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具備二元模式特征，就是簡單地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由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擴展到人和多人之間的關系，似乎有著一定的邏輯性，但這種模式有著天然的限制，很容易出現推廣不了的現象，也很容易被改造，成為權力系統利用的工具。

人們在想一個共同體的時候，很容易想到最簡單的模式就是二人博弈，因為二元是最簡單的關于“多”的表達模式，就好像人際關系可以簡化為二人問題。孔子提出仁的思想，主要應用于處理和他人的關系，是一種二人博弈理論。人與人之間應該講求仁愛，講求和諧，進而把這種關系擴而大之，擴展到對所有人。倘若每一個人都對他人講求仁愛，講究和諧關系，那么社會將會變得很美好。這是孔子的看法，也代表了后代很多儒生的看法，但這種關系是一種二元模式，并不能擴展到多元模式。孔子那個時代沒有所謂的二元模式和多元模式，只是孔子和弟子們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應該和諧，而不應該爭斗，更不應該為了利益打得頭破血流。他們從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說起，其實主要就是兩個人之間的關系說起，最終擴展到所有人，但不足以正確表達人際關系。二人關系有著人之間的對話、交往、合作和分享的單純理想性質，卻不具備“結盟”、“選舉”、“搭便車”等多人關系。孔子提倡的仁就是二人關系，希望復雜的多人關系能夠變成如二人關系那樣單純。但孔子還是幼稚的，因為多人關系比較復雜，并不像二人關系那樣理想化。

孔子周游列國的時候，諸侯之間的關系就是多人關系，并不像二人關系那樣和諧。諸侯要的是土地、人口和財寶，并不要孔子提倡的仁義思想。當時有諸侯國之間的戰爭，由各種說客游走于諸侯國之間。朝三暮四，朝秦暮楚，搖唇鼓舌，大行欺騙之能事。社會是禮崩樂壞的，并不是孔子希望看到的那個樣子，于是孔子就要用仁義思想來匡正社會風氣，卻沒有任何一個諸侯采納他的思想。后代儒生并沒有多少創新，即便有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也仍然在強調儒家的仁義思想，通過這種思想愚民，而不是開啟明智。后來發展出了禮教傳統，發展出了“存天理，滅人欲”思想，卻仍然是二元模式，而不會產生多元模式，這似乎是儒家思想的局限，也是統治階級改造儒家思想之后想要達到的目的。孔子推行仁的思想，不被諸侯采納。后代君主改造了孔子的思想，強化了階級秩序，最終形成了改造了的儒家思想，強制推行之后，讓不讀書、不識字的老百姓都知道了，也讓他們遵守這樣的思想規范，最終形成了愚民的效果。倘若孔子思想出現的時候就是多元模式，要實現結盟，要實現選舉制度，要實現公平競爭，要實現發展經濟的思想，那么社會將會變得非常先進。

孔子有個人的思想局限性，他的弟子們也有思想局限性。即便帶有思想局限性的理論提出來了，也仍然會接受后代權力系統的改造，要借助權力系統推行，不然就不能大行其道，不能被老百姓接受。孔子的思想局限性和古代文明的局限性是有關系的，孔子生活的年代屬于春秋末戰國初。封建社會還沒有形成大一統的局面。各個諸侯國之間紛爭不斷，以至于弄得民不聊生，孔子想要提出仁的思想，要諸侯國之間互相溝通，互相愛護，就會實現天下太平。但這樣的思想需要借助權力系統推行，才可以真正實現。當時權力系統并不想推行，無論是天子還是諸侯，都不想推行他的思想。因為推行思想要靠權力系統做背書，而權力系統又不會做賠本的買賣，不會免費推廣，更何況權力系統的諸侯都不喜歡呢！但孔子的思想并沒有完全被淘汰，經過后代儒生的發展，權力系統逐漸改造了這種思想，形成了封建禮教思想，也形成了封建傳統觀念，最終統治人們的頭腦。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但后代很多儒生都在朝拜孔子像，雖然是尊師重教的一種表現，但明顯地帶有“怪力亂神”的意思。當代的學生不在朝拜孔子像，也不再尊師重教，走向了古代教育的反面。

孔子用樸素的思想來揣測人心，揣測天下，總是以二元模式來說事，那么這種模式就帶有了天然的局限性。儒家思想有自己的評判標準，有君子小人的鑒定，有善和惡的判定，卻往往帶有偏激的思想，并不能看到全部的事實。往往權力系統有認定君子和小人的資格，有認定善于惡的資格，卻往往帶有明顯的階級局限性。被權力系統認定的壞人有可能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好人，被權力系統認定的好人有可能是老百姓心中的壞人。好人和壞人的概念是相對的，并不是絕對的，即便權力系統認定之后，也仍然存在著局限性。儒家思想本身就具有這樣的局限性，認為世界上的大事不過是自家門前的事，國與國之間的關系無外乎家與家之間的關系、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于是就有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美好的理想。往往要實現個人的理想和抱負，要替皇帝分憂解難，要治理天下，卻最終成為權力系統的附庸，成為被權力系統利用的工具，也沒有做出驚天動地的大事，沒有做出為老百姓謀福利的事，也不可能產生民主思想，更不可能搞選舉了。

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不像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那么簡單，而儒家思想恰恰從人與人之間的二元模式開始推導，進而推導出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本身就帶有一定的偏頗，看來當年諸侯不采用孔子的思想，是有一定原因的。孔子的思想只適合用來宣揚道德，卻不適合用來治國，倘若用來治國，就一定要接受權力系統的改造。權力系統改造了儒家思想，就等于確立了自己的道德規范，當然也就不是純正的儒家思想了。明清時期實行閉關鎖國政策，是皇帝下達的命令，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儒家思想的二元模式有關。儒家的二元模式雖是現實的錯誤表達，卻是理想的希望。想從二元模式推導出多元模式，本身就是錯誤的，從多元模式導出二元人際模式的合作本身是簡單的。儒家二元模式認為世界是好的，還有對人性善良的預判本身是理想化的，現實卻往往相反，而多元模式認為社會是壞的，人性是壞的，就要用法律來治理，達到維護社會和諧的目的。經過實踐檢驗，儒家的二元模式太過于理想化，甚至會對人性形成一種扼殺，就像改造了的儒家思想演變成封建道德一樣，扼殺了人性的創造力，甚至扼殺了人性的活力。而多元模式前提是社會禮崩樂壞，人性是壞的，就要用法律來糾正，卻可以營造社會和諧的局面。人們應該懷揣儒家的美好理想，嚴格遵守法律和執行法律，適應多元模式，而不能被二元模式束縛，以免被奴役和剝削，失去了話語權還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