研發的最前沿領域，仍維持著顯著但正在縮小的領先優勢，但在其他AI競賽中，華盛頓卻有可能落于下風。中國在諸多方面擁有顯著優勢，而美中這兩大超級大國似乎均無意合作，以避免可能的災難性后果。鑒于人工智能的巨大顛覆潛能，競賽的賭注可謂深遠重大：若告失敗，美國可能陷入經濟依賴、軍事脆弱及全球領導力削弱的困境。這種黯淡前景尚非定局，但前提是，美國必須制定出一項連貫且深思熟慮的人工智能國家戰略，平衡創新、整合與風險防范，并將自身巨大的技術活力，轉化為持久的戰略優勢。

創新競賽

通往通用人工智能（AGI）的競賽，是當前人工智能領域最顯而易見、亦最迫切的競爭場域。美國的OpenAI、Anthropic、Google DeepMind等私營企業，以及中國的DeepSeek，均在各自政府的支持下，加速投入創新。無人能夠準確預判這項技術究竟將如何演進。大型語言模型或許只是AGI初露端倪的形式，也可能在某一臨界點被跨越時，真正的AGI會突然出現。無論哪種情形，AGI都蘊藏著重塑國家實力與競爭力根基的巨大潛能，因此全球兩大人工智能巨頭國家，對率先實現突破都抱有極大的戰略利益訴求。

目前，美國的AI實驗室借助半導體出口管制措施所帶來的計算優勢，在技術上稍占上風。然而，這一領先地位卻極為脆弱。中國通過本土創新、繞過出口管制、以及知識產權盜竊等多種途徑，持續緊追美國。中國領先的人工智能企業，例如DeepSeek，所開發的技術，與美國同行之間的差距僅有數月之遙。而北京的集中化體制，可能使其更快地培育、整合并利用民間創新，速度甚于華盛頓。

通向通用人工智能的競賽，并非人工智能競賽中的唯一戰場。

與此同時，美國的開放體系雖極大促進了創新，但其本質上更易受間諜活動及算法突破快速擴散的沖擊。算法設計的重大突破，或人工智能發展的新范式，可能動搖美國在半導體領域的主導地位，而這類突破一旦擴散，或將助推中國的人工智能實驗室超越美國競爭對手。特朗普政府出于其他政治優先事項的考量，正削減對基礎人工智能研究的投入，并限制外國人才在美從業，這些舉措都可能在未來數年內阻礙美國人工智能的發展步伐。

此外，美國私營企業的商業動機，并非總與國家利益保持一致。例如，人工智能公司可能傾向于在任何擁有可用能源基礎設施的地區建立AI算力中心，而無論這些設施是否位于美國境內。中東地區由于監管環境寬松且資源豐富，已初現強勁吸引力。全球首個5吉瓦人工智能數據中心集群，預計將落地阿聯酋，而非美國——這一發展正是特朗普政府近期決定，向阿布扎比出口數十萬顆尖端AI芯片的直接結果。雖然此舉為華盛頓帶來一定收益，美國企業如OpenAI及微軟計劃運營該數據中心集群的大部分產能，然而，將關鍵基礎設施遷往安全形勢更脆弱的海外地區，亦可能為中國及其他競爭對手，打開獲取先進算力資源與AI模型的后門。

即便美國在創新競賽中成功維持領先，仍不足以確保最終勝出。當前的市場趨勢顯示，最前沿的AI模型正變得愈發普及且趨同，這使得任何一方都難以憑借技術形成壓倒性優勢。

倘若這一趨勢延續至通用人工智能（AGI）問世之時，真正的勝負或將取決于能否有效將人工智能應用于實際——而在這場較量中，美國并不一定穩操勝券。

鞏固技術優勢

在國家安全領域，若欲有效應用人工智能，既需洞察前沿AI所帶來的全新能力與潛在威脅，也必須將人工智能融入現有體系，以確保維持決定性的軍事優勢。人工智能的整合，有望提升情報處理速度、加快數據驅動的決策流程、優化后勤與資源分配、實現高度自主的復雜系統，甚至可能催生某種“神奇武器”——例如能夠癱瘓對手關鍵基礎設施及指揮控制網絡的網絡攻擊工具，或在防御層面，使國家免于網絡攻擊之苦。

