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的“文化挪用”標簽已然坐實，長期以來將我國傳統文化據為己有，并積極申遺的現象屢見不鮮。

盡管大量歷史證據確鑿無疑，但聯合國在審核過程中似乎并未將其納入考量范疇。面對韓國頻繁提交的文化遺產申請，國際組織頻頻點頭批準，其背后邏輯值得深究。

為何聯合國持續認可韓國的申遺行為？他們所依據的核心理由究竟為何？

其實，錯讀規則的一方或許正是我們自己

當韓國“江陵端午祭”成功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消息傳來，國內輿論一片嘩然，許多人感到震驚與憤怒，仿佛祖先留下的文化瑰寶被他人竊取。這種情緒至今仍在網絡空間廣泛傳播，但我們始終未能真正觸及問題的本質：為何韓國不斷侵占中華文化元素，卻能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

這并非是一場單純意義上的“文化剽竊事件”。若說文化可以被搶奪，那只能說明我們自身對文化遺產的守護存在疏漏。在這場無形的文化保衛戰中，我們的應對策略顯得過于被動，而那份義憤填膺的情緒，某種程度上也略顯沖動甚至幼稚。

深入剖析我們憤怒的根源，其實源自一個巨大的認知誤區——我們誤以為申遺如同注冊商標，必須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則，一旦被韓國搶先登記，我們就失去了使用權。然而事實遠非如此。要理解“歸屬權”問題，我們需要先厘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評審機制。

談及向全球申報文化遺產，就必須了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這一評審主體。他們的評判標準并不基于歷史起源，而是聚焦于文化的現世狀態。換句話說，他們關注的不是“誰更早”，而是“誰還在傳承”。

一項文化實踐是否仍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延續？它是否仍具有現實意義和社會價值？最關鍵的是，是否有群體在主動地將其代代相傳？這些才是決定能否入選非遺名錄的核心要素。歷史記載再詳盡，也不等于文化的生命力。

即便擁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如果只是陳列在博物館中的文物或古籍中的文字記錄，聯合國并不會予以認可。要想贏得國際承認，必須確保文化仍然“活著”。從這個角度來看，韓國的做法真的是在鉆空子嗎？

更重要的是，聯合國并不排斥多個國家共同申報相似項目。以端午節為例，在中國網民強烈抗議的同時，“中國端午節”同樣被列入了世界非遺名錄。由此可見，國際組織并沒有否認我們的文化傳統，而是歡迎不同國家共同展示同一文化的多樣性。

這表明，國際舞臺的大門始終敞開。韓國之所以頻頻成功，是因為他們比我們更早、更深刻地理解并運用了這套規則。他們善于聯合東南亞其他國家進行聯合申報，從而大幅提升成功率。這也是為何我們總能看到“今天韓國又‘偷’了什么”的新聞層出不窮。

參賽隊伍不在同一水平線

當我們真正讀懂規則后，再來審視中韓兩國在申遺領域的準備情況，差距可謂天壤之別。韓國早已組建起一支由國家級機構統籌管理的專業團隊。早在20世紀60年代，他們就通過立法設立了“文化財廳”這一核心部門。

對他們而言，申遺是一項系統性工程，由政府主導開展全國范圍內的文化普查，篩選潛力項目，并組織頂級專家團隊準備申報材料。從學術論述到影像制作，再到外交溝通，整個流程高度專業化、標準化，宛如一條高效的生產線。

反觀當時的中國隊，則更像是分散在全國各地的“民間游擊隊”。在韓國“江陵端午祭”申遺之時，我們甚至尚未建立完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數據庫。許多申報工作依賴地方文聯或民間協會自發推動，缺乏統一協調和專業支持。

這就是所謂的“文化斷層”。我們習慣于集中資源處理大事，但對于這類看似微小的文化事項卻未給予足夠重視。不過中國人有個優點——失敗時總能總結出一套詳盡的經驗教訓。

如今，中國已迅速建立起自己的“正規軍”，非遺項目總數不僅遠超韓國，更位居全球第一。這也印證了我國文化底蘊的深厚程度遠勝于韓國。但在實際操作層面，我們仍存在一定短板。雖然手握豐富的文化資產，但它們的狀態卻參差不齊。

我們的優勢在于擁有海量不可辯駁的“歷史鐵證”——談醬料，有馬王堆漢墓出土的2100年前醬壇；論榫卯結構，河姆渡遺址留存著7000年前的木構件；至于活字印刷術，《夢溪筆談》中更是有明確記載。

這些都是珍貴的文化資產，但問題在于它們往往以冷冰冰的“考古報告”形式呈現，停留在“文物”層面，遠離大眾生活。而韓國人擅長的，正是將文化轉化為貼近生活的“人間煙火”。

盡管江陵端午祭的內容與中國龍舟競渡、粽子習俗有所不同，但它已成為當地民眾熱衷參與的節慶活動。他們申報的泡菜，是每個家庭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食物，與其說是食品，不如說是承載民族情感的文化符號，深深烙印在韓國人的味覺記憶中。

這些文化形式鮮活生動，充滿人情味。而比文化狀態更令人擔憂的，是負責傳承這些文化的“人”。我國眾多非遺傳承人處境堪憂，不少民間藝人在僅靠每年不足萬元的補貼艱難維生，技藝瀕臨失傳。

反觀韓國，國家投入專項資金，系統培養“人間文化財”傳承者，并將相關技藝納入中小學課程體系，為文化注入源源不斷的新鮮血液。一邊是即將熄滅的文化火種，一邊是熊熊燃燒的文化圣火，生命力的強弱顯而易見。

韓國的表達更具吸引力

如果說上述因素構成了基礎競爭條件，那么決定勝負的關鍵則在于如何向世界講述自己的文化故事。在這方面，我們的確落后太多。韓國人天生擅長講好文化故事，他們能把一壇普通的醬料包裝成關于“等待、發酵與親情”的動人敘事。

他們能夠把復雜的繩結技藝，講述成一段源于中國、卻在本土落地生根的演變歷程。他們運用現代影像語言與情感共鳴機制，將文化IP打造得熠熠生輝，并借助韓劇、綜藝等平臺向全球輸出。

而我們的文化遺產申報材料，常常像一篇篇學術論文。我們熱衷于羅列詳實史料、進行嚴謹考證，但卻忽視了“講故事”的藝術——我們告訴世界“這是我們的”，卻沒有傳達“它為何美麗”、“它對當代生活有何意義”。

在榫卯、暖炕等后續爭議中，我們一次次搬出更早的歷史證據，卻始終在“文化表達”這一環節處于下風。我們并不缺少寶藏，只是在將這些寶藏呈獻給世人時，未能展現出它應有的光芒。

回顧這場持續近二十年的文化博弈，憤怒與指責不過是失敗者的自我宣泄。真正的勝利，從來不是在聯合國贏得一塊獎牌，而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在當代社會中讓文化煥發新生。

與其在網上爭論火炕的歸屬問題，不如拍攝一部溫情脈脈的紀錄片，展現東北百姓在火炕上度過寒冬的日常生活與人情百態；與其糾結端午祭的爭議，不如大力支持本土龍舟賽事，關注那些仍在堅持手工包粽的匠人。