實現人工智能整合，美國政府與私營企業必須密切協作，然而目前這方面的合作仍令人憂慮地有限。國家安全機構缺乏對最新AI模型的早期接觸權限，這將削弱其將最前沿技術迅速納入實際工作的能力。領先的AI實驗室與五角大樓及其他國家安全機構之間的合作，依舊停留在初步階段。冗長的采購流程、抵觸變革的機構文化、基礎設施及數據的缺乏，以及對AI能力的誤解（既有低估，也存在過度期待），都嚴重阻礙了政府充分利用硅谷創新成果的能力。盡管這些問題已為各方所共識，但要徹底解決卻殊為不易。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的體制簡化了軍民融合，賦予其在AI采納方面結構性的制度優勢。國家級命令確保技術突破能夠迅速轉化為軍事與情報能力。中國軍隊已主動擁抱人工智能，并積極吸納商業界及學術界的力量。借助AI競賽與公共采購平臺，北京正加快將民用AI研究轉化為軍事用途。中國計劃到2030年具備“算法戰爭”及“網絡中心戰”的能力。這不僅意味著在武器系統中應用算法，更象征著戰爭形態的重大轉變，即未來軍事優勢將取決于算法的速度、復雜性與可靠性。

保持創新的前沿地位，固然是競爭的必要條件，但遠不足以確保在國家安全領域取勝。美國或許能夠不斷實現科技突破，卻可能未能及時洞察出人工智能所帶來的革命性軍事或情報新路徑。華盛頓的官僚體系設計，更多著眼于對既有系統的漸進式改善，往往難以設想新興技術可能引發的顛覆性變局。相較之下，北京的集中決策模式，則更易快速識別并利用顛覆性創新，這可能導致美國雖然在技術上繼續領先，卻在戰略層面被中國超越。

整合的必要性

在這場人工智能的全球競賽中，真正的勝利者，還需將AI深度融入本國經濟體系——確保人工智能廣泛可及，并能滲透至教育、能源、金融、醫療、物流、制造等多個領域。美國在推動消費端及商業AI應用方面，占據顯著優勢：科技公司實力雄厚，創新型風險投資生態體系活躍，民眾整體數字素養較高，且擁有廣泛的數字基礎設施。然而，這一切并非勝利的必然保障。若各級政府及企業未能建立正確的激勵機制，推動AI的全面整合，并未能建立公眾對AI的足夠信任，私營部門在采納人工智能方面，或將步履維艱，從而錯失提升生產力與創造新價值的重大機遇。此外，人工智能不僅可能增強人類勞動力，亦可能取代人類勞動。Anthropic公司首席執行官達里奧·阿莫迪（Dario Amodei）近期警告稱，AI或將在五年內導致美國失業率高達20%——這一結果，可能對美國的經濟與社會產生深遠而破壞性的影響。

與此同時，中國或將在人工智能的經濟應用賽道上，表現出出人意料的優勢。中國企業家已將更多目光投向人工智能的實際應用，而非僅專注于模型研發。例如，DeepSeek推出的開源模型，正助推中國AI模型的使用成本大幅下降，使更多企業得以嘗試并應用這項技術。這可能令中國在打造顛覆性產品方面占據先機。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在AI取代勞動力方面面臨的政治風險相對較低。相較于美國因自動化導致的就業擔憂，北京更可能將AI視作應對勞動力短缺的方案，而這一短缺正是中國人口老齡化及人口規模收縮的直接后果。

即使美國能夠維持在創新領域的領先地位，這一成就，仍不足以確保最終的勝利。

即便美中兩國在經濟各領域采納AI的力度相當，若中國能在利用AI推動制造業技術進步方面占據更大優勢，尤其是在機器人領域，美國仍可能在總體競爭中敗北。中國在工業機器人安裝方面，早已位居全球首位：2024年，中國制造商購買了全球市場份額的一半，且中國每名員工所配備的機器人數量，遠超全球平均水平。隨著“暗工廠”（即全自動化工廠）的普及，極端自動化正在制造業領域加速落地。例如，電子公司小米的智能手機工廠，可實現24小時全自動運轉，無需人力干預。隨著人工智能在空間推理及嵌入式智能方面取得進展——即使機器人能夠與物理環境互動并從中學習——工廠機器人或將能勝任更為多樣且復雜的物理任務。

盡管美國企業在軟件及服務領域表現卓越，這些領域也有望因AI廣泛采用而顯著提升生產力，但美國過去數十年在實體產業方面，已逐步將領先地位拱手讓予中國，尤其是在制造業、物流、能源及基礎設施領域。憑借國家主導的產業政策以及龐大的制造業基底，中國得以在這些領域大規模部署AI，從而釋放出巨大的生產力潛能，最終在經濟上可能超越美國。

加碼布局

全球科技強國，正競相建設支撐AI發展、部署與應用的數字基礎設施。盡管這場角逐的核心依然是美中之間的對抗，但其他傳統科技大國（如法國、日本、荷蘭、韓國、臺灣及英國）以及新興科技大國（如巴西、印度、沙特阿拉伯與阿聯酋）也紛紛加入戰局。每一位競爭者都旨在掌控人工智能所必需的數據、芯片、數據中心及基礎模型，并力圖在全球AI規范與標準制定中占據主導地位。正如人工智能及加密貨幣事務負責人薩克斯所言：“若全球80%的人使用美國的技術棧，那就是勝利；若80%的人使用中國的技術棧，那就是失敗。”

對半導體芯片的出口管制，為美國提供了顯著優勢。美國企業目前得以獲得所需的高端計算芯片，而全球大部分市場亦希望使用美國芯片，因為后者在性能上依舊首屈一指。特朗普政府試圖利用這一優勢，通過“flooding the zone”（即大規模向目標市場輸出）美國芯片及數據中心服務，鞏固在全球AI生態系統中的主導地位，首選的突破口便是沙特阿拉伯與阿聯酋等合作伙伴國家。其策略在于，借助市場力量，驅動大規模數字基礎設施投資，從而鎖定美國技術在這些地區的持續應用。

然而，在那些收入水平較低、客戶群有限，且缺乏基本基礎設施（如寬帶網絡與電力供應）的國家，華盛頓“順應市場力量”的策略，卻極可能導致投資嚴重不足。這一現實正在非洲、拉丁美洲、中東，以及南亞與東南亞多國浮現。這些國家都在尋求通過人工智能來推動經濟增長，而中國很可能在這些地區取得突破。中國提供的雖然是技術水平相對較低，但價格顯著低廉的AI模型——并且附帶補貼建設運維這些模型所需的物理與數字基礎設施——這讓中國有望超越美國。盡管中國目前尚無能力出口最頂尖的芯片產品，但對于許多發展中國家而言，成本與可及性往往比尖端性能更為重要，因此中國推出的“足夠好”的產品，極具吸引力。

2025 年 6 月，加利福尼亞州圣何塞展出的 AI 芯片馬克斯·A·切爾尼/路透社

放棄這些新興市場可能導致美國在技術前沿贏得競賽，卻將全球人工智能生態系統的領導權拱手讓給中國。這對華盛頓的影響，遠不止是地緣政治影響力與商業機會的喪失。中國的人工智能模型與基礎設施使之能夠輸出國家控制機制，并塑造跨越國界的歷史敘事與政治話語。這些工具通過支持人臉識別與語音識別系統，以及分析海量數據來監控個人，進而標記出所謂“可疑”行為，從而強化監控能力。它們會自動審查內容，或涉及敏感議題的內容；同時，這些算法還負責篩選與傳播宣傳。相比之下，美國的人工智能模型通常體現出對民主規范、透明度、隱私保護、用戶選擇權以及數據保護框架的更強承諾，從而減少政府濫用技術的機會。確保塑造全球現代生活的技術與民主價值觀相契合，關鍵在于華盛頓主動激勵美國AI企業，加大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并在當地建設基礎設施。

糟糕的政策選擇，可能使美國在構建與管理全球人工智能基礎設施的競賽中落后。過于嚴格的出口管制，可能疏遠盟友，或迫使搖擺不定的國家轉向中國產品。反之，若對先進人工智能芯片的管控力度過弱，又可能無意間為中國企業獲取或遠程使用這些芯片開辟通道，加速中國在技術上的追趕步伐。若華盛頓無法提出一個令人信服的技術治理愿景——一個在國家安全、經濟開放與民主價值觀之間，謹慎平衡的愿景——潛在的國際合作伙伴或將轉向他處。中國不僅在出口人工智能產品，更提供了一整套完備的工具箱，以頗具財務與政治吸引力的條件，協助全球相當多的發展中國家快速實現現代化。對于渴望利用AI促進經濟增長、改善治理的發展中國家而言，中國的方案往往是最現實、也最容易獲得的路徑。

一場向下競爭的賽跑？

即便美中人工智能競賽愈演愈烈，雙方亦無法忽視AGI以及其他高度先進AI模型所隱含的潛在威脅。確保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快速研發與部署過程中不增加災難性風險，已成為當務之急。非國家行為體或流氓國家利用AI模型發動攻擊、人工智能引發意外軍事升級，或對超智能系統失控的憂慮，都可能導致災難性后果。防止此類結果，需要人工智能大國在競爭中避免在安全問題上走捷徑。

當下最迫切的短期災難風險是，掌握先進AI系統的非國家行為體，可能發動大規模網絡攻擊，摧毀金融系統，或設計并釋放高度致命、易于傳播的病原體。這類風險已不再僅存在于科幻領域。人工智能研發領域的領先企業預測，其內部定義的危險能力閾值——以“提升度”（即人工智能模型顯著增強惡意行為者能力的程度）衡量——極可能在今年被突破。另一項迫在眉睫的威脅，則是可能出現與人類價值觀或意圖不一致的超級智能。若因設計缺陷、指令含混或難以預見的后果，超級智能采取危害人類福祉的行動，這種風險絕非空談。前沿AI模型已逐步顯現出欺騙性或陰謀性行為的跡象，使這一威脅更具現實可能。

華盛頓與北京，均有防范危險AI能力擴散以及避免失控通用人工智能出現的共同利益。這一共同關切，為這兩個人工智能超級大國——即使在激烈的技術競爭背景下——創造了合作空間，以便更好理解AI濫用及失控風險，并識別并研發有效的緩解措施。

對華盛頓而言，尋求化解人工智能威脅的途徑，已成為特朗普政府界定的緊迫任務，即使其他人工智能大國采取何種態度，這也是一項明智的政策選擇。即便失控的人工智能并不一定造成全球性災難，但一旦美國境內發生重大AI事故，無論是出于意外還是管理疏失，都將動搖國際社會對美國技術體系的信心。若美國被視為無法掌控人工智能這股巨大力量，其全球領導力及道德權威都將受到質疑，而中國可能利用因此產生的權力真空，通過承諾穩定與可控，來進一步擴張其影響力。

成功之道

中美之間多條人工智能競賽的軌跡彼此緊密交織。例如，率先實現通用人工智能（AGI），將強化領先國家的國家安全、經濟活力及全球科技影響力。而人工智能研發與應用競賽所引發的競爭壓力，也極可能加劇災難性后果的風險——因為在激烈競爭中，國家往往會犧牲安全保障，以換取研發速度。而這種危險，沒有任何國家能夠單獨應對。因此，若欲在人工智能競賽中取勝，就必須構建一種既能推動多領域進步，又能管控AI失控風險的戰略。

作為整體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華盛頓必須竭盡全力，避免被硅谷、中國及全球新興AI重鎮的最新進展所措手不及。被動應對的代價，可能是未能及時識別新興威脅，或錯失在人工智能發展上超越中國的機會。為防范此種局面，美國政府必須與國內AI領域的行業領袖保持緊密溝通，并時刻關注海外即將到來的技術突破。商務部將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AI Safety Institute）重新定位為美國人工智能標準與創新中心（U.S. Center for AI Standards and Innovation），專注于與業界合作研究并測試前沿AI技術，這是一項值得肯定的積極舉措。國家安全部門與情報機構同樣應密切關注人工智能技術的最新進展，并深入探索其潛在應用場景。

同樣，情報界必須加強對外國人工智能研發努力的監控，重點盯防中國的進展與戰略目標，以及中東新興AI強國的崛起。特朗普政府還應探尋進一步推動前沿AI發展的有效途徑。

必須確保AI企業獲得開發與部署AI模型所需的各種資源，包括充足的計算能力（主要表現為半導體）、高質量數據、頂尖人才以及充足且可持續的能源供應。在此過程中，避免制造新的問題至關重要。例如，若為滿足AI不斷增長的能源需求而導致氣候變化惡化，華盛頓就應當加大對核能等清潔能源的投入。

私營部門可能難以及時采用人工智能，充分利用其潛能。

華盛頓同時必須堅守并捍衛美國的技術優勢。為了防止AI技術被競爭對手迅速復制，美國政府需對先進半導體及制造設備等關鍵技術，實施嚴格的出口控制，加強研究實驗室及數據中心的安保，防范間諜活動及知識產權盜竊，并要求云計算平臺嚴格落實用戶身份驗證，防止其成為敵對勢力技術進步的工具。

為了在保持美國創新領先地位的同時維護國家利益，美國政府必須建立一個可擴展且具高度適應性的公私合作模式，攜手從事前沿AI研究的企業。這些合作應幫助政府加速采納先進AI，并推動更加審慎的安全實踐。美國人工智能公司可以通過獲取來自政府的敏感情報，更好地防范敵對勢力的網絡攻擊；而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也能通過共同研發，打造能夠提升國家安全的AI應用，例如高級網絡安全及生物防御工具，從而實現雙贏。

隨著中國利用人工智能與機器人技術，進一步擴大工業產能，華盛頓的政策制定者必須將AI的應用范圍，由科技產業拓展到更廣泛的經濟領域。特朗普政府應與國會合作，啟動專門的“工業人工智能”計劃，加速機器人技術與AI在制造業、物流、能源及基礎設施領域的研發及部署。通過稅收抵免、創新撥款及公私合作試點項目，政府可激勵工廠、倉儲及交通樞紐整合AI驅動系統，彌合美國尖端軟件能力與落后生產線之間的差距。

政策制定者也必須盡快采取措施，幫助因AI而失業的產業工人。這意味著大幅增加對STEM教育、職業培訓，以及再就業與技能升級項目的投資——這些項目將使那些因自動化失業的工人，能夠迅速轉向新領域，如機器人維護或AI系統監管。為了在人工智能主導的經濟中，為企業與工人提供清晰的規制與保障，勞動法律體系也亟需更新。隨著越來越多企業利用算法安排排班，并有更多工人以短期合同形式就業，美國現行的工資與工時法律應當現代化，以確保薪酬透明、公平且工作時間明確。同時，工作場所安全指南也需更新，以納入人機協作環境下的安全標準。加強失業救濟及其他直接收入支持，對于緩解因大規模勞動力轉型而可能帶來的社會破壞，至關重要。

在人工智能領域追求競爭優勢時，絕不能在安全方面走捷徑。

若美國希望引領全球人工智能技術生態系統，便必須不僅僅將先進AI及數據中心技術，留給富裕國家。為了與中國“足夠好”的人工智能系統，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展開競爭，特朗普政府應探索公私合作模式，為這些國家的科研人員及企業家，提供慷慨的訪問權限，讓他們能使用美國的云計算系統。同時，應通過國際開發金融公司等機構，擴大政府支持的金融工具規模，包括低息貸款、貸款擔保、股權投資、政治風險保險及稅收優惠等。這些激勵措施應著重支持在巴西、加納、印度、印度尼西亞、肯尼亞、墨西哥、尼日利亞、菲律賓與越南等關鍵新興市場，建設必要的數字基礎設施。

最后，特朗普政府必須采取措施，降低最壞情況的風險，并為可能的緊急狀況做好準備。應組織涉及AI災難性濫用或失控超級智能的桌面推演與危機演練，為高級決策者提供演練應變的機會，識別薄弱環節，并提升在高壓環境下做出明智決策的能力。

此外，美國與中國對自身及全球都肩負著深重的責任，必須攜手合作，降低人工智能帶來的風險。正如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之后，美蘇在核軍備競賽中設立護欄，雙方合作談判《核不擴散條約》，意識到不受管控的核競賽，終將把人類引向深淵。華盛頓與北京如今必須在人工智能競爭與合作之間，開辟一條同樣狹窄卻必要的路徑。雙方可先行達成雙邊協議，建立AI事件通報機制，并分享AI安全、可控以及確保符合人類價值觀的最佳實踐。進一步的談判，應聚焦于應對AI濫用或失控場景的具體措施。

美中之間并不存在一場單一的人工智能競賽，這一觀念未能反映當下競爭的真正復雜性。挑戰的本質，在于爭奪的不僅是一場決定性的單一勝利，而是一場涉及多個維度的持久較量，其結果將深刻塑造國際力量格局。在這場技術與戰略緊密交織的AI競爭中，華盛頓唯有采取一套整體戰略，方能確保勝局。否則，在某一領域取得的成功，極可能在另一領域產生新的漏洞——而任何領域的忽視，都可能導致美國的全球地位，不可逆轉地走向衰退。

作者

科林·H·卡爾是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與合作中心史蒂文·C·哈齊高級研究員，以及蘭德公司高級顧問。

吉姆·米特爾是蘭德公司全球與新興風險副總裁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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